新媒体如何改变政府传播

公务员微博：新媒体如何改变政府传播——基于四个公务员个人微博的内容分析

冯瑞青　朱秋硕　刘玮诗　张文君　张诗曼

冯俊达　朱婷柳　许　晶

指导老师：张　宁

摘　要　公务员微博在公共领域里构建了一个公务员与公众直接交流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信流迅速、无限准入、多元共存、平等交往，与协商民主所包含的平等、公开、参与、多元的精神内核相呼应，在技术上和话语空间上具备了协商民主的一定条件，改变了政府传统的传播方式。公务员微博在政务公开、对话沟通、改善工作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协商民主理念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公务员微博仍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时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本研究基于四个较为典型的公务员微博进行内容分析，对其微博的传播、主题、互动、个性、特定事件五个方面分别设置相关指标进行分析，以考察公务员微博传播在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效果方面的表现和特点，探讨新媒体如何改变政府传播，并为微博政务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公务员微博，政府传播，协商民主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作者简介　冯瑞青等，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公共传播学系，E-mail：263462893＠qq.com。

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85亿^[1]，互联网拓宽了国内的传播环境，随着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日益增强，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从网站公示，到接受“网络信访”、“网络问政”，官民交流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交流；从政府牵头，到公务员个人自觉参与，政府从高居庙堂转向深入群众。

2006年3月，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微博”出现，它可以即时、随地、多途径发布消息，是一种互动及传播性极快的工具。积累了一定网络政务经验和意识的政府，当然不会忽视了微博这一备受关注的新媒体。2009年11月21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开通“微博云南”，受到网友和媒体关注，赢得“中国第一家政府微博”的称号。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2]

公务员作为政府人员，面向群众时，代表着政府；而作为独立的个体，又有着表达自我的自由。公务员开通微博，面临着公职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双重选择。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公务员都开设了微博，对这两类微博，信息发布的真实化、人性化、持续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公务员微博与政府部门微博是自然、而且应该有差别的。首先，公务员微博由个人经营，信息发布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可以更加灵活，能表现出公务员的个性。其次，每个公务员微博都是一个信息场，能开拓更广阔、更细致、更专业的“上传下达”的渠道。

但是，公务员微博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一些公务员开微博只是“赶时髦”，没有实在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有较强的象征性意义，网民容易把其言论与公职身份联系在一起，不当言论造成的影响是大范围的。

2011年4月，《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首次公布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政府机构微博和十大政府公务员微博。也有专家学者对“微博政务”“微博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做过研究并指出：网络平台对政府与网民之间的关系有着建设的作用，但无论平台怎样发展，公务员的民生诚意才是官民互动最基本的内因。公务员要和民众达成更好的沟通，开放更多切实有效的民生渠道、实地考察、改善体制、真诚交流才是最终实现良好的官民互动的长久之计。

本文将通过有代表性的公务员微博个案，以内容分析法为主，从其微博的传播、主题、个性、互动、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新媒体如何改变政府传播，为更好地建设公务员微博提供参考建议。

二、理论基础

电子政务的发展已逐渐拓宽了官民沟通的渠道，但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微博这种新媒体在政府传播中的应用，能否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效度并改善政府工作，最终成为促进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力量，取决于网络交流的质量，因而提高公务员个人的微博经营水平成为了重要任务。在此，我们引入“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协商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由民主宪法规定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中，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3]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社会产生诸多问题的回应，协商民主理论兴起。“协商民主”一词最早由约瑟夫・毕赛特（Joseph M.Bessette）提出，伯纳德・德曼（Benard Manning）和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哈贝马斯以话语理论为基础，将偏好聚合的民主观念转换为偏好转换的理论，从而使协商民主真正地成为20世纪末最引人瞩目的民主理论。

自2004年我国引入协商民主的概念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协商民主有三种基本涵义：治理模式说，即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理性进行民主治理的新模式；组织形式说，即协商民主是将特定的公共协商程序作为合法性来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提供理性协商空间的组织形式；决策方式说，即协商民主是公民通过理性、公开、自由以及平等的协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4]

陈家刚根据不同学者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整理出协商民主的八点特征^[5]：（1）多元性：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和前提，多元文化社会要求政治体制、运作机制对于解决分歧作出明确回应；（2）合法性：协商民主关注作为过程的民主，使民主结果具有充分的合法性；（3）程序性：协商民主尊重程序，并将程序看做是决策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性要求；（4）公开性：协商过程是公开的，立法或政策建议是公开的；（5）平等：参与协商过程需要机会平等、资源平等、个体参与者的能力平等；（6）参与：自由、平等的公民积极参与协商过程才能形成基本共识，有利于合法决策的实现；（7）责任：协商过程的参与者有责任维护并促进公共利益；（8）理性：理性是保证协商过程能够合理趋向共识并诉诸公共利益的关键条件，协商过程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的诉求。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丰富的协商政治实践，有序的政治参与有着多样化的实践，如民主恳谈、民主议事会、旁听、网络参与等。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互联网承担着更多的政治作用。互联网世界无限准入、平等、开放的特点蕴涵着各种协商民主的要素，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更是凸显了这些优势。微博发布内容精简，且能通过多种途径发布信息，降低了使用门槛，能容许多元意见的呈现，微博的多元化与协商民主的前提一致。微博的“关注”跟随机制和信息的快速推送机制，让网络活动有了更多互动和即时的特点，与协商民主产生的“交往民主”“话语民主”相一致。政务微博在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形式。

政府借助微博传播能更好地治理社会。随着民主建设的发展，政府从“统治”更多地向“治理”转变。“治理意味着公共事务的各个行为者最终会形成一个自主的、拥有权威的网络。这一网络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6]公务员是公共事务在微观层面上的执行者，借助微博的力量，发挥协商的作用，将能形成多元的、网状的权力向度。

三、文献综述

研究主要从“微博的社会作用”“微博政务”“官员微博”等方面寻找先行成果。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归为以下三类：微博与传播的研究、微博与政治的研究、对官员微博的观察分析。

（一）微博与传播

对于微博与传播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理论上、表现上、影响上研究微博的传播现象。

学者们注意到微博对传统传播学理论的冲击：“把关人”地位下降，“沉默的螺旋”因了话语权的下放而减弱。^[7]有学者则从微博空间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8]、巴赫金的“广场领域”^[9]来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

研究微博的传播学表现的文献较多。学者们从微博的传播要素、传播方式、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微博的碎片化、快速化、多样化、融合化的传播特点有着普遍共识。而对微博的传播方式则主要存在着两种说法：一是“裂变传播”，其传播模式“信息聚合—临界点—信息裂变”^[10]；二是“多级传播”，传播通过各个“微博圈”之间的联系实现，言论呈螺旋式上升直至形成焦点。^[11]

对于微博带来的影响的研究，较为突出的是微博对舆论的影响研究。有的从民间出发，指出微博改变了公共事件发生机制；也有的从舆论引导的角度，探讨舆论领袖的特点，或向政府、媒体提出微博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建议，^[12]而这已涉及微博与政治的研究。

（二）微博与政治

对微博与政治的研究，学者们既看到了微博促进民主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强调微博在民主监督、民意表达、官民沟通等方面的功能，也指出了“微博问政”的存在问题，如作秀、搞形式、官腔等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宏观上，2011年4月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实施并完成了国内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对整体把握中国政务微博的基本现状、主要特点、问题、对策等有指导性意义。微观上，有学者对“微博两会”、“公安微博热”等具体现象进行探讨，从典型中提取经验。其中一个典型就是云南官员伍皓，此时研究就深化到了微博与公务员。

（三）官员微博

“微博与官员”的文献多为评论性文章，对官员微博的作用、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进行讨论。学者认同官员微博是政务公开渠道的补充，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政绩工程、更新少且内容老旧、角色定位迷惑等。至于官员应如何更好地利用微博，有代表性的是“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学会讲话，结果为上。还有研究通过访谈的形式，从官员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官员微博现象，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微博与传播”的研究较多，而政府作为社会中重要的信息传播主体，对“微博与政治”的研究有一定数量，着眼于微博对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影响和问题，对我们把握当前的政务微博状况有着指导性作用。与之相比，对官员个人微博的研究不多，以关注“两会”官员开博、话题官员伍皓为主，篇幅较短，多为热点讨论，较少系统研究；多为宏观观察，缺少个案论证。另外，在这些研究和讨论当中，“政府”“官员”“公务员”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事实上，虽然它们都在一个体系里，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对其要求和期望也有不同之处。

微博改变着政府传播，让公务员个人也能借助这个平台来传播政府事务，这反映出政府对民间更开放、更尽责的态度。公务员是政府传播的输出窗口，从个体渗透，对提高政府工作的整体水平有着基础性意义。

四、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研究框架由传播、主题、互动、个性、特定事件五部分组成，考察的是公务员微博在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效果方面的表现和特点。为考察“传播者”的情况，研究设置了“个性”指标，分析博主的个人情况对其微博经营的影响；“传播内容”方面则设置了“传播”和“主题”两个指标，分别从数据特征和主题表现上进行考察；“受众”通过设置“互动”指标以了解公务员微博对公众的影响力；“传播效果”主要通过“特定事件”指标来探讨公务员在特定事件中如何传播、反响如何。需要说明的是，各个指标所能反映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比如“特定事件”中既能看出传播效果，也能体现传播行为；“互动”指标的粉丝数、被转发数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播效果。

以上述框架为基础，研究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公务员的新浪微博作为研究对象：廖新波（＠医生哥波子）、伍皓（＠伍皓红河微语）、朱永新（＠朱永新）、周泓（＠周sir的和平天空）。这四位公务员的选取考虑到了他们的职务级别（从厅级官员到基层民警）、部门领域（医疗、教育、文化、安保）、任职地区（东南沿海、西南内陆、首都北京）等因素的代表性，务求令研究更有参考意义。

五、研究结果

（一）传播

“传播”指标通过微博的内容载体、组成情况来考察公务员微博的传播行为特征，关注其信息处理和选择的倾向性。

表1　公务员微博“传播”分析^[13]

四位公务员都较早开设了微博，微博总量有一定积累，体现了他们有着较强的民主交流意识。原创性质的微博占了最大的比例，可见博主把微博作为信息的辐射源，有主动传播信息的自觉性。从形式上看，廖新波微博有意附上文章链接以加深理解，伍皓注重营造视听观赏性，朱永新注重文字表达。虽同为公务员微博，但根据他们所属领域、所主要面向的公众的类型不同，其微博的组织形式和成分会有较大差异。公务员通过对传播信息进行处理和选择，对公众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公共协商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参与政治过程。博曼认为，协商过程需要机会平等、资源平等和平等的说服力，其中，平等的可支配资源涉及物质资源与认知能力。^[14]技术的普及让更多公众拥有互联网这个强大的资源，但是公众的认知能力是有差异的。公务员有着各自的专业和见解，微博针对特定的公众、特定的领域选择不同的传播形式组合，能帮助公众更好地接收、理解信息。除了信息传播功能外，还有着一定的教育功能，能提升公众在协商过程中的资本，比政务公开更进一步。能否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争取、服务公众，也是公务员素质的体现。

（二）主题

“主题”指标的分析对象为原创微博，根据微博的关键词和具体内容来归类统计，研究的是微博内容建设。

表2　公务员微博“主题”分析^[15]

四位公务员的微博中，关于公务的内容平均占到总数的48.9％，除了报告公务信息，还会加上适当的评论补充，这一点灵活性是公务员微博区别于政府部门微博的重要表现。其次，个人观点、生活的内容是第二块主要内容，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与公众分享自己的思想、生活，表现出公务员亲民的姿态。“回应提问”的内容反映出公务员与网友的交流互动状况，言辞犀利的公务员纠结于澄清、辩解立场而多回应，如廖新波和伍皓；个案事务因能更有效、快捷解决而多回应，如周泓；专业问题需多番讨论而多回应，如廖新波。

从主题设置能看出公务员对待政务公开的态度。协商民主具有公开性特征，信息公开是协商的前提，协商的空间、内容、过程都应是公开的。政府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协商是不现实的。公务员微博不但公开政务，还公开自己对政策、工作的理由和偏好，使公众知道政策、工作的形成和进展的同时，能启发他们的思考和争论。公务员积极听取网友声音，发现问题，进行反馈，形成一个对话交流的民主局面。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协商民主是一种对话、讨论和公正妥协的过程，协商过程是平等的，协商不能仅仅局限于政策咨询或垂询”^[16]。目前的公务员微博还不是一个适合协商的平台，公务员可以解答一些网友对政策、工作的疑问，能对一些议题进行发掘和讨论，但是公共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微博这个碎片化的平台所能承担的。另外，网民的意见经常带着个人的情绪和利益，这些都与协商民主包含的公共利益、理性讨论的要求相去甚远。

（三）互动

“互动”指标通过统计公务员微博的粉丝量，及微博的被评论、被转发的情况，考察公务员微博的传播力。

截至统计之时，伍皓的粉丝数是最多的，达116万，其次是朱永新。究其原因，与伍皓的话题性、朱永新的高官位有关。廖新波因其医疗专业的高门槛，阻断了更多普通民众的关注。周泓的粉丝虽少，但“僵粉”比例也小，多为大学城学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纵观三个指标，公务员的职位层级、知名度、专业属性都会影响其微博的影响力。

表3　公务员微博“互动”分析

在微博这一平台上，公务员与公众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有利于协商参与者地位的平等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众借助微博这个协商平台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但从粉丝们的评论性质可以看出，比起参与，更多的公众在围观，这反映出公众的参与意识仍然有待提高。参与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过程，协商过程的参与者需积极参与辩论和说服的过程，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切忌把围观当做参与。所以对于传播效果的考察，除了反响的规模以外，需要更多关注受众的行为改变。理想的协商民主生活中，公民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但现时粉丝关注公务员微博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猎奇、窥私心理，人们的注意力发生偏向，应积极提倡民主监督、公共利益、参与、理性精神。

（四）个性

“个性”指标分为个人特色、语言风格、传播资本，研究作为传播者的公务员的个人行事、行文、为人的特色，探讨传播资本对其微博经营、影响力的影响。

表4　公务员微博“个性”分析

续表

①“传播资本”是指官员开微博前的知名度，媒体报道程度，是否有博客、媒体专栏、专题采访，是否是焦点事件的主人公。

续表

据观察，廖新波属“学者型官员”，语言朴实，直率敢言；伍皓行事高调，充满话题性；朱永新有文人气息，注重观点表达；周泓平易近人，诙谐幽默。根据背景资料的搜集了解公务员的传播资本可知，进步的政治意识、丰富的网络经历、权威的专家身份，能锻炼微博经营能力与积累媒体资源，增强微博影响力。

各具个人魅力的公务员微博一改政府的刻板形象，有利于营造更和谐的官民交流氛围。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追求呈现多元的取向，多元的社会现实是协商民主的动力。协商是一个对话、交往的过程，要回应多元的需求，就需要政府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一成不变的刻板形象和行为。我国传统的政治氛围保守化、一元化，不利于民主化的发展。和谐的多元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政治要能容纳多元的声音，首先就要在体制内能容许个性化的公务员。公务员开设微博的实践是疏导政治环境、丰富多元的尝试。公务员有着各自的经历、见解、专长，借助微博的放大效应，能使公务员的价值得到更加大的发掘。

（五）特定事件

“特定事件”指标分析公务员在持续关注议论或主导传播中的事件中如何传播、反响如何，考察的是在特定事件中公务员微博发挥的作用。

因为具有意见多元集合和传播迅速的特征，微博上时刻发生着或大或小的事件，特殊敏感如公务员微博更甚。微博作为社会传话筒、减压，有着化解危机的作用，同时，它对事件的放大效应也在酝酿着危机。在特定事件中，作为主导传播者的公务员为事件、政策的了解提供第一手资料，如朱永新的“两会”传播；作为关注议论者的公务员通过个人影响力来吸引关注，如廖新波关注医生尊严。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官方身份，“政府”这一光环扩大了公务员言语与行为的影响力。在公共领域内，公务员通过个人的参与，沟通参与民主协商的各方的信息，关注彼此的往来，有助于缓解多元利益团体的冲突，促成理性协商的局面。

表5　公务员微博“特定事件”分析

①2011年6月，廖新波就上饶医闹事件发表评论，正值高考期间，“卫生厅厅长奉劝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的言论被截取、放大引起广泛关注。

②2011年4月13日，红河州出土了一块酷似猿人的树根，伍皓发微博两邀媒体关注，并“诚邀方舟子和网友打假”。

③2011年8月13日，中山大学女生宿舍遭遇入室盗窃，有同学受伤，但关于案情的具体情况，学生本人、同学、保安的说法不一。

从传播效果来看，虽然公务员发布微博的数量、关注的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却能引起大范围的站外转发，可谓“微言大义”，其引起的报道转发，或是针对由于公务员主导传播的微博事件本身，或是采用公务员的观点来作为报道的论据，其效果规模与时下热点、群众关切、媒体需要、内容分量有关。

事件有正面事件也有负面事件，我们在关注公务员微博对特定事件的效果时，除了事件的反响规模，需要更多关注的是事件的性质以及影响。

六、议论和建议

公务员微博在公共领域里构建了一个公务员与公众直接交流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信流迅速、无限准入、多元共存、平等交往，与协商民主所包含的平等、公开、参与、多元的精神内核相呼应，在技术上和话语空间上具备了协商民主的一定条件，改变了政府传统的传播方式。

作为传播者的公务员，以网民身份与民众交往，体现了一种亲民的姿态和平等的民主理念。公务员微博作为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实时多面的信息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晓权，使公众能够仔细审阅协商过程。通过微博的放大效应，公务员的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掘，以讨论收集民意、以专业帮助解难、以个性吸引关注。权力对媒介的利用从“喉舌”向“交流”转变、从组织安排向个人自觉转变。但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以公务员身份开通微博代表的就不仅是个人，它还带着政府行为的烙印，所以任何不当的言论、民众的曲解都会影响到政府的威信，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公务员微博的传播内容跳出了传统政府叙事的框架，与政府部门微博相比，公务员微博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灵活性和个性，有了更多元化、人性化的表达。从主题设置上看，公务员在微博平台上传播关于政策告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将政府议题置于公众领域之中，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建议，从而形成合理的公共判断，构建共同行动的基础。此外，在公务员个人生活、观点的内容中，公务员作为个体的表达，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回归。对政策的个人解读、热点问题的关注、网友意见的反馈，将探讨视角进一步深入，起着教育的功能，引导公众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为公众参与协商的资本增加筹码，建立适于协商民主发展的公民社会。

公务员微博让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得到更好的实现，并促进官方与民间对话交往渠道的建立，政府更加重视信息公开、了解民意、沟通协商。但是公务员与受众的互动毕竟是有限的。再者，在传播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发生了偏向，部分人存在猎奇、发泄的心态，而不去关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目前的微博更多地在发挥着一种弱势群体表达、维护公正的作用，还不是一个适合多元群体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理性协商、决策的平台。这是因为我国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秩序、渠道等存在着许多问题；而协商民主的构想则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发展、民主建设较完善的基础之上。此外，微博政治参与的主体集中在社会精英阶层，网络的民意不一定代表着真实的民意。

从传播效果看，公务员的特殊性借助微博的快速、裂变式传播，能迅速引发爆点，这在政府危机传播中能迅速占领舆论高点，减少危机对社会、政府权威的冲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的相关进程也能通过微博及时发布第一手资料，做到信息公开，为平等协商提供前提。但是，微博上碎片化的信息极易产生“断章取义”的误读，煽动情绪，对公务员的监督演化为集体批判、发泄取乐，政治参与行为异化为集体无责任的“狂欢式娱乐”，带来不良的影响。这些都给政府传播带来挑战。实际上，公共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复杂、慎重、漫长的过程，高关注度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公务员微博提出改进和发展的建议，让政府能够利用新媒体实现更有效的传播。

第一，公开公信，平衡身份。协商民主具有公开性特征，协商过程、内容的公开将政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以公务员身份开微博，就应该平衡好公职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关系，明确开博的目的和定位，避免因个人情绪、言辞不当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多元兼听，大度包容。协商民主具有多元化特征，多元的文化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协商民主追求平等的理念，每个受决策影响的公民都应该得到容纳，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民众的声音不一定都是赞同的、理智的，公务员开微博要学会宽容，听得下反对、质疑的声音，学会怎样应对矛盾冲突。

第三，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协商民主具有参与性特征，鼓励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公共协商，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公民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作为决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理应积极配合、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务员微博面向民众应该放低姿态，以真诚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与网友互动交流，倾听民生、解答疑惑。

第四，平等对话，注重个性。协商民主具有平等性特征，普通公民与政府公务员合作共同决策，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是平等的。公务员微博应该摒弃官样文章的刻板，使用个性化、人性化的叙事语言，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语言解释复杂问题。

第五，善用技巧，提高价值。公共协商的对话讨论并不是政治的讨价还价，而是公共利益的责任促成。微博碎片式的传播机制消解了对问题认识的系统性，分散公众注意力，流于个人表达而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公务员要善用技巧，增加微博的价值，可以通过链接、发起讨论、用“＃”归类等方法，使信息经整合产生新的价值。

本研究以公务员微博的内容为分析对象，原始数据的获取非长期的跟踪收集，会存在部分微博被删除的情况，不能完整还原微博的内容。此外，本文还存在研究方法的限制，诸如各指标均系由研究者自行建构，难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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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赖晴.正确引导微博舆论.理论探索，2011，（3）.

［16］谢耘耕，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现代传播，2011（5）.

［17］梁佳，刘进.从巴赫金的“广场”理论看微博空间.新闻界，2011（2）.

［18］李荔.微博问政与公民话语权.青年文学家，2011（4）.

【注释】

[1]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全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数据来源：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中国舆情网《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2011年。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8页。

[4]李猛：《协商民主面临的挑战、涵义：制度与中国化》，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8页。

[6]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杜海宝：《传统大众传播理论在微博客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运城学院学报，2010。

[8]周冰花：《微博的传播力释义》，新闻世界，2010（8）。

[9]梁佳、刘进：《从巴赫金的“广场”理论看微博空间》，新闻界，2011（2）。

[10]王婧：《微博在网络与现实中共振》，网络传播，2010（4）。

[11]周冰花：《微博的传播力释义》，新闻世界，2010（8）。

[12]宋好：《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特点探析》；2010年，赖晴《正确引导微博舆论》；2011年，谢耘耕，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2011年。

[13]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8月15日。

[14]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5]“政策告解”指对政府政策和行为的说明、解释、发布、公告；“日常工作”指公务员日常的任务、会议、活动等；“个人观点”指公务员个人对职责外的政策、某事件的观点主张、对某个微博的意见评论、个人呼吁等；“个人生活”涵括公务员的个人生活、亲友、幽默、创作等；“回应提问”指回答网友特定的提问，纠正对方猜测；“其他”指上述无法归类的内容。

[16]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