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过程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植根于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因此其理论与分析框架也可以适用于多模态话语的分析（张德禄，2009）。本节我们将基于其意义分析框架，尝试性地概括本研究对对话性原则指导下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过程。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级观，语境意义（包括意识形态与承载意识形态的体裁）表现为情景语境（语场、语旨与语式），情景语境决定了位于内容层面的语义（包括概念意义、人际意义与语篇意义），语义由词汇句法形式体现，最终由位于表达层面的各种媒介（通过一定的模式化而成为模态）来实现（Matthiessen，2007；张德禄，2009）。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观点，多模态警示语的对话性意义体现在几个方面：警示语在价值意义上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特点；在警示沟通与表达过程中警示说话人主体与思维、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平等与对话性关系；以及在警示沟通中所涉及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性与对话性关系。需要指出，“对话性”是一个梯度概念，语篇的对话性在对话性程度上呈现差异。“对话性”就成为多模态意义建构的文化语境层，体现为有不同类型的警示体裁（如箴、民事生活中的警示等）。警示的“对话性”思想符号化地表现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与话语方式。在这里，话语范围的选项很多，根据警示出现的具体社会语境，有商品安全领域、公益健康领域、纠纷调解领域、行政管理领域与司法领域等。在话语基调下，围绕警示交际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与否，风险与不良信息的确定性程度，警示交际人对警示信息与其言后效果的意愿性程度等，形成诸多的意义潜势。在话语方式下，采用何种语域的交际方式，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命令与非命令，在非命令的方式下，是告知式、协商式，还是劝导式，也构成不同的意义潜势。警示的情景语境分别由处于意义层面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与语篇意义实现，进而由同样处于意义层面的符号形式层面实现。在话语意义的层面，关于某一行为（事）（X）的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不良后果（Z），是警示语篇重点要表征的概念意义，而关于可能执行某行为（Y）的价值判断，不利后果（Z）出现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警示交际人（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动态身份建构成为人际意义的主要内容，用什么样的符号表现方式完成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是警示语篇的语篇意义的主要内容。在意义层面的符号形式层面，不同的符号系统（包括其符号实体与其语法系统）为意义的表达提供了符号资源，既有视觉类的模态（文字、图像、色彩、空间或排版符号资源），也有听觉类的音乐模态与口头语资源，不同的模态之间以不同的形式（互补或非互补）协同表意。在位于表达层面的表意系统的终端，警示的建构体现为多模态形式，语言、排版、色彩、图形等多种组合方式将警示的意义变为现实（详见图3．2）。

图3．2 对话性原则指导下的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建构框架

多模态警示语表意的过程也是一个多模态设计与生产的过程（张德禄，2012），也就是如何在多种模态资源中进行选择与组合，从而综合表意的过程。多模态警示语的设计并不仅仅只是在内容层面与表达层面进行简单的对应性操作，其具体的设计原则受到情景语境的制约（张德禄，2012）。在对话性原则的指引下，多模态警示语的设计需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对话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并利用符号资源进行再设计与生产。具体来说，首先是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如表达警示意义的体裁、符号表达系统与结构规约等进行自己的表意设计，将警示作者的声音与意义变为现实，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新的资源系统（如多种多模态与多模态语法）进行新的意义创作，最终产生意义连贯、体现对话性倾向的多模态警示语语篇（New London Group，1996）。在警示语的意义生成过程中，警示的交际人对“对话性”是否认同或认同的程度，将体现于其对警示的符号表现与设计中。

本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对多模态警示语的意义建构进行了宏观的分析，论证了对话性原则指导下其意义建构的框架（如图3．2所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以某一类多模态警示语为例，分析多模态警示语在对话性上的不同表现。第4章，将重点以香烟盒上的健康警示语为例，从其意义的历时变化即意义发生学（semogenesis），论证了警示涵义在本质上存在的对话性特点；同时，对共时的香烟警示文本进行详细的语篇分析，剖析其不同程度的对话性特点。第5章，从认知隐喻的角度，分析香烟警示在公益广告中的符号性表达，分析其意义建构中在思维层面体现的对话性。第6章，以调解纠纷中的警示语为研究对象，讨论在动态的多人话语中，说话人与受话人如何合作建构警示语意义。第7章，以行政警示（天气类警示语与出行类警示语）为研究对象，讨论多模态警示语在图文之间的对话性，以及在英汉翻译中应注意的问题。第8章，分析司法语境中的警察告知在体现对话性的意义建构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