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认知与话语合作

言语交际中的合作性还可以从认知方式上得到解释。上文提到，“认知派”趋向于将认知看作个体内部的过程，因而从个体思维运行的角度得出了交际中的“自我中心”论。上文采用认知语言学的脚本理论对话语合作，尤其是定型化的事件序列从认知角度作了解读。下面从分布式认知的理论角度进一步探讨话语合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分布式认知本身的认知方式有助于实现话语合作; 二是文化作为分布式认知体系保证了话语交际的“合作性”。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对认知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心理过程到各种心理过程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的认识过程，即将认知看作个体内部的过程。其中虽然他们也承认环境、文化等的作用，但他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中的个体，用Snow(1992)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对认知理解的局限性在于把个人和环境作为彼此独立的因素来对待，而不是把情境与个体作为整合的系统来看待”[2]。20世纪80年代中期， Hutchins等人(1996)明确提出了分布式认知概念，认为它是重新思考所有领域的认知现象的一种新的基本范式。分布式认知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认知科学、认知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该认知理论将头脑中的思维过程与外界环境放在一起，认为内部过程和外部过程之间的联系涉及内部资源(记忆、注意、执行功能)和外部资源(目标、产品、周围可获得的资料)之间的协调。由此可见，分布式认知将个体和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认知系统。所谓的个人和情境的整合系统指的是“认知是社会共享性的或分布性的”。而所谓的“分布”则意味着认知是“延展性的”，是“关系间的”，它分布于思维、个人、符号和物理环境之中，在由个体与同伴、教师或文化工具组成的系统中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一个共同的社会性建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指向共享目标的合作努力而实现，或通过因个人观点不同而导致的对话和论战而实现。分布式认知不是把个体作为主要的分析单元，而是把个体在社会、文化、技术活动背景中的系统作为一个大的分析单元，它突破了将认知看作是个体内部过程的传统认知观，强调发生于活动过程中的认知是个体与情境的整合系统。同时，分布式认知也强调认知在个体头脑中是分布性的，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大脑功能区的形成和区分上。周昌乐(2003)提出，脑功能形成的这种分布式实际上完全可以看作是长期神经活动彼此消长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整体神经活动中个输入激活刺激源相互作用、竞争的产物。个体认知与社会的和文化的分布式认知之间是一种交互式、螺旋式发展的互动关系。无疑，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具有社会性，因此外部的环境不仅是一种信息的来源或者输出地，也应该是思维的一部分，例如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将历史事件整理出来，写在小卡片上，做好索引，在适当的时候来帮助自己回忆。在分布式认知看来，这些卡片正是作为思维延伸的工具，帮助学生将认知的负担转移到了环境，使得环境也成为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

分布式认知的个体认知和环境资源的整合观揭示了人类认知过程的效率性和全面性。大小计算机协同作业的过程中有两种操作方式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特性。第一是将整体的任务细分并指派给不同的计算器，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很难做到对于任务的确切的有效的切分，另一方面是其操作过程当中的偶然因素很难控制，比如说某台计算机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有的计算机甚至在运行过程中崩溃，这样局部的甚至一台计算器的意外故障将直接影响整个作业的进程。另外一种方式是“并行分布式计算”(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也就是将整个任务的蓝图和实际的内容都指派给每一台作业的计算器，同时给出分工的意向性说明，让计算器自行调节实际的分工和协同作业。这种方式的负面影响在于“高成本”(overhead cost)，因为每台计算器由于需要整个作业的信息而占有大量的内存，并在运行过程当中需要协调而影响单位计算器的计算速度和能力，但是其优势在于这种体系具有很好的伸缩性和反馈性。

对于言语交际而言，存在于交际个体之间的就是一种“并行分布式计算”: 一方面，同一个语言集体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整个任务蓝图和实际内容”; 另外一方面，自我经验和个体知识又形成了“分工的意向性说明”。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共同背景形成了交际的基础，而自我经验产生了交际的动力。很难想象没有共同语言知识的人群之间是怎样交流的，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和小摊贩主之间的用手式比划的场景，可以说他们是在用一种更广泛的共有知识，即身体语言，来弥补语言共同知识的不足，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同样，没有个体知识，即对于受话来说的新信息，一个对话也很难形成，如在南海守礁的战士很快发现同一个班的战士(有的地方甚至就2到3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话题可以谈了，因为由于没有外界的信息，能说的都说过了。

另外，根据分布式认知，在具体的会话中交际者还会注意到外部环境，如时间、地点、交际对象等客观因素，这样从整体上有助于话语合作的实现。如上面所提到的，分布式认知较传统的认知的优点在于分布式认知将社会和环境因素纳入到认知体系当中来。如同卡片可以作为思维延伸的工具，使得环境成为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交际者经常把自己的思维延伸到他人或者交际对象的知识经验中去，将他人的知识经验作为自己认知的一种延伸，从而使得话语交际能够“合作”进行下去。如:

例(14) (甲乙丙是三位从事语言认知研究的博士生，其中丙对“分布式认知”了解比较深入)

甲: 基本上，我认为分布式认知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乙: 分布式认知?

甲: 具体来说，分布式认知指的是……(转向丙)

丙立刻接过话题: 分布式认知指的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

例(14)中，甲对“分布式认知”略知一二，而丙对“分布式认知”有比较深入了解。当乙向甲询问什么是分布式认知的时候，甲利用丙的认知经验作为自己认知的一种延伸，而丙领会了甲的意图，马上接过话茬，从而使得该话语合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知识是无限的，个体不可能占有所有的知识。许多具体的、专业的知识往往在个体记忆中只是以索引的形式存在，而将认知的负担分散到其他方式中，如电脑存储、书本、笔记，甚至他人的记忆。

分布式认知与话语合作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文化本身作为分布式认知体系保证了话语交际的“合作性”。作为一个言语集团或者社会联盟，无疑是以共有知识作为基础的，共有知识越多则交际越经济，因为听话者能从话语的编码中获取更多的推理信息(Enfied2008)。信念和知识是分布在社会集团成员中的，并能促使该集团的统一性，但其共享程度却是不同的(Kristiansen and Geeraerts)。用Sharifian(2002)的话来说就是，文化图式的组成成分并不是同一个文化网络的成员完全共享的，而是在成员个体的思维中以分布式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集团成员不是通过拥有同一个文化图式而成为同一个社会集团的，而是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核心的文化图式的同时发展了不同的图式来或多或少地表征整个文化图式。相似地，Morgan(2001)也提出了“多种文化模式”(multiple cultural models)，并认为总的文化图式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Krenonfeld(2002，2008)提出的文化模式其本身就是分布式认知模式，该模式旨在研究怎样体现行为(包括怎样做事，促使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做事，表达情感等等)以及怎样诠释其他人的行为，定义集体成员关系和社会实体。Kronenfeld认为社会就是一个由单一计算器组成的网络体系，个体的分工是和集体的运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当中，文化便扮演着网络系统中“总开销”(计算机术语)的角色，代表的是多元化的共有信息(shared information)，其作用在于能够促成行之有效的合作。在这种语境下的“文化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或各种相关的信息是怎样相互分享、转化、整合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文化模式的整体同一性无疑是话语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个体性又揭示了互动交际中“自我”的一面，是言语行为自我中心表现的社会文化渊源。

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是与特定的言语集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并不是由你所知道的或者我所知道的组成的，而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的。个人的知识经验中必然包括你所在的言语集团的文化因素，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同时个体的独有一些知识经验又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整个文化，如哲学家、作家等他们的思想有时候会对现有的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个体和文化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关联中，并且文化作为分布式认知体系本身从社会认知角度给话语合作提供了另外一种很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