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类话语标记

作为一种语言接触，翻译在多种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它不仅会影响本族语的词汇系统，还能促进语言多样化和各种变体的出现。现代汉语的话语组织方式在20世纪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却少有研究探讨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和形成机制，更没有研究探讨这种变化与翻译之间的关联。我们以汉语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为例试图揭示这一变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进而分析翻译语言在汉语话语组织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

9.8.1 翻译与目标语的互动

翻译与现代汉语早期的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尽人皆知，对于中国语言尤其是书面语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那时，中国的知识界试图跳脱文言的束缚，追求一种表现力更强更适合播传知识给大众的话语范式，白话文责无旁贷走上了前台。但旧式白话文和文言一样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太不严密了”(鲁迅， 1931:250251)；唯一的做法只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必须通过这种方法，“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鲁迅，1931:250 251)。改造汉语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翻译。他们发现，翻译确实可以帮助人们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同上:229)。在“五四”白话文学时期以后的十年里，求变趋新的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效果可观:“五四”以后，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受到西洋语法的影响，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文法的欧化”成为“语法史上一桩大事”(王力，1984:434)。因此，要谈现代汉语，谈现代汉语早期的发展，就不能不谈到翻译的影响。

在倡导新话语新思想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入思考汉语变化过程中的得失，弄清汉语接受外部影响的规律和机制。早在1943年，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语法序》就提到:

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

这一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我们需要梳理汉语接受欧化的机制，扩展观察的范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欧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句长和语法特征上，还没有触及更大的语言单位，这也影响我们对欧化的认识，有此得出的结论值得怀疑。我们选择从对比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看翻译和现代汉语的关系，就是将观察范围扩展至现代汉语话语组织方式，并在这个层面上观察翻译影响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机制。

翻译与目标语的互动:理论问题

翻译对目标语原创语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Johanson对此提出了一套编码复制理论(Code-copying Framework)。根据该理论，作为间接语言接触的翻译会通过文本语言的刺激引发目标读者的复制行为(copying)，即，目标语(基本码， Basic Code)使用者会复制通过翻译引入的源语(模型码，Model Code)语言使用特征(Johanson，2008:62)；就英汉翻译而言，所谓的复制是指基本码汉语通过模仿英汉译文的表达方式来模型码英语的语法和句法使用特征。这种复制的对象通常是局部的，不涉及整个语言系统，因此，我们常说的复制现象“欧化”也不是将源于语言特征或者译文语言特征完全移植到汉语当中。复制还包含顺应过程(adaptation)。由于两种编码语言存在种种差异，模型码的复制版本也会依据基本码的特点而进行修正(modification)，二者相互适应，形成代码互动。

代码复制中涉及语言性质的变化是语法复制。语法复制较内容复制更具自觉性，属于选择复制(Selective Grammatical Copying)。选择性语法复制只复制模型码的某个特征，可以是语义复制(Semantic Copying)，搭配复制(Combinational Copying)或者是频率复制(Frequential Copying)。语义复制形成语法意义，搭配复制扩大或是缩小成分的语境适用性，而频率复制增加或是降低成分的使用频率(Johanson，2008:66)。与选择复制相对的概念是整体复制(Global Copying)。要将模型码中的语法标记和句法格式嵌入基本码中，每一个新引入的形式都要通过目标语自身规律的严格筛选。只有那些顺应基本码规律的形式，才能引发形态 句法变化(Johanson，2008:61)，或者篇章组织上的变化(秦洪武、王克非，2009；秦洪武，2010，2014)。我们即从编码复制角度观察对比类话语标记，探讨翻译对汉语话语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

9.8.2 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

句首话语标记的功能与界定

在交际过程中，为把信息清晰、高效地传递给对方，说话者需要引导听话者理解话语，如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标记言语的起承转合，或者明确标记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这类语言形式不涉及话题内容(Levinson，1983:87 88)，而只是在建构话语中起引导作用，故称之为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Schffrin，1987；Jucker& Ziv，1998；Fraser，1999)。从位置上看，这种成分大多数位于句首(廖秋忠， 1992)，或必须位于语句的起始成分(Schffrin，1987)，因而我们也称它们为句首话语标记。从功能上看，句首话语标记可以用来呼应上文(如“综上所述”)、引入话题(如“就……而言”)、表明态度(“想不到”)、提示要分享信息(“你知道”)等等。此时，它们有程序意义[16]。

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

Fraser(1999)将话语标记分为两类:关联语段信息的话语标记和关联话题的话语标记。前者表示话语段之间的关系，共有三个次类:对比标记(Contrastive markers)，详述标记(Elaborative markers)和推理标记(Inferential markers)。后者表明说话人的言说方式和评述，指代话题转换标记语(Topic change markers)。对比标记语，如“(al)though，but，contrary to this/that，conversely”等，标示句段间的对比、转折等关系。这类标记可以是词，词组，也可以是小句。

和英语一样，汉语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也有多种表达手段，但其中许多是20世纪才开始有标记语的身份。此外，话语标记语在现代汉语中也更为频繁地出现。这可能与语言接触引发的编码复制有关。我们尝试通过对类比语料的分析，考察翻译在现代汉语演化中起到的作用。

9.8.3 研究方法和类比语料数据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如果某种表达形式的使用与其在翻译语言中的使用相并存在，通过类比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种使用现象是否与翻译有关，即，我们可以比较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中这类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找出二者的异同，最终确定汉语有哪些标记的使用受到了翻译的影响。为此，我们使用了现代汉语历时类比语料库，库的构成见表9-26。

根据话语标记在篇章中的位置，我们采用正则表达式检索方法，提取句首成分[17]，并将解锁结果进行人工标注和分类，最终得到要观察和分析的数据。

我们处理数据的方式如下:先对比不同时期的原创白话在使用对比标记的数量和频率，甄别出变化显著的对比类话语标记，然后在同时期汉语翻译语料中观察变化显著的标记是否在频率和组合方式上与翻译语料相似，依此确定这些标记的使用是否与翻译关联。

9.8.4 发现和讨论

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

表9- 26展示了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和所有话语标记在各个子库中的使用频次。

表9-26 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按句首独立的1～4词检索)

(续表)

表9-26显示，在20世纪的三个时间点上，汉语原创文本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这一趋势与汉语翻译文本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相同。对比类话语标记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这或许与模型码的影响不无关联。我们知道，汉语是一门注重意合的语言，在表示相同的语义和逻辑关系时，汉语习惯采用意会的方式，仰赖自然流动的逻辑意义(朱一凡，2011)。与之相比，英语则更多使用介词、连词等形式将这种关系外显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使用频率上看，对比类标记在汉语原创中的使用方式和频率受到了翻译语言的影响。

表9-27、表9-28的似然率计算也显示，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差异具有显著性。

表9-27 “五四”前后白话文中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表9-28 旧白话和当代汉语句首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表9-27、表9-28显示，自1911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汉语对比标记的使用频率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和汉语翻译语言中相应标记语在使用频率上的变化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合，这种历时对应关系提示我们，可以基于类比语料观察和分析翻译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

从理论上说，以上统计数据显示的历时变化可能有三种表现:①汉语中原有话语标记使用得更为频繁；②出现全新的话语标记；③原本不含有标记语功能的形式，经过语义演化和语法化过程，发展成为独立稳定的话语标记。下面我们通过语料检索结果，对这三类可能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以1911年前汉语原创原创子库为参照库，可以观察句首话语标记在后两个历史时期原创白话文中的使用情况，筛选出变化显著的话语标记语。

表9-29 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频率增大/变式增多)

表9-30 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以前白话文罕用的表达形式)

从表9-29、表9-30中可以看到，较之1911年前汉语原创，1919年后的白话文中使用对比类句首标记语不仅频率增加，标记语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而且，使用方式明显比以前更为多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911年前汉语原创和1919年后的白话文原创没有明显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反过来”属于以前不常用的话语标记；而“反之”本是文言用法，却在1919年后被重新启用。在汉语当代语料中，则出现了更多的变化，一些具有文言特征、标记“比较”、“相反”关系的表达形式重新被启用，如“恰恰相反”、“相对而言”、“相应地”等，这说明，汉语表达“比较”、“相反”的标记更丰富了。

2)一些清末已经开始使用的词如“可是”开始被高频使用，反映出当时的篇章组织标记方式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总体看来，对比标记的历时变化向着标记手段丰富、使用频率增加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否与翻译有关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翻译与对比类标记的语用化进程

贺阳(2008:36)指出，判断欧化主要采用对比方法，通过观察频率来判断。这实际上就是类比文本的语料库分析方法。具体说来，在“五四”之后，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在1920年代突然增高，或者出现新的用法，就可以假定它和外部因素有关。为保证观察结果可靠，我们使用CCL古代汉语库为参照进行过滤和筛选，以确认是否为新兴表达形式，或是否属于旧形式新用法。

筛选出变化显著的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后，我们将它们与1919年后两个翻译字库中的对比类标记进行比对，观察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的使用与翻译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表9-31 对比类标记在汉语原创和翻译子库中的使用

表9-31显示，现代汉语中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在使用形式上和汉语翻译语言中使用句首话语标记大体一致，可以据此认为这与各个时期的翻译存在某种关联。而下面平行语料检索显示，翻译语言中对比类话语标记在句法位置和语用功能上与模型码中的对应成分基本相同，可以就此推断这一变化包含代码复制过程。

表9-32 对比类标记的模型码英语对应词

代码复制到复制品成为话语标记可能需要一个语用化过程。代码复制本身无法复制语用化过程，但可以加速这一过程。比如，汉语原创中“反过来”作为独立句首成分使用出现于1919年后，在之前的汉语文献里也大量使用，但还没有独立用于句首。如:

(31)a.那一张请客条子，是用红纸反过来写的。[概念意义](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

b.不但不思己过，反过来勾串山贼，做此伤天害理之事。[程序意义] (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

在“用红纸反过来写的”里，“反过来”有明确的概念意义，指物理意义上的正面和反面；在“反过来勾串山贼”里，“反过来”没有概念上的反面意义，而是程序意义，标记说话者要提供与期望相反的信息。也正因它有这种程序意义，后期的翻译语言里充分利用这一语用潜势，把它用于句首位置，作为独立成分使用。

(32)On the other hand[18]，if they are not in time，I solemnly promise that it will all come right in the end.

反过来，若是他们来不及，我现在可以郑重的应允在最后终于是团圆的。(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语料库)

(33)Whereas，by a little charity and mutual forbearance，things are made to go on pleasantly enough:

反过来，彼此容忍宽恕，这日子才有意思。(1980年后英汉翻译语料库)

可以看出，“反过来”在翻译汉语中概念意义减弱，独立用作语用标记语，用于直接对比。这样既满足了翻译对源语句首位置处理的需求，又为汉语话语标记的使用发展出了新的用法。可以说，翻译促成了“反过来”成为话语标记，成为汉语原有话语标记“反之”的可替代表达形式，并在口语中最终替代它。

翻译语言与现代汉语的互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五四”后在较短时间内现代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1911年前的白话文，这种变化找不到来自语言内部的促动因素，所以我们需要从外部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同时期的翻译语言中寻找可能的原因。类比和对比分析表明，英汉翻译语言对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使用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翻译丰富标记语表达形式

如表9-32所示，“反过来”与“相反”都因为受到模型码英语的影响，使用频率增加。然而与“反过来”不同，“相反”在早期文本里就作为句首话语标记频繁使用了，但在1919年之后的现代汉语里却往往会添加加重语气的形式，如“恰恰/刚好/正好/正相反”。这一变化看似微小，实际上使得这类形式变化多样，显然有助于该标记语在口语中的使用。

(34)National boundaries in central Europe，on the other hand，run north and south:

至中欧的国界，恰相反，有北向与南向两途:(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语料库)

(35)by opposition t o this，a universal will be anything which may be shared by many particulars，....

与此相反，一个共相则是那种能为许多特殊的东西所分享的……。(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语料库)

(36)Jos，on the contrary，was delighted.

乔斯呢，恰好相反，欢喜的了不得。(1980年后英汉翻译语料库)

Para Conc中的Hotwords计算显示，在两个翻译子库中，“相反”的对应词为on the contrary。因此，可以推定，是这类词的翻译使“相反”这个句首标记语具备了多样的表达形式。

2)激活原有表达式的表达潜力

翻译不仅为现代汉语带来崭新的标记语形式，更常见的是它能激发汉语现有表达形式的表达潜力。

从附表5、附表6可以看到，汉语表示“比较”类的句首话语标记在旧白话中只出现了“相……之下”，而当代汉语当中有“对比之下”、“相比较”、“相……之下”、“相对地”、“相对而言”、“较而言之”等多种形式。这些新出现的对比标记大都可以在汉语翻译文本中找到，我们可以借此推测出翻译与原创文本的相互影响。我们先看“比较”在1911年前原创白话中的使用情况。

(37)a.弟弟年纪比较轻，精力比我强，这个时候最适合全力以赴，日夜整顿洗刷自己。(CCL古代汉语)

b.他却想做一个女博士，不知道这女博士比较女伟人起来，是那个容易些咧。(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

c.等到晚上，点了无数若干的牛油蜡烛，不拿洋灯比较，也还觉得明亮。(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

这些例证反映出1911年前汉语中“比较”的使用情况。在37a里，“比较”用作程度副词，而在37b中连接两个名词成分，限定两个比较的对象。在37c中，“比较”位于小句末尾，标记对比用作比照的对象。这里出现了“拿……比较”结构，作用于对比的基准，这种用法为“相比较”作为独立话语标记奠定了基础，使其具备了充当外加成分的潜在可能。在现代汉语中，“比较”不再连接两个比照对象，而可以用在“相比较”，或是“相比之下”结构中，作为句首对比话语标记。

表9-33 “比较”类标记词的使用与翻译间的互动

由表9-33看出，“比较”类对比标记在原创汉语当中使用频率增加，形式增多，这一趋势与汉语翻译中该类标记语的变化一致，是一个代码复制的过程。1919年前汉语中已出现“对比之下”、“相形之下”等用法，而“相比之下”在CCL古代汉语和1911年前原创白话两个库中都未出现，在1980年后翻译汉语和LCMC原创汉语中才出现这一用法。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是翻译语言促成了这种标记的出现和高频使用。如:

(38)Japan，by contrast，had no vested interest in the survival of China's ancient institutions or the Sinocentric world order.

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GECPC)

(39)By contrast，Qishan assessed that China's guns were left over from the Ming Dynasty，and that' those who are in charge of military affairs are all literary officials...

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置文官而管军务……”(GECPC)

正是由于原文中存在“by contrast”这一常见对应形式，使得“相比之下”在翻译汉语中高频出现。据统计，CCL现代汉语库中，“相比之下”共计出现1094次(翻译作品中的频次不计)。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汉语明显受到了翻译语言的影响。

3)代码复制的选择性

根据编码复制理论，基本码可以复制模型码对应成分的组合方式，以及它在语篇和句法上的位置。在许多情况下，汉语标记语会将源语对应形式的这些特征全部复制，如:

(40)Documentary commercial bills，on the other hand，are invariably secured by merchandise.

商业押汇汇票，在另一方面，均必须以商品为担保，而不能变易其办法。(GECPC)

根据附表5，“但是”类对比标记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有显著增加，这可能是受到欧化语法的影响。汉语偏重意合，许多结构间的关系都仰赖语义、语境和语序来表达，而使用连词。然而，受英语等印欧语言的影响，许多本有的连接成分的使用由“随便的”转变为“必需的”(王力，1985:364)，其使用频率自然增高，出现频率复制(Frequential Copying)。然而，虽然复制了模型码中对应形式的使用频率，在更多情况下，编码复制仍要遵循基本码汉语本身既有的编码方式。例如，由于对比类话语标记“但”的连词用法由副词发展而来，所以这类连词总是位于小句的句首，鲜少用作插入成分，这与其在英语原文中的主要对应形式“but”的使用上大致是相同的，如:

(41)There are many gods in Egypt；but the god whom the people know best，and to whom they pay the most reverence，is their King.

埃及有许多神道，但在这些神道中，人民最熟悉最敬礼的便是皇帝了。(GECPC)

然而，“但”的另一个常见的英语对应形式“however”却常用作插入语，甚至放在小句的末尾。在翻译时，译者并不会按照“however”在句中的位置来调整“但”的用法，而是遵循汉语的句法规则，把“但”放置在小句之前，或者是整个句子的开始，如:

(42)It may have been only a partially satisfactory adaptation，however；但当然不能说他们的适应是很完美的。(GECPC)

(43)In some primitive cultures，however，an individual can not count above ten not because he i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curve，but because t he culture of these peoples does not have a system of counting that goes further than ten in number.

但在野蛮民族中，不能数到十以上数目的人，却不一定是因为他智能上有缺陷，也许因为他们种族的文化，尚未发明数到十以上的算法。于是他无从学习。(GECPC)

可见，汉语接受翻译语言或者源语影响时还受汉语本身语言属性的制约。就对比类标记而言，代码复制可以把模型码(如英语)中的功能(表达信息来源)、使用方式(句首独立、句法位置)和使用频率“复制”到基本码汉语里，汉语中此类标记的使用因此发生变化。显然，汉语接受影响的过程也是它和翻译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互动既丰富了双语转换手段，又促进了汉语自身的发展。

研究表明，翻译在汉语对比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总体上看，翻译挖掘了汉语原有言语表达形式的表达潜力，或者丰富了表达形式，或者加速了表达形式的语用化进程。由于翻译的影响，大量的句首话语标记开始高频出现于基本码汉语中，在丰富了汉语话语组织方式的同时，新型的汉语表达手段也和英语形成比较稳定的对译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发展和翻译具有互动关系。翻译对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选择性语法复制实现的。这种复制使得代码在双语间更为兼容、互译性增强；同时，汉语还会复制模型码成分的使用特征，使基本码中对等成分使用频率增大或者使用方式多样。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欧化”多是使用特征意义上的欧化，并非语言属性上的变化。

[1] 据Jcker&Ziv(1998:1)，这类成分在不同研究里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如话语小品词、语用小品词、语用表达形式或者语用标记，等等。

[2] 有研究称之为“话语来源标记语”(冉永平，2003)。包括言说方式标记语(“简单说来”)、评述标记语(“幸运的是”)和言说行为标记语(“跟你说吧”)。

[3] 有研究指出，在某些语言中，每个陈述句都要标明其来源:看见、听见，或推测出的，表达“言据性(evidentiality)”(Aikhenvald，2004b:1)。

[4] 指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主持创建的General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该库包含1940年后的双语语料，本研究只使用1980年后的英汉翻译语料。

[5] 如下面的正则表达式:‘＜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w依/v我/r想/v，’)；‘＜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很/d明显/a，/w’)

[6] 就体现在量上的规范变化而言，特定语言项目、语言特征或者结构在译文和目标语原创文本里都有，但该语言项目在译文中出现是由源语文本中某一相似结构引发的。所以，该语言项目会更多出现在译文里，而非目标语原创文本里(Baumgarten and Özçetin，2008:294)。

[7] 贺阳(2008:12)认为，“五四”以来，汉语(语法)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广泛地受印欧语的影响，这当时社会对汉语和印欧语的语言态度有关。话语标记自不例外。

[8] 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汉语语料库(古代部分)，网址: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gudai

[9] 评价义是从动趋义扩展过来的，表示新话题的开始[16]。

[10] 这跟“择一”(narrowing)策略的使用有关。基本码使用者选择一种跟模型码相似的结构并建立对等关系，就可能“复制”其使用频率(参看吴福祥，2014)。

[11] 贺阳(2008:298)认为，“五四”以后的汉语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又广泛地接受外语和翻译语言的影响，这与当时社会对本族语的语言态度有关，话语标记在这一时期的使用也不应属例外。

[12] CCL指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DECPC则指“英汉翻译历时语料库”，网址:http://www.decpc. nat123.net/syylk

[13] 根据Kubler(1985:25)，在20世纪初大量译入中国的作品中，译自英国和美国的作品占到全部翻译的62%，来自英语的最多，也最具影响。

[14] 如下面的正则表达式:‘＜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w依/v我/r想/v，’)；‘＜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很/d明显/a，/w’)

[15] 白话文反思运动:1930年代以后，林纾、章士钊、陈寅恪、钱穆等学者对“白话文运动”提出了反对和质疑。继而出现了白话文反思阶段，反对过度欧化。

[16] 若使用概念表征来建立推断就需要使用特定手段，编码这类手段时需要带有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的词(如but)，有关分析见Urgelles-Coll(2010:3335)。

[17] 根据语料的物理特征，使用了下面的正则表达式:‘＜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w依/v我/r想/v，’)；‘＜s>(\b[^\x00-\xff]+/[a-z]+\b\s){1，4}，’(检索实例:‘＜s>很/d明显/a，/w’)

[18] 一般认为，“反过来”的对应形式是“on the contrary”。语料检索发现，这种对应情况有，但还有conversely，whereas。不过对应最多的是“on the other 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