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类话语标记

我们组织言语表达时通常要明示言语的进程(开始、结束或者过渡)、话题、上下文关系、个人态度，等等，这是需要调用各种手段，而最常使用的是语言手段，如词、短语、小句等，这类语言手段通常称作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话语标记具有程序意义，有助于形成语篇的连贯性与条理性，并起到一定的指示与提示作用。

根据秦洪武、王玉(2014)，现代汉语的话语标记在20世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有一些古代汉语和旧白话里没有使用过的话语标记形式频繁出现在现代汉语里，而且这种变化和同一时期汉语翻译语言的变化同时发生。但目前学界罕有研究探讨翻译在话语标记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基于历时对比语料库，通过考察汉语推理类话语标记，分析话语标记语在汉语中使用的变化过程，并探讨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Fraser(1999)将话语标记分为两类:关联语段信息的话语标记和关联话题的话语标记。有些关联语段的话语标记归纳总结上文信息，进而推测出原因或者引出结论，如“因此”、“综上所述”、“显然”等，我们称之为推理类话语标记(inferential discourse markers；IFM)。在英语里，这类标记可以使用词(therefore、hence)、词组(in conclusion、in total)或者小句(to sum up、whatever happens)。

现代汉语频繁使用推理类话语标记，借用了很多英语中的语篇组织方式。这种变化除了源于语言内部的发展，应该还有诸多外部力量的推动，其中翻译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本项研究关注的问题。

9.7.1 翻译语言与目标语言的互动:编码复制理论

现代汉语早期的发展有两个重要阶段: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在“五四”白话文学时期，汉语变化最为明显，大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提倡通过翻译“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以改造汉语。傅斯年(1918)欧化主张最为明确、激进，他提出改造汉语的三条途径:①读西洋文学和从西洋文译过来的文本；②自己直译获得新的表达方式；③坚持欧化，做文章时，运用读、译西文所得仿造西文。

怎么仿造呢？ 在汉语里直接植入西洋语法会导致系统混乱，全部移植会造成语言休克甚至死亡，也就更不可能。可行的做法是按汉语的语言规范局部移入。Johanson提出的“编码复制理论”就涉及局部引入的问题。该理论认为，翻译作为一种间接语言接触，会引发复制行为(copying)，即基本码(Basic Code，即目标语)使用者复制模型码(Model Code，即源语)中的成分(Johanson，2008:62)。汉语欧化就是模型码欧洲语言(主要是英语[13])的表达形式通过翻译被复制进基本码汉语。(秦洪武、王玉，2014)但这种复制不是简单的拷贝，也不是更替原有代码，而是将源语中代码成分嵌入目标语代码，是一个顺应过程，形成两种代码间的互动(Johanson，2008:62)。从这个角度说，模仿是有选择的，而模仿中语言性质的变化是语法复制，这一变化也就是Johanson(2008:62)所说的“选择性语法复制”(selective grammatical coping)，包含词形复制(Material Copying)、语义复制(Semantic copying)、搭配复制(Combinational Copying)和频率复制(Frequential Copying)(董元兴、赵秋荣，2012)。从理论上说，话语组织方式上的复制也应如此(秦洪武，2014)。

翻译一般只是复制源语中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而且，新引入的表达形式都要被严格筛选以适应汉语自身的规律，这样的互动过程才会最终引发形态 句法变化，或者目标语话语组织方式上的变化(秦洪武、王克非，2009；秦洪武，2010)。我们以推理类话语标记为例，从编码复制角度探讨翻译和汉语话语标记演化之间的关系。

9.7.2 研究方法

类比语料数据

在五四运动以来这一特定时期，推理标记的使用伴随着该形式在翻译语言中的使用而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比较汉语原创文本和汉语翻译文本中的话语标记成分，找出哪些语言现象的使用受到了翻译语言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了现代汉语历时类比语料库，其构成如表9-17所示。

数据提取

在这些语料库里，我们发现，话语标记一般出现在句子起始位置，或位于句中某个小句的开头。这一使用特征给我们提取数据提供了方面，我们据此使用定位检索，只提取句首由1～4词构成且独立使用的句首成分(检索时附加标点“，:)，即使用正则表达式提取语块[14]，然后进行人工识别和分类，最终筛选出推理类话语标记。

基于提取的数据，我们先对比白话文初期和当代汉语，找到当代汉语不同于早期白话的语言特征，接下来观察这些特征在各个时段的表现，以此考察翻译在这一历时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9.7.3 发现和讨论

汉语推理类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

为便于观察，我们先将数据标准化，按10万词为单位计算各标记的使用频率，标准化的数据见表9-17所示:

表9-17 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按句首独立的1～4词检索)

表9-17显示，在20世纪，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汉语翻译文本中相应的句首标记语也呈现相同的走势，只是1930年代以后的汉语翻译文本中的推理标记使用频率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受30年代以后“文白论战”中“白话文反思运动”[15]的影响。另外，1980年后的汉语原创中的推理类标记在频率上远高于同时期的汉语翻译文本，这与文本的性质有关。1980年后英汉翻译子库中多为文学文本，而汉语推理类话语标记用于论证性的非文学文本。

由于各个子库之间库容差异很大，绝对频次不能直接表现话语标记使用频率在各个时期的差异，为此，我们使用似然率分析观察话语标记使用历时差异的显著性。见表9-18、表9-19所示:

表9-18 “五四”前后白话文中推理类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表9-19 旧白话和当代汉语中推理类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与1911年前的白话文相比，现代汉语中的推理标记的历时使用频率逐步增高，这一历时变化和汉语翻译语言中话语标记的变化趋向基本重合，这提示我们需要通过类比来分析汉语翻译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汉语原创中推理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

一般来说，汉语话语标记的变化有三种情况:一是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发生变化；二是经过出现功能相对稳定和独立的话语标记；三是出现全新的话语标记。这三种情形是否适用于推理类标记尚不得知。我们就以1911年前汉语原创子库为参照，观察这类标记的使用特征。

表9-20 汉语原创推理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

从附表4和表9-20中看出，汉语原创推理类话语标记的使用总体看来变化明显，类符和形符均出现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1990年代以后尤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1919—1930年代汉语原创文本中推理类话语标记的种类和频率有些微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白话文反思运动”。另外，“五四”以来受欧化影响比较重的是汉语的书面语而非口语，欧化文体的使用有语体限制，一般都限于书面语，较少进入口语。而本研究所用1930年代以后的汉语原创语料开始出现一定比例的非文学文本，口语体比例相对减小，受欧化影响的推理标记的使用就相应减少。

表9-21 推理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详见附表)

(续表)

表9-22 推理类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例示，详见附表)

表9-21、表9-22和附表中的例证说明，推理类话语标记在1919年以后才大量出现，这类标记在1919年以前要么不用或者罕用，要么不能作为独立的句首成分使用。这些话语标记在1919年后经历了从出现到频繁使用的变化过程。另外，推理类话语标记在历时变化中也新出现了很多变式。因此，我们可以将推理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特点总结为三方面:①形式更加丰富；②组合方式更加多样；③使用频率变高。这些剧烈的变化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语言自身演化的结果，应该与外部因素如翻译有关。

翻译与推理标记的语用化进程

表9-23显示，现代汉语(总体)中推理标记的使用特征和汉语翻译语言基本重合，汉语翻译语言中出现的推理类话语标记在源语英语中有对应的表达形式，且其句法位置和语用功能相同，说明这一变化包含代码复制过程，我们可以据此假定这和翻译有关。

表9-23 推理标记在汉语原创和翻译子库中的使用

表9-24 推理类标记的模型码英语对应词

代码复制到复制品成为话语标记可能需要经历一个从概念意义到程序意义的语用化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代码复制本身无法复制源语的语用化过程，但能加快这一过程。比如，“显然”本来有实在意义，指显著、显扬、显赫。一般用于描述事物容易观察和理解的性质，如:“事迹显然，无可臻惑”，一般不会作用于一个命题信息，也就不会有置于句首充当话语标记的用法，语料检索显示，在1911年前的汉语原创和CCL古代部分里就没有找到这类用法。如:

(27)a.省疏，并见周氏遗迹，真言显然，符验前诰，二三明白……(概念意义)

b.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炖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危之中而替之哉？”(概念意义)

但在1919—1930年代汉语原创中已有12例开始出现程序意义，作用于命题内容，其中有1例是用作独立的句首话语标记。如:

(28)a.爱情很快被消蚀了——这显然不是使那产业车轮运转着的原动力。(概念意义+程序意义)

b.两个肩头很有力，显然是做惯了苦工的原故；(概念意义+程序意义)

可以看出，“显然”的概念意义已经减弱，开始用于标记说话者对所述信息的逻辑关系所做的推断，具备了独立用作语用标记的可能。

然而，同时期该话语标记语在翻译语言中也大量使用。其对应的模型码(英语)中的表达式如obvious(ly)，evident(ly)，clear(ly)，apparent(ly)等的典型位置也是句首且独立使用。在翻译这些词时，“显然”这一对应词的语用潜力就得以充分挖掘，成为可独立使用的语用标记。如:

(29)a.Obviously，individuals who share this judgment will regard the legal mechanisms under discussion here as incomprehensible at best and perhaps perverse at worst.

显然，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多会认为这种法律机制不可思议，甚至会认为它是邪恶的。

b.Clearly the Secretary could not contract away his statutory authority.显然，内政部长不能因为订立了合同就不再行使其法律上的职权。

上面的例证说明，这种启用并不是简单的调用，而是一种改造。“显然”本有的词义改变了，由评价性表达(一般放在被评价成分后边)转变为话语标记(置于句首位置)。也正是从1919年后，“显然”的功能开始变化:它不仅能引出要陈述的内容，还可以独立使用，用于标记后面的命题是推断性的。鉴于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原因，现代汉语高频使用句首推理标记应是受翻译影响的结果，也就时间接受模型码英语影响的结果。汉语翻译语言挖掘了汉语语言中既有表达式的表达潜力，同时又加速了该表达式的语用化进程。表9-25的统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表9-25 “显然”标记的使用与翻译的互动

翻译与现代汉语的互动

从上面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到，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在短时间内明显增高，翻译在外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翻译语言以什么方式参与了这一历时变化过程呢？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观察。

1)翻译丰富了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的表达形式

比如，表示“总结”意义的话语标记在1919年前(CCL)白话文里只有“总(而言)之”；在1919—1930年代的白话文中，还有“笼统言之”；而在现代汉语中它的组合方式丰富、灵活，可以检索到更多高频使用的变式，如“综上所述”、“总的讲/说”、“总起来看、“总前所述”等，这些组合方式大都可以在汉语翻译文本中找到，其中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现代汉语有选择性地接受翻译语言的影响

任何语言的变化都是维系既有信息交流系统顺畅运行时局部发生修补或者优化，不会允许休克性的改头换面。所以，汉语接受由翻译推动的语言变化时，会按自身的特点有选择地吸收接受来自翻译语言的影响。就推理类标记来说，在翻译时，基本码汉语复制模型码英语对应成分的组合方式及其语篇和句法位置。但这种复制不是将语法特征全部复制(30a中的关系代词that就无法复制)，而是保留其语篇位置，但使用汉语的组合方式，如:

(30)a.It is obvious that this development is one which could not have taken place，had not circumstances favor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aste of priests.

那是显然的，这个发展，如果情形是不适于一个僧侣阶级的发展，便不会发生出来。

b.They're the first thing to disappear from bathrooms，apparently.很显然，它们是最先从浴室里消失的东西。

这说明，代码复制受基本码本身形态句法性质的制约，并非单纯的形式拷贝。翻译语言本身没有力量改变目标语汉语，如果汉语中有翻译语言的某些特征，那只是汉语按照自己的需要接受了翻译语言的影响。因此，翻译语言和目标语之间是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既丰富了双语转换中对等成分的使用，又促进了目标语自身的发展。

翻译语言的某些特征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入汉语和时代有关，20世纪初叶的白话文运动有意识地推动翻译语言中多少带有“异味”的语言表达方式进入汉语，其中就包含话语标记语。汉语翻译语言引入话语标记语的主要方式是选择性语法复制，这种复制产生高度同构的结构，使得代码在双语间互译性更强，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篇章组织的语言手段，起作用总体上是积极的。

从现代汉语推理类标记使用的历时变化上看，翻译中的语法复制实际上是充分挖掘汉语既有的言语表达资源，或是使用现成但不常用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是加速某些表达形式的语用化进程。这说明，汉语接受外来语言的影响有一个前提:一切改变均是维系汉语既有语言系统运行顺畅。这意味着，汉语翻译语言也受到汉语本身的约束，与之相关的语法复制只能是局部的，不可能涉及语言系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