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如何建成的？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因其卷帙浩繁，成书时不曾付梓刊行，仅有底本1部藏在翰林院，手抄7部且分别建立7座楼阁贮藏之。可以这么说，“七阁”因书而建，《四库全书》因阁而存。

所谓“四库七阁”，是指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此为清朝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前四阁位于北方，称“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后三阁位于南方，称“南三阁”，又称“江南三阁”。

然而，由于中国近代频繁战乱，现仅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尚立世间。所藏的《四库全书》仅存三部半，其中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当时就据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即特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至于文澜阁本，散失更为严重，只能算半部。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全书》尚于编纂之中，乾隆便想到使之“以垂久远”的问题。乾隆了解到浙江在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遂下谕杭州织造寅著前往调查。接到了寅著考察的奏折后，乾隆即下旨仿天一阁之式样分建四库七阁，但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根据皇家等级和藏书数量，略加变化。我国自奴隶制时代起就崇尚中央的观念，统治者需居中设座。为了衬托和突出正中部位，要使开间从明间起递次减小，形成以明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而乾隆要求仿天一阁形制，面阔须六间，顶层六间相通，意为“天一”，底层六间分隔谓之“地六”，暗合《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水”的说法，取其水克火之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建筑师们巧妙地采用“五奇六偶”的布局，使明间面阔最大，次间与梢间稍小，另在这五间主体房的西侧加了一间楼梯间，其面阔不足梢间的一半。这样既满足了皇权至上的要求，又保持了阁内使用面积的完整，同时还解决了上下楼的问题。其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既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又不失通风功能。此外，七阁还都采用了黑琉璃瓦歇山顶，黑色在五行中属水，也取其水克火之意。阁内各层则分列《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书架。

（一）北四阁

1.文津阁

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成，系内廷四阁中建成的第一座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西北隅，坐落于山庄湖区一个花木掩映、三面环水的清幽之地。其主体建筑由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等组成，既借鉴了天一阁的形式，又兼具宋代米芾宝晋斋的建园风格，故乾隆写诗说它“米家范氏两兼奇”（乾隆《月台》）。《热河志》载：“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阁外假山高低错落，收放有序，假山上一亭翼然，名为趣亭。乾隆有诗曰：“阁外假山堆青螺，山亭名趣意如何。泉声树态且权置，静对诗书趣更多。”（乾隆《趣亭》）假山的东面有一月台，据说是乾隆观月赏景的地方，至今还留有御笔书题的“月台”两字。文津阁原建筑是黑色琉璃瓦歇山顶，在同治年间重建时改成青色硬山顶。其室内油漆彩画考究，柱子漆成深绿色，皆以冷色调为主，一反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阁东立文津阁碑，正面用满、汉文字镌《文津阁记》，背面镌七言诗《题文津阁》，东侧镌五言诗《四库收精要》，西侧镌七言诗《建由甲午成乙未》，均由乾隆御笔亲题。乾隆帝对在此建阁贮书极为得意，认为：“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乾隆《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

文津阁《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为第四部告成的《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基本未受到战乱的影响，宣统元年（1909），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该馆收藏，但尚未实行，清王朝即被推翻。

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接管学部，请示政府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1914年，全书连同书架一并运至北平（今北京），1915年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后全书按原架陈列，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并至今仍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四库全书》。2008年，商务印书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2.文源阁

文源阁是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修葺而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完工。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记载：“（圆明园）水木明瑟以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额皆御书。”文源阁坐南朝北，前有曲池和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矗立一块巨石，名为“玲峰”，高5米。据金勋编写的《圆明园文献资料》记载：“最奇者为池之正中，有巨太湖石，高出水面三丈余，玲珑透体，环孔众多，正体为黑灰色，如墨云翻卷上冲。以手叩之，其音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石，石面刻有名臣诗赋。此石命名为石玲峰。”

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结构与其余内廷三阁无甚差别。文源阁《四库全书》为第三部告成的《四库全书》，据推算应该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据说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时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但是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70余年。目前，仅阁东碑亭中的“文源阁碑”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3.文渊阁

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成，阁名虽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地址却选在紫禁城东南文华殿之后，明代祀先医之所的圣济殿旧址。文渊阁既是紫禁城最大的藏书楼，又是皇帝举行经筵赐茶的场所。其构造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阁前凿一方池，池上架一三梁石桥，池中引入内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

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连同《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书各自贮藏在楠木小箱子中，安置在书架上。在文渊阁上下层中央均用书架间隔为广厅，正中设“御榻”以备皇上随时登阁览阅。阁的下层正中，南向悬金漆“汇流澄鉴”四字匾。北面南向内檐柱挂着黑底金字对联：“荟萃得殊观，象阐先天生一；静身知有本，理赅太极函三。”南面内檐柱北向对联：“壁府古含今，藉以学资主敬；纶扉名符实，讵惟目仿崇文。”南面北向横眉上有乾隆诗十六句：“每岁讲筵举，研精引席珍。文渊宜后峙，主敬恰中陈。国库庋藏待，层楼结构新。肇功始昨夏，断手逮今春。经史子集富，图书礼乐彬。宁惟资汲古，端以励修身。巍焕观成美，经营愧亦濒。纶扉相对处，颇觉叶名循。”

文渊阁《四库全书》自嘉庆以后便无人问津。辛亥革命后，清皇室迁出紫禁城，全书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不久又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紧张，全书被装箱运往上海，之后又辗转迁往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4.文溯阁

文溯阁在“内廷四阁”中建成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始成，位于盛京（今沈阳）故宫西路，一如其他三阁规制。檐前悬有乾隆御书汉文“文溯阁”之匾额，殿内悬有御书楹联：“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额枋绘以“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苏式彩画图案，画面以蓝、绿、白等冷色调为主。阁前为一宽阔月台，台前为三间黄琉璃瓦卷棚式宫门，阁后东西两侧各有回廊，呈90°，与阁之两山墙相接，自成院落。

阁东侧碑亭内有石碑，碑阳为乾隆帝所撰《文溯阁记》，碑阴则为《宋孝宗论》，均以满、汉文镌刻而成。《文溯阁记》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至九月乾隆东巡盛京时所撰写，其中道出“内廷四阁”命名之用意：“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乾隆《御制文二集·文溯阁记》）

第二部告成的《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入藏文溯阁。随着清朝国势日渐衰落，文溯阁《四库全书》也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动乱之中，文溯阁《四库全书》曾出现散失。1914年，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为讨好袁世凯，将不全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一存十年。1925年，东北筹办奉天图书馆，奉天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力谋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获得张学良、杨宇霆等人支援后，于1926年将书运回沈阳文溯阁，实现了书阁合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文溯阁《四库全书》曾一度由伪满掌控。其后，由于文溯阁年久失修，出现渗漏现象，遂于1935年开始在文溯阁院内西南部新建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书库，称为新阁。1937年新阁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移入新阁，原有书架仍留在文溯阁中。

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后，东北文物处复将《四库全书》运回文溯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再次被运出沈阳，先运至黑龙江省讷河县（今讷河市），1952年讷河水患，又运至北安县。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第三次被运回沈阳。20世纪60年代，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66年又被运至甘肃兰州直至今日。2005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投入5000余万元，历时2年修建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建成。该藏书馆继承了四库七阁的传统风格，为外二内三的园林式建筑，依山傍水，环境优美。

（二）南三阁

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后，被进呈给乾隆皇帝，乾隆考虑到江浙一带是人文荟萃之地，为了让读书人可以看到《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乾隆下旨增抄三份藏于南三阁。与北四阁不同，南三阁允许当地文人学士赴阁阅览，校抄秘籍。从此，社会上就出现了“传抄阁本”，当时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楼主瞿氏父子，以及长洲顾氏艺海楼都曾收藏“传抄阁本”。

1.文宗阁

文宗阁是南三阁中最早建成的，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康熙和乾隆南巡时常驻跸形势险要的镇江和扬州，故镇江的金山、扬州城外的天宁寺内，都建有富丽堂皇的行宫，文宗阁即建于金山行宫之左，江天寺（即金山寺）之南。当时金山四面环水，文宗阁坐北朝南，庭院前有门楼三间，与阁相对，两侧有廊楼各十间，将文宗阁联合成四合院的形式。阁前银涛雪浪，气势磅礴；阁后山崖陡峭，峰颠浩伏。四库七阁唯有“文宗阁”阁名不用“水”旁，所以关于其阁名历来争论不休，大致有以下说法：尊崇皇宗皇祖，饮水思源；处于江中，不言水而水源充沛无穷；避水漫金山之患等。

文宗阁是由驻扬州两淮盐运司署拨款修建的，阁建成后，因《四库全书》尚未抄写完毕，故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则是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五十五年（1790）分批颁发。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阁中书籍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有专人建立收发档案，办理借阅手续，规定读者爱护书籍，不准遗失污损。后来只许在阁内阅览，不准外借。但是，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英军攻占镇江，书阁皆损。咸丰三年（1853），又遭太平军战火，书阁俱焚，荡然无存。

2.文汇阁

文汇阁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位于扬州城外的天宁寺行宫御花园内。不幸的是，咸丰三年（1853）文汇阁也未逃厄运，遭遇太平军战火，书阁俱焚。

关于文汇阁的盛况，我们尚能从清人的笔记中得窥一二。例如，完颜麟庆的笔记《鸿雪因缘图记》在“文汇读书”一节中写道：“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乾隆四十五年建，以恭贮《图书集成》，赐今名并‘东壁流辉’额。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高宗垂念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命多缮三分，颁贮浙江文澜、金山文宗与此阁为三，江南实得其二，典司出入，掌自盐臣，寻又恐徒供插架，无裨观摩，诏许愿读中秘书者，就阁传钞。嘉惠艺林，旷古未有。庚子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黄色。左右列厨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函用香楠。其一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

文汇阁所藏《四库全书》对扬州一带文人学者影响颇大。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汪中、焦循、王念孙等均曾于文汇阁阅读资料，研究学问。

3.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圣因寺。圣因寺原为康熙帝的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行宫初建时，规模宏大，等级颇高，在遵循皇家建造规格的同时，也融合了江南的造园手法。康熙之后，行宫闲置。雍正五年（1727），抚臣李卫奏请将行宫改为圣因寺。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收藏《四库全书》，乾隆颁诏：“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着交陈祖辉、盛住改建文澜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上谕》） 但因玉兰堂位于御花园内，逼近山根，地势潮湿，难以藏书，遂改在玉兰堂之东、藏经阁之后建造文澜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工程完工。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两浙盐法志·卷二·文澜阁图说》）

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城被太平军攻陷，百姓纷纷出逃，当时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俩在杭州城外的留下镇避难。有一天，丁申购物时偶然发现包物用纸竟然是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上撕下来的，丁氏兄弟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遭遇劫难，四处飘散。于是他们决定不顾生死，抢救《四库全书》。丁氏兄弟召集了一批人，许以重金，趁夜赶到西湖边上的文澜阁，摸黑捡拾散落满地的《四库全书》残片，并运到郊外的西溪。他们每天往返四十里，跋山涉水，还要躲开太平军的岗哨，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虞。此外，他们还委托杭州书商搜求散落在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最后，他们抢救出8689册，这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他们先把这些书存放在上海，等太平军撤离杭州后，才雇船运回杭州，当时文澜阁损毁，这批书先放在杭州孔庙的原府学尊经阁内。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重建文澜阁，次年落成，这才把书运回文澜阁。之后，丁丙提出补抄《四库全书》。光绪八年（1882），补抄工作得到谭钟麟的批准并经浙江布政使发出照会，其经费也得以解决。其时抄写者达100余人，丁氏兄弟出其家藏图书，又抄“天一阁”“抱经楼”“振绮堂”“寿松堂”等藏家之书。之后，钱恂和张宗祥等又发起两次补抄活动。经过三次补抄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数量上，共有36917册，比原颁的35990册多出近千册；内容上，弥补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并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有的版本还优于原《四库全书》的底本。文澜阁也成为南三阁中唯一一座书阁并存的《四库全书》藏所。2015年，杭州出版社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