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演化研究方法

20世纪前，语言演变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构拟(重建)问题，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推动了语言演变研究从音系转向形态；此后，转换生成语法为历史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选择，有的学者(如Lightfoot)开始转向历时句法(diachronic syntax)研究。当代语言演变研究的主要特点则是:语言演变原则为主，语言构拟为辅。

在观察语言变化的方式时，一般要区分外部和内部语言来描述语言变化的方式(Matthews，2003)。传统上，语言演变以外部语言为研究对象，观察语言实例，即经验性语料。语言变化有多大张力，其内部允许的变化有没有限定范围，其内在机制如何并不为人熟知。但按照乔姆斯基理论，外部语言由内部语言决定，即规范(norm)的变化应局限在系统允许的“可能”范围内。

有关语言演化的动因有两种:形式动因和功能动因。Newmeyer(2003)指出，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都试图对语言演变进行形式解释，但对语言演变的纯粹形式解释始自60年代，是随生成语法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形式解释越来越微妙和复杂，如词汇扩散(lexical diffusion)和元音替变(vowel shift)研究、有争议的“透明原则”(Transparency Principle)、最省力策略(Least Effort Strategy)等。Newmeyer指出，在功能语言学家看来，形式解释不值一提，因为那种解释不过是将语言数据重组了一次。Lightfoot研究路径中的经验主义预测受到质疑，而Roberts的最省力策略在解释重新分析时则显得太拘谨。语法化名下的相关演变大都被赋予了一种功能解释，这似乎说明语言演变是语义演变推动的，都有一个功能来源。但问题是:如果语言演变受到功能的影响，且功能是一致的，那么几千年前的语言就应该是最合用、最完美的。但语言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演化，这说明:“语法化不可能纯粹由语义驱动。”(Fischer等，1998:319)语言发展的事实说明意义驱动说过于简单，难以令人信服。这说明，我们观察汉语语言的变化时，不能只从功能角度考虑这种演化，还需要从语言自身提供的各种工具和可能性来探讨变化的内在动因。

4.2.1 语言演变研究的一般方法

语言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摆脱不了认识和实践发展的一般规律。开展一项新研究的过程就是将作者通过以往的实践活动所建构的语言观念再一次形式化、具体化地作用于研究内容的过程。研究内容和对象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选择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各派学术思想竞相涌流，自19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研究逐渐经历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除了19世纪以前传统语法规定性的研究方法之外大都可归入描写和解释两类。语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迭必然与语言研究向纵深发展相伴相成。到了今天，已由静态的定性研究发展到基于大数据库的动态的定量统计和分析，由单一学科内部自省发展到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

人们很少见到某项研究单纯使用一种方法，研究语言演变需要充分考虑共时和历时、内部和外部等各种因素，如此复杂的过程更应该是多种方法结合使用。在当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语言演变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六类。

4.2.2 描写和解释

针对汉语内部结构的变化，当代研究者多采用描写法和解释法相结合的方法，这符合语言研究的实际情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语言这种被描写的对象随时在更新，但历史存留又极少(相对于口语语料)，所以无法穷尽。这时，控制变量和选取有代表性的语料对描写的充分性至关重要。

当然，有了充分细致的描写只是研究目标实现过程的基础部分，对这些语言数据的解释则更为重要。刘红妮(2013)研究了一种因结构省缩导致词汇化的语言演化现象，类型近十种。通过分析大量语言实例的形成过程，逐一描述了结构省缩的类型和特点，并将结构省缩的动因概括为语言经济原则、韵律和双音化，以及省缩内容的功能弱化、语义表达的焦点和重心以及构式框架的压缩，等等，为探寻语言变化的成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4.2.3 调查分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功能主义学派发展壮大，语言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功能主义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倾向于把语言的普遍现象解释为来源于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普遍性。随即，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美国诞生。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它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观察语言，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语言变异，对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等人的语言运用状况进行分层考察，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在汉语研究领域，通过田野调查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进行研究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多建立在语言变异始于语言接触这一基本观点之上。

4.2.4 语言发展断代研究

在西方，历史语言学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由来已久，它的出现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在中国，众多研究既从历时角度对语言的变异现象进行比较，又从共时的角度做断代研究。其中既包含微观层面对语言结构特征的总结，也包括对语言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分析。需要指出，中国古代汉语发展研究多使用历史断代法，文献资料大多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如《诗经》、《尔雅》、《说文解字》、《文心雕龙》、《朱子语类》等。在这方面，姚小平(2000)指出，清代小学家虽弱于理论，但也对以下诸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如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语言文字的起源、语言演变、语言共性、标准语与地方语的关系、汉语汉字与异族语言文字的差异，以及语言与思维等。

4.2.5 比较分析法

语言演变促使世界语言和而不同，运用比较分析法有助于探察世界语言演化的共性和个性。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现代白话文兴起，这在汉语语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白话文与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和旧白话的对比研究都需要合理的比较方法。比较分析法还常用于分析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文白异读”。此外，比较分析还特别适合近代以来的汉语研究。由于中国近代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和殖民奴役，后来又与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汉语受到外来语，尤其是英语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跨语言、跨时代的对比和比较来考察现代汉语的发展。贺阳(2008)依据五四以来汉语语法所受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影响的事实，探讨欧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以及汉语语法欧化的方式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间接语言接触的性质和特点做出了细致的分析。他还使用语料库和频度统计方法来对五四以来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进行识别和判定。贺阳的研究把旧白话、现代汉语和翻译语言三者进行对比比较，为由间接语言接触引发的汉语演化研究提出了可行也比较可靠的方法。

4.2.6 语料库语言研究

尽管“语料库语言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才首次出现，但早在乔姆斯基以前，语言学家在田野调查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就展现了使用“语料库”的益处，当时的库还只是盒子，库里的语料也只是写在纸片上。21世纪，语料库的建设已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各种规模更大、分类更加详细的语料库已经建成。其中，研究汉语语言本体的学者常使用的是由北京大学所建的CCL(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汉语语料库)，该语料库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子库，已对外开放，允许在线检索。

语料库检索出来的数据可能相当庞杂，无法直接用于研究，这时，需要使用合适的数据分析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和分析。统计方法有两种:一是描写统计方法，又叫归纳统计方法，其目的是通过有关的量度来描写和归纳数据；二是推断统计方法，其目的是观察一小部分数据来概括它所代表的总体的特征。此外，还有多元分析方法，研究的是同一个人或物的几个方面(维度)的关系，它要观察联合变异，包括多元回归分析、多元方差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断分析、多维度量表、结构方程模型等(桂诗春、宁春岩，1997)。

研究语言发展是使用语料库能够得到第一手的经验性数据，语料库能否提供支持至为重要。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研制的CCL汉语语料库收录了从周朝到当代的重要文献，为汉语历时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当然，还有其他的语料库可资借用，如朱一凡(2010)为准确找到新结构早期用例的出现时间，使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CCRL检索工具及配套的现代名家小说文本库。CCRL检索工具是一套汉语语料检索系统，其中配套的现代名家小说库库容19571772字，即近两千万字，包括新中国成立前40位作家的400多部作品，大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又有传统派，他们作品的语言应该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基于以上两个语料库，作者通过分析翻译借用的欧化结构、被翻译激活的欧化结构、汉语原有结构受翻译影响而发生的使用频率变化，得出结论: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既是可能的也是有限度的。

语法演变是高度偶发性的，对初始状态非常敏感，从技术层面上说是混沌的。语言学家可以努力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没有理由指望找到一条有预测力的演变理论，也没有理由希望对演变做出长期的、线性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