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的语篇

所谓开放的语篇，就是指在语篇中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允许不同的角度，没有任何角度可以合法地被排除在外，也没有哪个意识形态或语言取向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本研究认为，开放的语篇以其包容性容易使受众信服，是树立编译者修辞权威的有效途径。Kenneth Burke(1969)和Herbert Marcuse(1964)等人均认为，在工业社会中，语篇都是封闭的，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其他任何群体的观点都发不出任何声音。因此，他们认为，要构建一个开放的语篇，首先需要的是“民主”，也就是给竞争的各方相同的机会以促成合作。Micheal Overington认为这体现了Burke的辩证法，那就是“有许多声音的对话，每个声音都有自己的地位和角度，没有一个声音可以取代任何一个声音。辩证法的目的就是整体的对话，包括和谐的声音和冲突的观点”(1977：134)。

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是Socrates发明的，其本意指的是论辩中揭露对方论述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智者派著名人物Protagoras认为，就每件事他都可以提出反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一句话，其存在的基础就是它的否定表达，没有否定作为对立面，它就失去了被说的必要。这就是修辞学的辩证法思想(邓志勇，2009：7)。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举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来体现修辞学中辩证法的参与：有一天，一个瘦小子和一个高壮汉因事打架了，被抓到法庭上论罪。为了定罪，法官必须了解谁是肇事者。瘦小子争先为自己辩护说，他跟壮汉力气相差悬殊，按常理自己也知道一定打不过壮汉，怎么会那么傻先动手去惹他呢! 壮汉也按照相同的道理辩护道，一般人不会相信瘦小子敢先动手打人，所以他才大胆先出手打我(1997：5 6)。这个例子反映了对待同一事物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修辞学是基于或然性的，而不是绝对的真理。

科学主义强调的是绝对真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此，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修辞学和辩证法都是被边缘化的。不过，在现代，修辞学和辩证法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Weaver就认为修辞学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如果修辞学要有意义就必须与辩证法结合起来。“仅仅只有辩证法而没有修辞学的接踵而至，这样的辩证法是一种‘社会的不可知论’。没有修辞学相助的辩证法，人类的‘认识’是在一个真空之中。……修辞学寻求的是把从辩证法角度获得的观点在存在主义世界中成为现实”(转引自胡曙中，1999：311)。

Burke提出的修辞情境很好地体现了其辩证法思想，Burke指出修辞情境由两部分组成，“凝聚”和“分裂”。没有分裂就没有凝聚的必要，分裂和凝聚是一直处在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中的，是辩证的对立。Burke认为这种辩证的对立是人类动机中固有的，是一种戏剧行为，是不同的力量在相互作用，通过凝聚和分裂最终超越对立。Burke探寻的是如何在对立的观点中实现超越(transcendence)，也就是获得一个使对立面不再对立的观点(1984：336-338)。这种超越对于修辞理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充满冲突声音的世界里，如果你们没能够看到其他观点的参与，那么就说明自己的观点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甚至可能观点内部也是不一致的(Zappen，2009：281)。

那么，反思我国的对外报道，一般报喜不报忧，只是侧重于正面的内容，对于负面的消息只字不提。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对外报道目的是想让西方读者接受中国，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果，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实的偏见，因此，负面的内容就不适合出现。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包括很多搞对外报道的学者。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很多编译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敌视态度，他们的编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消除差异，使西方读者接受我们的观点，改变内心对中国的固有成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基本上只会挑积极正面的内容报道。但所谓“欲速则不达”，这样做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本研究认为，编译者应正确看待差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差异并不可怕，只有有差异才有凝聚的可能。尊重差异，编译者要做的是构建一个开放的语篇，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在同一语篇中碰撞以实现“超越”，达到一种凝聚，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观点，一种同一的状态。凝聚是以差异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就没有凝聚。在软新闻中，编译者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比如，在介绍某一文化保护工作时，也可以谈谈面临的困难；在介绍某一景区时，可以介绍环境污染的破坏。跳出语篇的框框，对于整本软新闻杂志来讲，在同一期的内容安排上，也应正面、负面相结合。这样，译文读者会认为编译者看问题全面，自然会更有可能认可其修辞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