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

Fraser(1998；1999)将句首话语标记分为两类:关联语段信息的话语标记和关联话题的话语标记。前者表达话语段之间的关系，如比较、推断；后者[2]则表达说话者的言说方式、评述，以及他对陈述内容的态度、把握程度或者来源，我们称这类表达式为言据标记(evidential markers)[3]。从形式上看，任何语言都使用词汇手段说明知识的来源(Aikhenvald，2004a:2)，可以用词(allegedly，reportedly)、词组(in fact)或者小句(I think)。

和英语一样，汉语也有多种手段表达言据，其中有不少标记是20世纪才开始使用的，这可能与翻译有关。本章尝试通过类比分析来揭示这一过程，以期深入探析翻译影响目标语的过程和方式。

9.5.1 研究方法和数据

在目标语发展的某一时期，如果某些表达式的使用和该形式在翻译语言中的使用形成对应，这种语言使用现象就可能与翻译有关。就言据类标记而言，可以通过比较同时期汉语原创和翻译文本中的句首成分来寻找翻译影响的线索，也可以通过比较当代汉语和早期白话中句首标记的使用来发现各种变化，然后通过观察翻译文本确定哪些变化与翻译关联。为实现这种比较，我们使用现代汉语历时类比语料库，其构成如表9-1。

表9-1显示，构成类比的语料库为汉语原创语料库(单语语料)和汉语翻译语料库(双语平行语料)。前者有多个子库构成，其中，LCMC(兰开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是兰开斯特大学Mc Enery教授和肖忠华博士创建的汉语平衡语料库(2003)，其他两个子库为新建语料库(即本课题组成员在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资助下创建的语料库)；后者包括两个子库，其中，GCEPC[4]为王克非教授创建的英汉平行语料库(2004)，另一子库为新建语料库。

库中文学和非文学样本的构成比例有历时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旧白话时期白话只用于文学创作，偶尔用于新闻文体(即当时的白话报)，文类单一；白话文运动初期情况有些许改变，某些学术文献开始使用白话文，而真正平衡的语料来自1949年以后白话文普遍使用的时期。因此，从样本平衡角度看，这种历时差异不理想，但它却反映了语料构成的真实状况；其次，本章研究的言据类标记均来自书面语，不涉及口语语料，也不涉及它在文学和非文学文本中使用的差异，所以就没有刻意关注构成比例问题。

表9-1所列的汉语翻译和原创类比语料具有历时性:从1911年前(即民国前)到民国时期，再到当代，跨越一个世纪；每个阶段至少20年，相当于一个语言代际的变化(language change across generations)。使用这些语料库时，我们根据话语标记在句中出现的位置(句首或者小句首)，采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定位提取。提取时，将值设定为句首出现的1～4词构成的独立使用的词串(后面有“，”)。鉴于语料已进行POS标注，我们使用正则表达式，以元字符“[^\x00-\xff]”(汉语字符)和“[a-z]”(英语标注字符)为单位提取语块[5]。

9.5.2 发现和讨论

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

表9- 2呈现了汉语言据类话语标记和其他类句首话语标记在各个子库中出现的频次，可以看出，句首话语标记在汉语原创文本中的使用频率在不断增高，汉语翻译文本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这种情况适用于言据类话语标记。

表9-2 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变化

进一步统计显示，话语标记使用频率的历时差异具有显著性，如表9-3、表9- 4所示:

表9-3 “五四”前后白话文中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表9-4 旧白话和当代汉语句首话语标记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从表9-3、表9-4的统计数据看，自1911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到现在，汉语言据标记在使用频率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和汉语翻译语言中相应标记语在使用频率上的变化重合。这提示我们可以基于类比语料观察、分析翻译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汉语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

从理论上说，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变化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出现全新的表达形式；二是经过语义演化出现可独立使用的话语标记；三是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发生变化。以上三种变化都可以基于语料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先比较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在1911年前白话文原创子库和其后两个时期的子库中使用的状况。

表9-5 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频率增大/变式增多)

表9-6 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的历时变化(新出现的表达形式)

表9-5、表9-6显示，较之受翻译语言影响较小的1911年前白话文，1919年后白话文中使用的言据类句首标记在形式上更加丰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式丰富:1911年前白话文主要使用带有“言/说”形式的表达式表达言据(见表9-6)；这一单调状况在1919年后的白话文里明显改变，出现了“看、调查、统计、知道、认为、表明、记载”等新兴表达形式(见表9- 7)。言据标记多样有助于提升表达的精密性和准确性。

(2)组合方式多样:“据”类表达形式频率增加，还出现了新的变式。如:“依……”、“由……”、“根据……”(表9- 6)；还有，“其实”有了新的变式表达如“事实上”、“实际上”(表9-6)。

(3)独立性增强:“由……判断”，“……表明”，“据统计/观察/……观点/报道”，以及“……知道”类话语标记在旧白话中要么罕用，要么不能独立作为话语标记使用，但在1919年后的白话文中逐渐作为独立的句首成分使用了(表9-7)。

表9-5、表9-6筛选出的话语标记1919年前不用或者罕用，在1919年后才大量出现。有些早期白话文不曾使用的句首话语标记在1919年后开始频繁使用[6]，而这些变化也出现在同期的英汉翻译文本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汉语句首言据标记的频繁使用是由代码复制引发的，但这一假定需要在找到模型码中的源码后才能加以验证。

翻译与语言据标记的语用化进程

判断欧化主要采用对比方法，通过观察频率来判断(贺阳，2008:36)，这也是语料库分析中的类比方法。在“五四”之后的十年里，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使用频率迅速增高，出现新标记，这显然不单纯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应该和翻译相关[7]。为弄清是否存在选择性语法复制或者频率复制，类比分析时，除了使用表9- 1所列的语料库，我们还使用CCL古代子库[8]作为参照，以确认某话语标记是否为全新的代码复制形式。

根据现有的统计和筛选结果，我们把1980年后现代汉语原创子库中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和1919年后两个翻译子库中的言据类标记提取出来，以便观察这类标记的使用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表9-7 言据标记在汉语原创和翻译子库中的使用

表9-7显示，现代汉语中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经过长期的演化，已与1919年前的白话文大不相同，但与汉语翻译语言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形式基本重合，说明这一变化和翻译有关。而表9-8的检索显示，翻译语言中使用的言据类句首话语标记在模型码英语中有对应成分，句法位置和语用功能基本相同。

表9-8 言据类标记的模型码英语对应词

如果我们确定这种相同性表明翻译在起作用，那么这一变化肯定包含一个代码复制过程。复制并非只是简单地将源语中的形式或者功能属性直接塞入另一种语言，而是需要经过一番改造才能被另一语言接受。所以，一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复制，而更多的是与模范语言有翻译或者对等关系的组合特征或者使用频率被“复制”，暂时成为基本码中语言使用的一种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接触所引发的变化最可能从非核心语法部分开始(Siemund，2003:9)。本节所谈的语用标记正符合这一情形:它不是核心句结构内部的成分，但却是容易受影响而发生变化的部分。

我们认为，从代码复制到复制品成为话语标记需要一个语用化过程。代码复制本身无法复制语用化过程，但可以加速该过程。比如，“……上”是现代汉语中能产性强的结构形式，产生的大量半组合性表达可以独立置放在句首充当话语标记，表达立论的基础或者陈述的着眼点。比如，在CCL古代部分(1919年前的白话文里)，“事实上”的使用有以下特点:

(5)a.将这种精神志愿用到学问上，或有益的事实上去，岂不是好吗？”[概念意义]

b.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节录作:“只就事实上说。”[概念意义]

c.曾子是事实上做出，子贡是就识上见得。[概念意义+程序意义]

d.却说曹锟自吴佩孚击败奉军，拥黎复位，事实上差不多已成为太上总统，[主观性增强，程序意义]

e.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主观性增强，程序意义]

可以看出，“事实上”的概念意义逐渐减弱，开始用于表达个人对所述信息的把握程度，具备了独立用作语用标记的可能。一旦受到外力推动，这种可能性会加速成为现实。1919—1930年代汉语原创中突然大量使用独立的话语标记语“事实上”(14次)，而在同一时期的翻译文本中，独立的句首话语标记“事实上”也高频使用(47次)。表9-9是Paraconc的Hot words工具计算出的与“事实上”对等的英语词。

表9-9 与“事实上”对等的英语热词(1919—1930年代翻译语料库)

双语检索发现，该词对应的模型码(英语)中的表达式为in fact(28次)，as a matter of fact(5)，indeed(4)，the fact is t hat(2)，the truth is/was(2)，the fact that(2)，as it were(1)。而且，上述表达形式在英语中典型位置也是句首且独立使用，如以下例证(来自“1919—1930年代汉语翻译库”):

(6)a.In fact，excellent plays have often been presented without the use of any words at all.

b.事实上，许多杰出的剧本时常完全不用言语去表演。

(7)a.As a matter of fact，“civilization”never remains long in the same spot.

b.事实上，文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得长远。

(8)a.The truth was，that the little Puritans，being of the most intolerant brood that ever lived，...

b.事实上，那些小清教徒们，是世界上从未曾有过的最冥顽的种族，……。

(9)a....and，indeed，I had never reason to doubt the sincerity of his friendship.

b.事实上，我对于他对我的友谊之诚恳，是绝没有理由可以怀疑的。

(10)a.The fact is that literary style is，for the most part，wasted oan audience.

b.事实上，文学之风格，对于观众多大也是无用的。

由此看来，“事实上”都是在1919年之后的汉语原创和汉语翻译文本中高频出现，而且，它在英语源语中有稳定的、功能对等的成分。这些特征说明，“事实上”在使用频率上的变化与英汉翻译有关，是间接受模型码英语影响的结果。以这种方式，汉语翻译语言挖掘了汉语语言中既有表达式的表达潜力，并加速了它的语用化进程。

翻译语言与现代汉语的互动方式

上文指出，1919年后汉语句首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大幅高于1911年前的白话文，这一变化至少部分归因于英汉翻译。那么，汉语是如何接受这些变化的？ 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翻译丰富标记语表达形式

翻译语言会丰富目标语中的某一表达式的用法。比如，“据……”在1911年前白话文里只跟为数有限的几个词(如说/云)组合使用，而在现代汉语中它的组合方式丰富、灵活，有“估计/报道/统计/观察”等多种组合方式，这类组合方式大都能在汉语翻译文本中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我们先看“估计”在1919年前的使用情况。

(11)a.宦家索债，如狼似虎，利上盘利，将田房家私尽数估计。

b.一切嫁人应用之物，估计起来也有三千开外。

c.余下的地方，估计放不下一只脚，怎能容得两个人乘坐。(1919年前汉语原创文本库)

根据这些例证，1919年前“估计”有确定某一对象数量和价值的意义(11a)，同时，它可以和趋向动词“起来”连用，带有评价义[9](11b)，具有语用功能，同时还保留确定数量和价值的意义。而在(11c)里，“估计”已经主观化为一种推测了。进一步说，在1919年前，“估计”已用于评价和推测，作用于命题。这就使得它具备了充当外加成分的可能，用于句首或者独立用作插入成分(见表9-10)。

表9-10 “据[……]估计”类标记词的使用与翻译间的互动

(续表)

可以看出，“估计”在汉语里作为独立成分出现和使用与同时期的汉语翻译同步，包含了一个代码复制过程。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更凝缩的独立使用的句首话语标记“据估计，”在后期的汉语翻译文本中频繁出现，如:

(12)It wasestimated that Japan imported nine-tenths of its scrap iron and copper，two-thirds of its oil，and a great deal ofits aviation equipment from private 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据一般估计，日本之废铁十分之九，石油三分之二以及大量航空器材均由美国私人方面输入。(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库)

(13)It is estimated that some 350m people speak English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据估计，约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1980年后英汉翻译库)

在CCL现代汉语库中，“据估计”使用频次高达441次(翻译文本部分不计)。从历史变化过程看，它的使用显然受到了翻译的影响。当然，汉语会接受由翻译推动的语言变化，但它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接受这种变化，“据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汉语现成的言据表达结构“据”，并非一味使用源语的表达形式。

2)扩展现有表达式的表达潜力，组合性变弱

翻译语言会优先选用既有的表达形式，扩展其表达潜力，增强其独立性而减弱其组合性，它就会语用化为话语标记。

(14)a.不过据臣观察他们，似都不是统御之才，(组合性)

b.据我观察，现今该城并不很坚固，……。(半组合性)

c.据观察，一窝小燕子在育雏期大约要吃掉25万只左右的昆虫。(组合性减弱，程序意义形成)

组合性变弱意味着该表达式独立承担话语功能的能力变强，即可以独立承担言据功能。汉语翻译文本大量使用这种表达，倒不仅仅因为英语频繁使用according to或it is told/reported that；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据……”成为话语标记，它就成为基本码中功能明确的表达形式，其表达潜力可以扩展至更多功能相似的表述。如:

(15)Morality and religion were felt by the Egyptian people，as by all others， to be intertwined.

据埃及人看起来，也和其他的民族的见解一样，道德和宗教是互相联接的。(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库)

(16)it is some three or four months old，I should judge-which Mistress Prynne is holding in her arms？

据我看，白兰太太抱在怀里的孩子，还不过三四个月呢！ (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库)

看来，复制模型码中的表现方法并非只是使用全新的表达形式，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语言表达资源，这种做既经济又实用。

3)代码复制的选择性

汉语话语标记会复制模型码英语对等成分的组合方式和使用方式。但这种复制不是将语法特征全部复制(关系代词that就无法复制)，而是使用汉语常规的组合方式，并使用标点符号来标识它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如:

(17)Apparently culture is coeval with man.

很明显的，文化是和人类同时出世的。(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库)

此外，英语模型码中的话语标记可以由副词来承担，如reportedly， supposedly。这些副词并不表达方式或者程度，而是表达信息来源这类复杂意义。从代码复制的角度看，最好的复制方式是将一种副词形式(类似于“报道地”)嵌入基本码汉语里，但基本码汉语里没有这种经由构词手段从动词衍生出的副词，所以只能选用现有的表达手段，如下例中的“据报道”。

(18)Reportedly，Anne several times visited Laurence at his modest terraced apartment in Winchester.

据报道，安妮曾几次到温切斯特的普普通通的平屋顶的公寓去看望劳伦斯。(1980年后英汉翻译库)

这说明，代码复制受基本码本身形态句法性质的制约，并非单纯的形式拷贝。但代码复制会把模型码中言据标记的功能(表达信息来源)、使用方式(句法位置)和使用频率(“据报道”在目标语原创文本中的使用可能因此增多)有选择地“复制”到基本码里，基本码(汉语)中该类标记的使用频率和方式就此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语言和目标语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丰富了对等成分的用法，又促进了目标语自身的发展。

9.5.3 小结

研究表明，翻译在汉语言据类句首标记语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方式是选择性语法复制。这种复制产生高度同构的结构，使得代码在双语间更为兼容、互译性更强。同时，模型码成分的频率模式也可复制到汉语基本码成分上，导致基本码中对等成分使用频率增大、使用方式多样，最终使基本码汉语和模型码英语在言据类话语标记的使用上更为接近。

翻译可以挖掘汉语本身的言语表达资源，丰富其表达形式，加速某些表达形式的语用化进程或提高其使用频率。大量的句首话语标记通过英汉翻译而高频应用于汉语，丰富了汉语自身的话语表达手段；反过来，新兴的汉语表达手段又和英语形成比较稳定的对译关系。所以，在20世纪，汉语的发展和翻译是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