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警示语的结构布局与艺术建构

如同长篇小说一样，多模态警示语是一种布局形式，是“构成艺术感受的诸多因素的总和”（巴赫金，2009，（1）：325），“依靠这个布局形式可以在审美客体中实现建构形式，从艺术上完成某一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巴赫金，2009，（1）：325）

多模态警示语的构成材料，如文字、图形、色彩等，均有多元建构功能，可建构“审美个体的心灵与肉体价值的依存形式。”（巴赫金，2009，1：328）不同图形在特定文化中能建构特殊的意义，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把某种图纹视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民族特色（芬利，2008）。同理，颜色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伦理与美学意义。比如，绘画中某些颜色，如褚色，不仅是土著原始画作的区别性符号也是其重要的构成性符号；而黄色在中国一直是皇族与高贵的象征，红色则为热情、革命的颜色；对穆斯林教徒而言，白色永远是神圣的颜色。总之，正如作为文本的交通信号既建构交通的物理语境，又体现交际的参与者与管理者信息（Hodge&Kress，2012：40），警示语的图形、颜色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材料，它们具有多重符号意义，历史性地与其他文本产生意义与互动，在警示文本结构中的纵聚合与横组合共同作用下最终确定其意义。

在多模态警示语这个体裁布局中，如何利用图文之间的符码混合（或上下或左右结构）与颜色搭配（或各色杂居图文，或以一色关联图文），构筑新的布局形式，并以此为桥梁，“通向新东西，通向尚不为内容所知的新东西……”（巴赫金，2009，（4）：436），经济而综合地建构多于符号综合体的所指意义，有赖于警示语说话人充分了解警示语文本的多元对话性特征，充分发挥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设计与建构多模态警示语时，需要吸纳人文科学的对话性特点，以人为本，以对话交往为指导原则与方法，引导人们通过生活认识真理。建构警示语时，应摒弃黑白、正误、善恶、理性与非理性等简单的二元对立，把调整、管理人们社会生活的社会行为放在动态对话中，通过与所涉符号的过去语境、现在语境与将来语境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在照应异己的基础上，“克服他人东西的异己性，却又不把它纯粹变成自己的东西”（巴赫金，2009，（4）：442），同时，要保证警示文本的未来开放性，因为“从语境来看，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是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涵义，即已往世界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的，它们总是随着对话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巴赫金，2009， （4）：4423）归根结底，“不存在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巴赫金，2009，（4）：443）

反之，如果一味机械地强调布局结构中的物质因素，忽视符号所承载的多元涵义，将使警示语蜕变为孤立的文本，走向“非对话”的僵局（张杰，2004），脱离社会实践而最终失去活力。

以上我们主要从哲理层面探讨了对话性原则对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建构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对话性思想为多模态警示语意义的多元性与对话性提供了一种意义潜势，这种意义潜势能否在符号意义上得以实现呢？为此，我们将借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对此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