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述类话语标记

9.6.1 引言

根据Kohnen(2009)，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话语行为发展研究近年成果丰富，有些研究(Arnovick，2000)关注特定表达形式从显性概念组合向语用小品词转变的过程(如从God be with you到Good-bye)，主要依据是历史语料，主要方法是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我们采用与之相同的思路对汉语话语标记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

和英语一样，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但汉语话语标记在近现代时期的发展变化更为明显，只是出现这一显著变化的原因尚不清楚。不少研究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翻译对现代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力，1959；秦洪武，2000；王克非，2002)，这一影响是否也涉及现代汉语言语行为标记的发展？ 如果有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 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有助于我们从语用层面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的演化过程，也有助于分析和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说来，话语组织方式的变化也是语言变化中非常活跃同时又非常重要的部分，从翻译这种语言接触角度去观察更有助于揭示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为此，我们从详述类话语标记切入，基于历时类比语料考察现代汉语话语标记历时变化过程中翻译扮演的角色。

9.6.2 翻译语言与目标语的互动

在现代汉语发展的早期，一般认为有三个阶段: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以及1930年代初期的文白论战。其中，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五四”白话文学时期，汉语变化尤为剧烈(秦洪武，2014)。在这一时期，五四运动和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大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提倡“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的白话文”来“直译”(鲁迅，1982:384)，通过翻译“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傅斯年(1918)甚至提出了“改造”汉语的建议:①读西洋文学时，留心表达词法，设法运用到中文上；②练习作文时，用直译的办法翻译；③自己做文章时，运用读、译西文所得，仿造西文；④坚持欧化文学主义，融化西文词调为我所用。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在理论上自信能借助白话文翻译来改造旧白话，催生新白话。

那么，翻译和目标语言的互动有什么规律呢？Johanson(2008:62)对此提出了一套代码复制理论。根据该理论，翻译作为一种间接语言接触，会引发复制行为(copying)，即基本码(Basic Code，即目标语)使用者复制模型码(Model Code，即源语)中的成分。模型码是赠予方，而基本码是接受方，后者会将模型码的复制品(code copies)嵌入自身。汉语欧化就是模型码欧洲语言的表达形式通过翻译被复制进基本码汉语。但需要指出的是，复制不是机械的拷贝，事实上，因构词法不同、句法形式不同，不同语言之间也无法简单地拷贝。因此，复制还包含顺应过程，即在翻译时将源语中的某些成分嵌入到目标语之中，二者相互适应，形成代码互动(Johanson，2008:62)。

进一步说，翻译语言和目标语本身的互动意味着目标语(如汉语)对翻译语言中源语成分的渗入具有选择性:要么是补目标语之缺，输入新的表达形式；要么是丰富目标语表达手段，增加更有时代特点的表达形式；要么是替代目标语中已有的表达形式，除旧布新。当然，也有纯粹为了寻求差异而试图将源语中的语言表达形式通过翻译强行引入目标语(秦洪武，2014)。不过，在翻译引发的语言变化中，比较常见的是Johanson(2008:66)所说的选择性语法复制(selective grammatical copying)，根据这一理论，翻译在把源语中的语法标记或句型嵌入目标语形态和句法的框架只是复制源语中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并最终触发形态 句法变化(Johanson， 2008:61)。选择性语法复制包括词形复制(Material Copying)、语义复制(Semantic copying)、搭配复制(Combinational Copying)和频率复制(Frequential Copying)(董元兴、赵秋荣，2012)。语法复制如此，话语组织方式上的复制理论上亦应如此(秦洪武、王克非，2009；秦洪武，2010，2014)。我们要探讨现代汉语的详述标记是否也体现了这样的变化规律，翻译是否也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汉语的发展。

9.6.3 详述类句首话语标记

句首话语标记

话语通常由多个单元构成，组织言语表达时，要使话语表达有效，就需要清晰呈现单元之间的承续关系，标示言语的进程，表达个人的情感、态度、意图乃至各种逻辑关系，等等。能承担这类功能的语言形式就是标记(marker)，它可以是词、短语甚至小句(秦洪武，2014)。鉴于这些成分的作用是组织话语表达，Jucker & Ziv (1998:4)称之为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由于这些标记形式“从句法上看，……出现的典型位置是在句子的起始位置(sentence initial position)”(Urgelles-Coll，2010:24)，我们称之为句首话语标记，其主要功能是呼应上文、引入话题、表达态度、进行提示(“你知道”)，等等。如果我们把话语视为流程，标记就是话语步步推进的标示，因此它们有程序意义。

详述类句首标记

Fraser(1999)认为，有些话语标记关联语段信息，表达式表达话语段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含本研究所涉及的详述类话语标记(elaborative markers)。Fanego (2010)认为，详述标记的功能是表示添加，标记后面的陈述不只是和标记之前的内容一致，还给论据带来了额外的证据。

和英语一样，现代汉语也频繁使用详述类句首话语标记；而且，汉语中有许多话语标记是古代汉语和旧白话里没有使用的，这些后起的标记形式频繁出现在现代汉语里，其中必有原因。我们基于类比语料来分析和揭示这一过程，进而观察翻译在现代汉语演化中扮演的角色。

9.6.4 研究方法和使用的语料

如果在现代汉语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些表达形式的使用伴随着该形式在翻译语言中的使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类比分析确定该使用现象是否与翻译有关(秦洪武，2014)。在进行比较时，我们提取了汉语原创文本和汉语翻译文本中的句首成分，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翻译和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联。本项研究使用的语料库的构成如表9-11。

表9-11所列汉语原创和汉语翻译语料是历时的:从1911年前到民国时期，再到当代，跨越一个世纪；每一阶段最少间隔20年，即一个语言代际的变化(language change across generations)。我们采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句首成分(见注22)，基于提取的数据，先对比早期白话文和当代汉语，然后找到不重叠的语言特征，观察这些特征的历时变化。

9.6.5 发现和讨论

汉语详述标记使用频次的历时变化

表9- 11所列的是汉语句首话语标记和其中的详述标记在各个子库中的标准化频率。

表9-11 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按句首独立的1～4词检索)

表9-11统计显示，句首话语标记语在汉语原创文本中的使用频率渐次增高，这一历时变化趋势和汉语翻译文本中的句首标记语相同(秦洪武，2014)；详述话语标记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这一变化可以用选择性语法复制的频率复制来解释，即基本码可以复制模型码的使用频率，使基本码某一表达形式的使用频率上升或下降[10](Johanson，2002:292)，具体说来就是汉语原创语言复制了汉语译文中句首话语标记的频率，而后者则是复制了模型码对应语言形式的使用频率。

研究进一步统计了详述类标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的显著性(表9- 12、表9- 13)。

表9-12 “五四”前后详述类标记使用频率比较

表9-12显示，到1930年为止，尽管在话语标记使用上汉语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较大，但详述类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当时详述类标记的使用频率受翻译影响不大。而与当代汉语相比，差异就很明显，如表9- 13所示:

表9-13 旧白话和当代汉语详述标记使用频率对比分析

表9-13说明，与1911年前的白话文相比，现代汉语中的详述类标记的使用频率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和汉语翻译语言中相应标记语使用频率的变化在时间上有重合，提示我们可以基于类比语料观察和分析翻译对汉语发展的影响。从已有数据看，汉语详述类话语标记的形式和功能比较丰富。为了进一步观察翻译的影响，我们先看具体的详述句首话语标记在历时变化中的表现。

汉语句首详述标记的类型变化

根据廖秋忠(1992)，我们把详述句首话语标记分为八类，并参照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子库观察句首话语标记在两个1919年后白话文子库中的使用状况，统计结果见附表5、6和表9-14所示:

表9-14 汉语原创句首详述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

从附表5、6和表9-14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详述类句首标记语的使用经历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标记的类别和频率呈历时性扩增趋势，由1911年前的5类到1919年后的6类，再到当代的7类。比如，1919年后的汉语中出现具有照应功能的话语标记，当代汉语中新增表达比较的标记语；此外，新增表达形式不断增加，三个时期的类符数分别为27、34、60，形符数分别为159、178、553。第二，句首详述类话语标记(除表示推论和让步的标记外)类符数和使用频率都呈现出历时性扩增，这一趋势与表9- 12和表9- 13反映出的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些变化大都集中在1919年后出现，还是可能与翻译有关。

翻译与详述标记的语用化进程

复制是跨越编码界限的一种瞬时性的交流活动，但编码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内在于编码的，可持续的。一旦某种编码规约化了，就会纳入基本码的内部发展进程。这样说来，选择性的语法复制可能会进一步语法化，获得更高阶段的典型特征，衍生出更一般的语法意义，运用于更多的语境，使用更为频繁、更具强制性(Johanson，2008:70)。

一般说来，复制的编码被语言社区接受的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基本码本身的语法惰性和对变化的抗拒甚至导致出现反复。因此，汉语原创句首详述类话语标记功能变多、表达形式增加、频率增加应该是编码复制与汉语自身发展互动的结果。

在“五四”之后的十年里，详述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虽没有快速增高，但出现了新的标记，这显然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应该说是和翻译相关[11]。但在这一时期，汉语翻译语言中详述类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在频率和类型上明显多于同时期的汉语原创文献，这说明汉语还没有在频率上开始剧烈变化。而到了当代，原创语言和翻译语言在使用频率上变得接近了，这说明，在详述类标记的使用上，原创语言从接受影响到发生显著变化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通过对比比较去发现变化过程中更多的细节和更具体的变化形式。

为对比分析，我们把现代汉语原创子库和两个1919年后汉语翻译子库中详述类标记列入表9-15，以便观察详述话语标记的使用以及它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表9-15 汉语原创和翻译子库中的详述标记

表9-15显示，现代汉语中句首话语标记的演化在标记使用的数量上和翻译有关。在翻译引发目标语变化这个问题上，Koller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翻译引发语言变化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语言系统创新；二是用法规范或文体创新(Baumgarten & Özçetin，2008:294)。前者很难单纯由翻译影响而发生；后者可以分为质的规范创新(qualitative norm innovation)和量的规范创新(quantitative norm innovation)。在某一语言里，特定的形式或结构第一次出现，且这一用法能够在翻译文本中找到对应，可以说明这些表达在基本码中的扩散源于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表9-15中现代汉语原创列下的表达形式都是新出现的，而且这些新出现的形式在翻译中有对应的表达。这种变化符合Koller描述的质的规范创新机制，因此可以推测这些新型表达形式是受翻译的影响出现的。

下面检索显示(表9-16)，汉语翻译中使用的句首话语标记与模型码英语中的成分有对译关系，且句法位置和语用功能相似，说明这一变化有受翻译影响的依据。

表9-16 详述标记的模型码英语对应词

代码复制到复制品成为话语标记可能需要经历从概念意义向语用功能转化的语用化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代码复制本身并不能复制源语的语用化过程，但可以促使某一表达形式加速语用化进行。比如，在汉语里，“同样”使用频率高，但是从CCL[12]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使用呈现以下历时变化:

在CCL古代部分(1919年前的白话文)，“同样”是形容词，描述两个可比客体之间的相似性，概念意义突出(例19)。

(19)a.另一个人也说同样的话。[概念意义](CCL古代部分)

b.她又用绣鞋在中间楼梯口上用力一按，同样也是一个小箭射来。[概念意义+程序意义](CCL古代部分)

到了现代汉语(1919年后的白话文)，“同样”的词性没有变化，但它在话语中的程序意义突出。

(20)a.是激情毁灭了他，同样的，激情也造就了他。[程序意义](CCL现代部分)

b.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程序意义](CCL现代部分)

可以看出，“同样”的概念意义逐渐减弱，在古代汉语(1919年前的白话文)里，“同样”并未作为独立的话语标记使用，直到现代(1919年后)，它才开始独立用作语用标记语。在1919—1930年代时期的翻译文本中，独立的句首话语标记“同样”高频使用(75次)，其对应的模型码(英语)中的表达式如similarly、also、likewise、in a similar way、again等的典型位置也是句首且独立使用。所以，“同样”频繁用于汉语句首说明这种用法与翻译关联，而它使用频率上的变化则多少受模型码英语的影响。

翻译引入与目标语选择

当代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1911年前的白话文，这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翻译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翻译语言的影响又受到汉语自身规范的制约，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翻译既有的表达形式

比如，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中，表达“换句话说”意义的标记语有“换句话说”“换言之”，在1919—1930年汉语白话文中(CCL)，表达形式增加，除了“换句话说”、“换言之”还出现了更多的变式，如“再换一句话说”、“或者说”、“那就是说”、“这就是说”；而在当代语料中，这些新表达式更是大量使用，还出现了更多高频使用的变式，如“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这就是说”等。

2)扩展目标语表达式的表达潜力

翻译语言会优先选择使用既有的表达形式，通过质的规范创新扩展其表达潜力，被选用的成分开始承担新的功能，而它原来的语法属性依旧存在。以“还有”为例:

(21)a.再高级的就是这胸前还有一个挂花儿，就是全珠子穿的。(组合性) (CCL现代部分)

b.对，其他的就恐怕就袭，就袭不上了，还有就是说呀，应当是长子，啊，……。(半组合性)(CCL现代部分)

c.还有，它们重视在校的读书成绩，……，在具体工作岗位一般说来也干得好。(组合性减弱，程序意义形成)(CCL现代部分)

“还有”独立承担话语功能的能力逐渐变强，能够独立承担详述功能。不仅如此，这种表达还高频出现在汉语翻译语言中，是因为它在成为话语标记后，其语义表达潜力就被激发、扩展，会被用来对应翻译更多功能相似的表述(如besides，still等结构)。如:

(22)a.too，her unusual beauty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is favourable impression of her；

b.还有，她非凡的姿色也许于我父亲对她那么好的印象有些影响；(DECPC)

(23)a.and that when these results were effected，...

b.还有，当学生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DECPC)

看来，提升既有表达式的应用潜力是翻译引入新表现方法的一种主要方式，而且这种引入既经济又高效。

3)对引入形式选择和调整

根据编码复制理论，基本码复制模型码对应成分的组合方式及其语篇和句法位置。汉语翻译语言中标记语的使用显然也具备这一特征。如(24b):

(24)a.the second is，as above stated，that of maintaining constant numbers of workmen in employment，whatever may be the accidental demand for the article they produce.

b.第二个目标，如前所述，是要保持雇用的工人之常数，不论他们所产出的货物，在市场上偶然的需要是怎么样。(DECPC)

当然，质的规范创新或者编码复制一般会充分尊重基本码汉语本身既有的编码方式，比如，模型码英语可以使用副词来编码详述类话语标记，如broadly，这时，副词主要用来引出需要增加的信息。按照代码复制理论，最好是复制语法特征，即使用副词形式(如“更广义地”)。但汉语中没有构词手段从动词衍生出副词，所以这种副词形式无法嵌入基本码汉语里，只能稍作调整嵌入汉语已有的表达形式里，如(25b)的“更广义一点说”。

(25)a.More broadly，Righteousness is King's justice；

b.更广义一点说，“义”是王者的正义。(DECPC)

而(26b)中的“更正确些说”显然也使用汉语“……说”结构式引出说话者认为需要补加的信息。

(26)a.or，more correctly，one which it would perform if the situation were novel.

b.更正确些说，是它在新环境中一定实行的一种运动。(DECPC)

这说明，代码复制受基本码本身形态句法性质的制约，并非单纯的形式拷贝(秦洪武，2014)。翻译会把源语中某一表达式的功能、用法和频率“复制”到译文里，藉译文的流传影响到目标语。这种互动既丰富了双语对等形式的选择，又挖掘了目标语的表达潜力，促进了目标语自身的发展。

本节的分析表明，翻译在汉语详述类句首标记语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翻译语言既接受源语的形式特征，又充分调用汉语本身的言语资源。大量的句首话语标记通过翻译而在目标语中广泛使用，丰富了汉语自身的话语表达手段。总体看来，翻译在现代汉语发展中的作用是积极的。

从汉语详述类句首标记语的发展中我们看到，汉语在其演化进程中选择性地接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被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最终会根植于汉语土壤里，按照汉语规律被使用、改造、扩展或者抛弃，因此，欧化总体看来是汉语助推汉语发展的一种方式，是量的规范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