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符其实打动人心——概念正名术
概念正名术就是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来达到明确概念，取得论辩胜利的方法。搞清事物的概念，做到名符其实，才能使论辩深刻有力，打动人心。
恩格斯对只空谈概念之“名”，而不究其“实”的浮夸做法十分反感，他曾经指出：“《自由》拼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一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名不符实地空谈概念的不良文风。
赛场论辩，立论和反驳，都要注意概念的名实关系，正反方的观点分歧有时就体现在对一些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因此，概念正名术是辩者抓住概念理解上的微小差别，以此为突破口，借题发挥，以充分论证己方观点而攻其一点，驳斥对方的有效策略。
例如，在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的论辩中，北京大学队为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为反方。正方第一位发言人李玫一开始在发言中就从“保护主义”和“抑制”的概念入手进行立论，她说：“我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可以被抑制的，一切悲观和失望的观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里我们理解保护主义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采取的限制进口的措施或意向。我们所说可以抑制，不是说在一个早上保护主义就会烟消云散，也不是保护主义今后不再出现，而是说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抑制它的发展势头，使它不至于继续恶化。”
紧接着反方第一位发言人李莹也是从定义入手进行立论：“对方的同学，你们刚才给贸易保护主义下了定义。可是，我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思潮，让我们给贸易保护主义下个定义吧！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施行贸易限制的一种思潮。请记住，是施行贸易限制的思潮，而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政策，包括关税壁垒和配额制度等等……”
正方第二位发言人杨金林抓住李莹的发言，从概念上发起攻击：“我想提请对方注意，你们刚才在概念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你们把贸易保护主义说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的一种现象，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措施是保护本国民族工业，以达到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是保护本国传统落后的农业。……”
反方第二位发言人林乔丰，正方第三位发言人王雷，反方第三位发言人黄经伟，他们虽没有直接就定义进行辩驳，但无不涉及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
在这场辩论中，正反双方都采用了概念正名术，各自阐述了对概念的理解，并借这种理解上的些许差别，攻击对方，驳斥对方。
当论敌混淆某些概念时，概念正名术是揭露、反驳对方的有力武器。
小王上班忘了戴安全帽，工长朝他走过来：“为什么不戴安全帽，照章罚款一元，快去戴上！”
“罚款？等一等！”小王抓了抓脑袋，灵机一动，狡辩道：“工长，你看那边门上不是明明写着‘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9个大字吗？安全帽当然不是工作人员，我也是照章没带它入内的呀！”
小王这就是通过混淆概念进行诡辩。故意混淆概念是我们在狡辩时惯用的手法，如：
一辆电车进站了，有些人便一窝蜂地往上挤，突然“哗啦”一声，一块玻璃被一个人碰碎了。售票员便冲着那个人大声叫喊：
“玻璃碎了，要照价赔偿！”
“要我赔什么？”
“损坏了人民的财产难道不应该赔吗？”
“我是人民中的一员吗？”
“当然是。”
于是，那个人说：“我是人民的一员，人民的财产我也有一份。我这份我不要了，我不赔了！”
这就是故意混淆概念的诡辩。
概念正名术就是明确概念的论辩方法，列宁说：“要进行论争，就要准确地阐明各个概念。”一个雄辩家要论辩取胜，就不能不掌握概念正名术。
片言居要一目传神——小中见大术
据传，东汉时候有个陈蕃，有一天他父亲的好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一室，屋内杂乱，龌龊不堪。薛勤便问：“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薛勤反问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从表现上看，“扫天下”乃堂堂大业，在像陈蕃这样一个自命不凡、壮志满怀的人看来，两者的确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个懒于或不屑于去“扫地”的人，他真的会去“扫天下”吗？即使他真有这样的“意愿”与“壮志”，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切枉然。薛勤反问的方法就是小中见大术的论辩技巧。
小中见大术，是指辩者善于从高层次上，以其敏感和洞幽烛微的观察力，从要说的事理中，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那一点，触类旁通，引申扩张，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其小而实、短而精、细而宏、博而深，令人回味无穷，收到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的胜辩效果。
论辩中运用小中见大术，要注意选准突破口。。军事意义上的“突破口”，是集中兵力于敌人最要害、最敏感、而又最易击破的一点，由此突入敌阵，继而扩大战果。论辩的“突破口”也具有类似的属性，它应是关联着全局、最容易着力突破的“一点”，应是最敏感、最准确、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一点”。
在辩论“对外开放与走私贩私”这一关系时，有的人说：“走私贩私，都是对外开放造成的！”有的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反驳道：
“如果你的说法能成立的话，那我的感冒就是开了窗的缘故。那么为什么开了窗以后，有些人感冒，更多的人却身体健康地领略着大好春光？问题只能从自身去找了。同样，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上对外开放了，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当前国际有利条件，借外国财力、物力之水，灌溉我国现代化之花。我们一是主权在握，二是开放有度。问题是国内有些不法分子，看见金灿灿的洋钱洋货眼花缭乱，犹如蝇之趋腥，营营追逐。这能怪罪于谁呢？对外开放之后，面对诲外花花世界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曾不断发表过坚定而清醒的告诫，以期引起警惕，希望人们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因此有逐臭者，也有洁身自好者，有沉溺者，更有新形势下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反驳者以小中见大术抓住感冒和开窗这一小事，阐述开放与走私的关系，给人以启发，很有说服力。
论辩中运用小中见大术，还要注意选的“小”须有代表性。一位作家说：“一滴水见太阳，贵在‘一滴’。若是一池水见太阳，那就算不得高明。当然，这‘一滴’必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滴’，是有声有色的‘一滴’。”只有选用有代表性的“小”才能“见一叶落而知岁将暮”。
使用以小见大术必须注意，其中的“小”必须与“大”有必然联系，不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有这么一段对话：
甲：“大学生谈恋爱，会分散精力，浪费精力，影响成才。”
乙：“不对，马克思刚上大学，就爱上了燕妮；歌德如果不同夏绿蒂恋爱，就写不出让拿破仑读过七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因此，爱情是促使大学生成材的要素之一，不但不应反对，反而应提倡！”
乙就犯有以偏概全的错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能说与他们的爱情生活没有关系，可是他们的成才绝不能看成是早恋的结果。
先抑后扬先扬后抑——抑扬妙用术
抑扬妙用术，以抑扬为手段，迎合对方心理，’引出对方心理活动的优势，这种兴趣优势能给人带来情感上的亲善和理智上的满足，从而缩短与对方的心理距离，放松戒备心理，因而达到褒扬和贬抑的目的。
先抑后扬即为肯定某人和物，先用曲解的方法和嘲讽的态度贬低和否定他，这样为扬而抑，抑的目的在于扬，抑下去为了扬得更高。
海湾战争时，世界石油价格暴涨，汽车销量大减。在日本丰田汽车市场，面对徘徊犹豫的顾客，销售人员以流利的美式英语即兴发挥：“现在油价这样高，买汽车是最不合算的，可以说，只有根本不会算帐的傻瓜才会去买汽车，我想来想去，最好的方法是学中国人的样子买辆自行车上下班，既便宜又不耗油，岂不是两全其美？上个月，我兴冲冲地骑车上班，路上花了整整4个小时，我的妈呀，一到公司我累得大汗淋漓，躺在办公室沙发上，打我都不想动弹一下。可一想，不行呀，被经理看到，非炒我鱿鱼不可。只得拼命支撑，起来工作，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累得我全身骨架像散了一样。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公司门口，突然想起了还要顶风骑车回去，伤心得真想大哭一场。这时，我才明白了一个真理：轿车无论如何不能少，买轿车的傻瓜非做不可。而最佳的选择只能是买省油的车。本公司的丰田车是最省油的，而且价格便宜。因此，买丰田轿车的人其实不是傻瓜，而是最聪明的人……”
果然，一席话说得顾客们纷纷称道，争相订购“丰田”，丰田车的销路由此大增。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先抑后扬的特点就是对要肯定的方面先进行否定，然后再肯定。
先扬后抑即为了抑制和劝阻别人，先采用褒扬的方法和支持的态度，为抑而扬，扬的目的在于抑，而扬是不可少的手段。
有个人对朋友说：“我为女儿所付的钢琴学费已经得到偿还了。”按通常的意思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这个人的女儿学钢琴已经学有所用，通过弹钢琴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看来，这是他对女儿学钢琴的一种肯定。但是接下来的话却是：“我的邻居听了我女儿的琴声后，就赶紧把他的房子以市价的三分之一卖给我了。”报酬确实是真的，印证了“所付的钢琴学费已经得到偿还了。”但是这种报酬是以对女儿弹钢琴的一种否定出现的。这样，先扬后抑，使言谈话语产生了一种无尽的魅力。
先扬后抑的特点在于对本来要否定的方面先进行肯定，然后再否定。在论辩语言的表达上独具特色。
抑扬妙用术的特点在于：扬是为了抑，抑是为了扬，抑扬间在内容上是统一的，只不过在表达的形式上是对立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在论辩中，前言后语的抑扬转化时机要掌握好，否则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抑扬妙用术在舌战中可以起到褒扬和贬抑对方的目的。
一位女顾客上照相馆取照片，她很不满意地对营业员说：“我以前在这里照得很好，怎么现在在这里照得那么难看？”营业员抱歉地说：“太太，以前你来照相时，我比现在年轻十多岁，现在照得不好看，因为我有点老了。”
营业员用抑扬妙用术，堵住了对方的嘴，令对方无可辩驳。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巧用隐含术
隐含地表达思想的方法，在逻辑学上，称隐含判断。隐含判断就是指“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用隐含判断来进行辩论的方法，就是巧用隐含术。
论辩中，运用这种论辩技巧，可以达到委婉地表达自己意见，含蓄地批评别人的缺点，辛辣地讽刺不良倾向和行为，无情地揭露丑恶的目的。
某机关支部委员老赵与青年干部小刘一道回家，两人边走边谈。老赵问：
“小刘，你的小孩已经有4岁了吧？”
“是啊！”
“打算领独生子女证吗？”
“是啊，我的身体不好，经济也不太宽裕，孩子也长大了，可是我的爱人是独生子啊！”
“我们机关小张、小李、小彭也是独生子啊！”
听了老赵的话，小刘没有直接提出要再生一个孩子，但是从她“我爱人是独生子”的言语中委婉地提出了“我想再生一个孩子，不领独生子女证”的想法。老赵对小刘的不正确想法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看法，也同样使用了一个隐含判断，即“小张、小李、小彭”也是独生子，他们领了独生子女证，你也应该领。”老赵从细微处发现了小刘的思想，于是有针对性地运用隐含判断去表示自己的意见，让小刘自己去体会，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罗西尼是19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有一次一个作曲家带了份七拼八凑的乐曲手稿去向他请教。演奏过程中，罗西尼不住地脱帽。作曲家问：“是不是屋子太热了？”罗西尼回答说：“不，我有见熟人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熟人，不得不连连脱帽。”言语里既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又令人忍俊不禁。
巧用隐含术，可以用它揭露丑恶。一般来说，揭露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但是运用隐含判断就可使揭露变得缓和一些，藏其锋芒，而真正的意思别人又可以理解得到。
民国初年，改呼“皇帝万岁”为“民国万岁”。当时军阀混战，重赋苛捐，贪官横行，民不聊生，天下并不太平。撰联大师刘师亮遂用“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的对联来讽刺当时的社会现状，刘师亮巧用隐含术，变颂语为讽刺，入木三分，国人拍手称快。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爱受奉承的伯克问阿凡提：“你看我的价值有多高！”
阿凡提看了伯克一眼说：“你的价值最高50块钱。”
伯克听了气愤地说：“你怎么把我的价值看得这么低。”阿凡提说：“别忙，伯克大人，我看到你腰上扎的那根镶金皮带，才说这个价钱呢。
伯克听了阿凡提的话，真是哭笑不得。
无疑，谁都能体会到，阿凡提的话里隐含着一个判断，即“伯克一文不值。”这个判断猛烈地抨击了伯克爱慕虚荣的思想。尽管伯克很反感，但由于阿凡提用的是隐含判断，藏其锋芒，避其气势，伯克无可奈何，落得个自讨没趣，又无法发作。
论辩，就是要善辩，这其中包含如何驳斥别人的谬论。巧用隐含术，辩者可巧妙地反驳别人的谬论。
朴实无华动人心弦——通俗语言术
运用大众化语言进行论辩的方法，就是通俗语言术。通俗语言，能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使人感到辩者是他们中的一员，是自己人，就不会产生怀疑和抵触心理，从而持肯定态度，乐于倾听和接受。
通俗语言流畅生动，幽默风趣，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蕈，做演说，只要像洗脸那样负责，就差不多了。”又如：
某乡长在一次会上发言说：“有人认为种田为把肚子填，喂牛为耕田，喂猪为过年，喂鸡为换油盐钱。这种人鼠目寸光，就像一把无骨子伞——支撑不开。……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社会创造财富，做新时代的富农。”这些讲话通俗易懂，活泼动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使用通俗语言，能自然表露出真情实感，易打动人心，而且通俗语言朴实无华，具有透明性。灵活自如地使用通俗语言，无疑是增强论辩效果的好方法。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曾专门写了一篇《论俗话》，阐述了通俗语言的种种优点：诸如“自然”、“优美”、“清新”、“流畅”、“流通广”、“感情色彩强烈”等等。
古希腊大学者兼论辩家亚里士多德早在《修辞学》一书中就指出：“为了要做到清楚明白，选用词汇的时候，就应该选用那些通行的、日常的词汇。”
列宁曾强调：“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
许多雄辩家、演说家都是运用通俗语言的大师。原因就在于通俗语言的朴实感人，人人都易于接受。所以，通俗语言术是能缩短心理距离，消除抵触情绪，沟通双方感情，使论辩更令人信服，更令人乐于接受的论辩技巧。
要做到论辩语言通俗化，只要加强修养，注意锻炼，持之以恒，即可达到目的。
抑扬顿挫起伏迭宕——语调助辩术
意大利有一位著名演员登台表演的节目是按顺序，从一数到百。当时人们想，真没劲！可是这位演员却表演得有声有色。观众听到的仿佛不是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忏悔自己罪行的凶手在诉说。人们很受感动，竟为他掉下了眼泪。应该说这位演员的表演是成功的。其奥妙在哪里呢？就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多变的语调，倾注了各种各样的感情，充分地发挥了语调在传情上的作用。
论辩，要以情感人，促人猛醒，激人奋进，给人以力量，语调是其主要手段。驾驭自己的语调，使之变化多端，从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丰富的思想感情，在论辩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语调，是指句子里声音高低升降的变化。妙用语调，除了表达思想感情外，也是取得论辩胜利的技巧之一。语调助辩术，是利用语调的升降来辅助论辩的方法。
在十年“文革”动乱中，著名作家赵树理常常被揪斗。一次，赵树理据理反驳，造反派被驳得无辞可辩，最后只得使出强迫“画供”认罪这一招。他们把江青一伙强加给赵树理同志的种种罪名罗列在纸上，强迫赵树理签字承认。赵树理拿起笔来写道：
“你说我是我就是？”
打手们一看这几个字，如获至宝，一把抓住那张纸，说：“赵树理，这可是你白纸黑字亲自写上的，说话可要算数。明天到大会上向群众交待你的罪恶，不许赖帐！”“赵树理说：“一定算数，决不赖帐！”
第二天开大会，去的人不少。
批斗会一开始，造反派头目拿着那张纸条叫道：“经过我们的批斗，顽固不化的反动作家赵树理终于承认了他是罪恶累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把他押上来让他亲口向革命群众交待！”
赵树理被押到台前，他对准麦克风响亮地说：“我没有承认！”
造反派一愣，拍案嚎叫：“混蛋！这不是你的亲笔供词？”
“我写的是‘你说我是我就是？’。”
“这不算你承认了，算什么？”
赵树理说：“你就没看我写的那句话后边用的是问号？”
顿时台下轰然大笑。那几个造反派闹了个没趣，只好灰溜溜地收场。
阿凡提专与巴依作对。有一位自作聪明的巴依为了报复，雇阿凡提为长工。一天，巴依和老婆下棋，把阿凡提叫到跟前说：“阿凡提，大家都说你聪明，那你就来猜猜我们这一盘棋的输赢吧。猜对了，我给你一个元宝，猜错了，我打你二十皮鞭。”阿凡提答应了，当场铺开一张纸，写道：
“你赢她输。”
巴依看在眼里，故意把棋输给了老婆。他得意地对阿凡提说：
“你输了，该打你二十皮鞭了！”
“慢，老爷，我猜对了！”说完，阿凡提念道：“你赢她？输！”
这句话表达的是巴依输，老婆赢，巴依立刻没话说了。但狡猾的巴依说：“不行，再猜一盘才算！”阿凡提又答应了。这一盘，巴依赢了她老婆。阿凡提打开纸一念：
“你赢，她输！”
巴依又没话说了，他又没打成阿凡提。“不，再猜一盘！这次你要是猜得对，我就一定把元宝赏你；猜错了，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阿凡提说：“可以，不过这回你说话可得算数了。”
这一盘，巴依与老婆故意下了和棋。阿凡提又打开纸念道：
“你赢？她输？”
这次阿凡提不肯定谁赢谁输，所以说他们和了。巴依想打阿凡提的诡计又落空了。
阿凡提根据事物的不同情况，读这四个字时选择了恰当的语调，终于斗败了巴依。
妙趣横生耐人寻味——谐音巧辩术
汉语中存在许许多多的同音字，它们字形字义不同而字音却相同。谐音巧辩术就是根据这种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一语双关的论辩方法。
由于谐音的方法可以取得一语双关的效果，表达出丰富的含义，给人以广阔的想象与联想的天地，因而可以使巧辩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有个财主请来一个教书先生教他孩子读书。没教多长时间，财主就来问：“我孩子会作对子了吗？”
先生想，虽然说不上样样都能对出来，但多少还是知道一点，于是就说：“能作对子。”
财主便决定明日面试。先生预先嘱咐学生道：“明天考试时，我出“紫袍”，你对“金带”，可别忘了。”
次日，财主与先生对饮，财主请先生出对试一试。先生出“紫袍”，学生对“金带”。先生大喜，说：“我说没错，他能对了。”
可财主不是容易被蒙骗的，说：“先生可能暗中商定，得我亲自出题才算。”即出“和同”二字，这学生仍以“金带”对。
先生赶紧说：“你将‘分派’两字字音吐清便是。”
财主说；“对，‘分派’自然不错，但由老师代讲了，我还是不信。”又指碗内的金针菜发“黄花”，这孩子仍以“金带”对。财主说：“这回可露底了吧？”
先生忙说：“东家，您老耳朵听力不好，他刚才是说‘青菜’。”
财主说：“金带和青菜，果然容易听错，我再出一对，如能对便不错。”随手指佐味的“花椒”出对，回答还是“金带”。财主说：“这回可掩盖不了了吧？”
先生旋即答道：“哪里呢？他刚才是说‘荆芥’。”
财主无奈，又指堂上所画吕仙像，出“神仙”。这个学生还是以“金带”对。
先生赶紧以“精怪”搪塞过去。
财主穷追不舍，又指墙上春贴“丙辰”年号。这个学生照对“金带”。先生最后以“丁亥”代对之，终于使财主再也提不出问题。
上面的“分派”、“青菜”、“荆芥”、“精怪”、“丁亥”都与“金带”之音相近。先生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灵活应对，表现出高超的应变能力。
古时候，清明节，一个侍郎官，一个御史官，一同出游。正走着，看见前面野地里有一条大黄狗。御史官问侍郎官：
“是狼（侍郎）？是狗是狼（侍郎）？”
侍郎官听出御史官在骂他，便说：
“是狼遇肉吃肉；是狗遇屎（御史）吃屎。”
黄狗在地里闻来闻去，御史官对侍郎官说：“你看，它模样很像是狼（侍郎），遇不着肉在寻屎吃呢！”
侍郎说：“那它是遇屎（御史）了吧！”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骂得津津有味。旁边一个拾粪老头听得一清二楚，见他俩是出来寻欢作乐的官员，便骂道：“是郎（侍郎）见肉不嫌肉腥，是狗遇屎（御史）不嫌屎臭，本性难改呀！”
侍郎官和御史官听了好恼火。但反过来一想，自己那些高雅的对骂，村夫俗子未必听得出来，也许不是有意骂自己，想想吃了哑巴亏算啦。
这里，御史官骂侍郎官是狗，侍郎官骂御史官吃屎，而拾粪老头把他们两个都骂了一通。他们都是以“侍郎”与“是狼”、“御史”与“遇屎”音相同为条件，使用的都是谐音的方法。
谐音巧辩术是利用谐音进行巧辩的方法，谐音使用得好，可有力地打击论敌，所以，论战中这种方法也是有效的克敌致胜手段之一。
以巧解困以巧攻敌——妙语巧辩术
雄辩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必须立即回答一些难以回答或者是挑衅性的问题，这时，常以某种巧妙的但往往有时是非逻辑的方式作出解答，从而摆脱困境的方法，这种巧妙的方法就是妙语巧辩术。
1843年，亚伯拉罕·林肯作为伊利诺斯州共和党的候选人，与民主党的波德·卡特赖特竞选该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席位。
卡特赖特是个有名的牧师，他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肆攻击林肯不承认耶稣，甚至诬蔑过耶稣是“私生子”等，搞得满城风雨，林肯在选民中的威信骤减。
林肯却胸有成竹。一次，林肯获悉卡特赖特又要在某教堂作布道演讲，就按时走进教堂，虔诚地坐在显眼的位置上，有意让这位牧师看到。卡特赖特认为好机会来了，可让林肯当众出丑。当演讲进入高潮时，牧师突然对信徒说：“愿意把心献给上帝，想进天堂的人站起来！”信徒全都站了起来。“请坐下！”卡特赖特继续喃喃祈祷后，又说：“所有不愿下地狱的人站起来！”当然，教徒又都全体起立。
这时，牧师用特有的神秘而严肃的声调说：“我看到大家愿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而进入天堂，但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肯先生，他两次都没有作出反应。林肯先生，你到底要到哪里去？”
林肯从容站起来，面向牧师，其实是面向选民，平静地说：
“我是一个恭顺的听众，没料到卡特赖特教友竟单独点了我的名，不胜荣幸。我认为：卡特赖特教友提出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但我可以不像其他人一样回答问题。他直接了当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愿用同样坦率的话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在场的人被林肯风趣的语言征服了，甚至忘了自己身处教堂而热烈鼓掌，使卡特赖特狼狈不堪。
有一次，英国作家狄更斯正在钓鱼，一个陌生人走到他跟前问道：“怎么，你在钓鱼？”狄更斯不加思索地说：“是啊！今天真倒霉，钓了半天了，一条也没钓到；可昨天也是在这个地方，却钓到15条鱼哩！”
陌生人说：“是吗？你昨天钓很多啊！”接着他又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个地方的管理员。这段江上是禁止钓鱼的！”说着，他拿出票簿，要给狄更斯开票罚款。
狄更斯看到这情景，连忙反问：“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陌生人被这一反问搞得摸不着头脑。此时，狄更斯对他说：“我是作家狄更斯，你不能罚我款，因为虚构故事是我的职业。”陌生人没有办法，只好让狄更斯走了。
妙语巧辩术是以一两句机智、巧妙的话语打破沉寂，化解难堪，是辩者常用以摆脱困境的技巧。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出身于贵族。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工党的一名外交官向他挑衅说：“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辈矿工，我们俩究竟谁能代表工人阶级？”对于这种挑衅，莫洛托夫只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回答：“对的，我们俩都当了叛徒，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莫洛托夫的巧辩，有力地回击了对方。
贺龙是挑盐工出身，闹革命以前的一天，盐商贺志义要贺龙去5里外的小镇送盐，劳累了一天，狡猾的盐商算盘一拨，只给了他半天工钱。
“你咋个只给半天工钱？”贺龙疑惑不解。
“嘿嘿，”盐商眼珠一转，“你是明白人，你虽然花了一天工夫，但回来没挑什么，所以只算半天。”
贺龙气极了，决心惩治这个盐商。
第二天，贺龙又去送盐，他把一担好盐连筐留下，空手而归。
“你的盐筐呢？”盐商问。
“嘿嘿嘿嘿，”贺龙一阵冷笑，“对不起，你不是说我回来没挑什么，只给半天工钱吗！”
盐筐丢了，盐商只得干瞪眼。
贺龙以其机智、巧辩，惩处了盐商。
妙语巧辩术是以巧解困，以巧攻敌的谋略，它要求辩者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和论辩能力。
温文尔雅针锋相对——对仗答辩术
对仗答辩术多用在某些特定场合，通常是一方出上句，另一方对出下句。这种方法虽然表面上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但实际上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
19世纪，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一次，清政府与八国“议和”。会议开始之前。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想借机侮辱中国，并显露自己的才能。他阴阳怪气地对清政府代表说：“我听说你们中国有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叫做对联，要求语词对称，音调协调，严密工整。现在我出一上联，看你们能否对出下联！”他傲慢地环顾四周，油腔滑调地说：“我这上联是：‘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请对下联吧！”
八国代表马上明白了他的含义，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交口称赞，并乜视中国代表们，看他们如何对应。然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代表，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挑衅和戏弄，虽然胸有不平，但一时无词对答，只是尴尬地苦笑。
八国代表越发得意忘形，恣意大笑。就在这时，只见一位清政府代表身后的秘书霍地站起，正义凛然地扫视全场，以宏亮的声音说道：
“既然外国人能想出上联，中国人就能对出下联！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
这对仗严谨、词锋犀利的对答，震慑群魔，使挑衅者相顾愕然，瞠目结舌。
八国联军代表以“八大王”“王王在上”显示他们耀武扬威、目空一切的骄横气势，而这位秘书巧用下联，斥责对方为侵犯我国边境的“小鬼”。
对仗答辩术是中国语言特有的一种论辩方式。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喜欢用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争辩某个问题，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答辩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唇枪舌剑，语义双关，是智力的较量。
同治年间，张之洞微服私访，一日，值松江知府寿辰，张之洞受陪前往祝寿。席间宾主谦让席位，而张竟毫不逊让，独居首位。知府见状，心中不快，指着桌上的当地名菜鲈鱼，说道：
鲈鱼四腮，独占松江一席。
据说松江办菜，如桌上无鲈鱼，则不能成上等酒席，故有“独占一席”之言。语义双关，实际上是在声明：某乃堂堂知府大人，松江是我的天下，你有什么资格占据我的上席？足见满腹牢骚，内含杀机。
张之洞听后，借席上的螃蟹，立即回敬了下联：
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州。
张的抢白，可谓技高一筹。意谓：你鲈鱼只不过在松江之内称王，小小知府一个。我螃蟹则不然，所向披靡，横行天下，占据首席，理所当然。应对表面斯文实则尖刻。知府听后，知道来者不善，经打听，得知是张之洞大驾光临，不免大惊失色，谢罪不已。
对仗答辩术要求辩者有较高的语言文字功底，而且从中也能显透运用者的心智和应变能力，能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受。
幽默风趣一针见血——正话反说术
正话反说术，是一种运用实际上意思与表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话进行论辩的方法。
1985年6月，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与我国外长吴学谦会谈。“我认为这次讨论是有成果的，我只对一点感到失望，”说到这里，根舍有意停顿了一下，当在场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时才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根本没有一个问题是我同我的中国同事可以为之争论的。”
两国之间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为之争论，也就是没有任何分歧，看法完全一致，这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但根舍外长却正话反说，“失望”一词幽默诙谐，更加烘托出两国会谈的友好融洽气氛。
正话反说，在明眼人看来，会有着比正话明说更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力，它无形中加强了论辩的力量，增加论辩气势。
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人口只有1600万的较穷的德国平民每年要上交国库9400万塔勒，而人口有2100万的较富的美国居民每年却只交给国库3800万塔勒。而这些钱又是怎样花费的呢？干着比一打君主干的工作还要多的工作的美国总统，只拿不及德皇俸禄百分之一的薪金；然而更糟糕的是，“美国人甚至很不懂这样一种乐趣，即把大部分税款用来供养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平时可以用来对我们实行戒严，残酷地镇压我们、伤害我们、向我们开枪，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
对比前述事实，再听听马克思的这段愤激的反语，有谁会不为德国老百姓叫屈呢？！让统治者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挥霍，来供养军队镇压自己，甚至打着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的旗号，这是多么可悲可恨啊！
马克思用正话反说术，讽刺了德国皇帝和德国军队，唤起民众的觉醒，其反语，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讽刺力。论辩一针见血，气势磅礴。
鲁迅先生很善于用正话反说术，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的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里，短短几句话，就运用了“高超得多”、“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敬佩”等三个反语，对托洛斯基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
运用正话反说术，关键是要让听众明白而不致产生误解，这就要先创造一种特定的前提和“语境”；当人们听到雄辩家用漂亮的反语大赞普鲁士军队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的酒肉食品，填饱了“爱国”的肚子，只差没付膳宿费，否则一定名声更响时，有谁不哑然失笑，油然而生对这伙酒囊饭袋的鄙夷之情呢？
在论辩中，反语是表达批评和讽刺的一种极好的方式，但正话反说还是表达幽默情趣的一种绝妙的手段，它可以调谐论辩气氛，使论辩在生动活泼的语言环境中进行。
一位顾客在饭馆吃饭。米饭中砂子很多，顾客把砂子吐出来一一放在桌子上。服务员见此情景很不安，抱歉地问：“尽是砂子吗？”顾客摇摇头微笑地说：“不，也有米饭。”
这位顾客所要表达的本意是“饭里尽是砂子”，而当服务员表示歉语时，他回答的是“不，也有米饭”。这句幽默、风趣的反语，使生活中的一件小小不快，在互相谅解间化解了，但“不，也有米饭”的反语对饭馆的饭菜质量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广告宣传等运用正话反说术，进行广泛的宣传，也得到很好的效应，并成为不少企事业单位的推销手段。
瑞士的一家钟表店门庭冷落，生意不太景气。一天，店主贴出一张广告：本店有一批手表，走时不太准确，二十四小时慢二十四秒，望君看准择表。广告贴出后，该店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不多时就销完了积压的手表。
正话反说术是故意用相反的话语表达本意的方法。论辩时恰当使用正话反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暴露鞭挞辛辣尖刻——冷嘲热讽术
冷嘲热讽术，就是运用一切辛辣尖刻、讽刺讥笑的语句去奚落、挖苦、嘲弄论敌，以收到刺痛、暴露、鞭挞论敌目的的特殊效果。
恩格斯认为，当敌人的造谣诬蔑手段无所不用且越来越卑鄙无耻的时候，单纯使用一些厉害的字眼来回敬他们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效力也会逐渐减弱，因此，“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用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有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
他还认为：“对小小的刺激，根本用不着管它。这是斗争的第一条规则。”恩格斯赞赏“嘲讽法”的巨大威力，并把勇于使用它作为斗争的第一条规则，可见冷嘲热讽术对于雄辩家之重要。
双关是冷嘲热讽术的常用方式。表面是在说甲，而实际上却又是在说乙，一语双关。由于不是直说而是采用含蓄的语言，对方明知是说自己却又不便发作，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有位客人在厅堂里坐着，但是主人却悄悄地躲到里面去吃饭，客人看不惯，故意说道：
“好大的一座厅堂，可惜许多梁柱都蛀坏了！”
主人听见，急忙跑出来问道：“虫在哪里？”
客人说：“它在里面吃，外面怎么知道呢？”
客人表面说的是蛀虫，而实际说的是主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巴黎。有一次，绘画大师毕加索将他揭露德国法西斯狂轰滥炸西班牙暴行的杰作《格尔尼卡》的复制品发给来参观的每一个德国官兵。一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头目问毕加索：“这是你的作品吧？”毕加索答道：“不，这是你们的杰作。”在这里，毕加索用“杰作”这个双关词辛辣地讽刺了德国法西斯匪徒。
采用反话的形式，即说表面的意思和实际意思相反的话：本来要贬低对方，却又转而向对方赞美，但这表面的赞美之中，却又表现出对论敌更强烈的讽刺，借此捉弄对方。这种反语形式，也是冷嘲热讽术之一。
田骈是齐国的辩士，他标榜自己不喜欢做官，以此自命清高。其实他有大批仆人，那势头与做大官的并无两样。一天，忽然一个齐国人求见。这个齐国人先对田骈赞扬一番，表示对他不肯入朝的骨气极为钦佩。田骈被说得喜不自禁，问道：
“你是从哪里听说我不做官的主张的？”
“听我隔壁的女人说的。”
“她也知道我？”
“不但知道，而且还说您是她的楷模呢！”
“她是什么人？”田骈感兴趣地问。
“她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早就发誓永远不嫁人。可是今年30岁，却生过7个儿子。她虽没出嫁，可比出嫁的人还会生儿子。如今先生您也常说最讨厌做官，可实际上是食禄千钟，侍从成百，这气派却比那做官的气派还大呢！”
田骈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
在某些场合中，仿拟对方的句式说话，也可以取得以毒攻毒的嘲讽效果。如：
女郎：“车夫，请送我到火车站！”
出租车司机：“你怎么叫我车夫？”
女郎：“那些赶马的叫马夫，你是开车的不叫车夫叫什么？”
司机：“照你这么说，如果我是记帐的或打仗的，你不就叫我‘丈’夫了吗？”
女郎一时语塞。
冷嘲热讽术提高了辩者语言的战斗力，是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但必须注意场合和对象，切不可滥用。
幽来幽去理来理去——幽默论辩术
辩论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求辩者有较敏感的幽默神经。辩论，一是要说理，要“理”来“理”去，二是要有说服力，征服对手，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幽默，要“幽”来“幽”去。
辩论中，有没有幽默大不一样。幽默一方面既可以鲜明地表达观点，又可使别人在舒畅地心情中接受辩者的观点，另一方面可以营造辩论场上的气氛，获得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对方产生心理上的压力，造成紧张，同时又鼓舞了自己，使自己情绪高涨，越战越勇，越战越精。“幽默炸弹”在赛场上的轰炸，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狮城舌战，复旦队运用幽默论辩术来征服对手获得一定的成功。如：
“请大家想一想，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引导和鼓励的，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
“在评选模范丈夫时，你能告诉我：‘这个模范丈夫本性是好的，就是经不起美色的诱惑’吗？”
“在医院里发现的就是医学问题吗？在医院捡到别人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就成了医学问题喽？”
幽默论辩术要与一定的场景结合起来，要了解人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历史、社会、文化、风土、时事等各个方面。有时可取材于熟悉的事情，如地名、歌名、人名或掌故、材料等等。如：
“我们多次问对方，善花里如何结出恶果，对方说要浇水、要施肥呀。那我就不懂了，大家都承蒙这个阳光雨露的话，为何有那么多的罪行横行这个世界呢？难道这个水、那个肥还情有独钟吗？为何要跟恶的人做一个潇洒的‘吻别’呢？”
这里就取了香港歌星张学友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效果很好。
在辩论中，幽默战术是一个秘密武器，当对方也运用“幽默炸弹”大肆轰炸时，辩者决不能退缩，退缩就会失去优势。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以幽默对幽默，比对手还幽默。如：
台大队：“照对方辩友那样说的话，人性本恶，我们要教育干什么？因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早就不成立了，应该是‘师傅领进门，教鞭跟你一辈子’了。”
复旦队于是也幽默地反驳：“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幽默论辩术要求辩者有临场的机智和应变能力，能在适当的时候用幽默的语言打动别人的心，并把锋芒隐藏在幽默中，从而在笑声中给对手以沉重打击。
德国诗人海涅是犹太人，常常遭到无端攻击。在一次晚会上，有个旅行家对海涅讲述他在环球旅行中发现了一个小岛，说：“你猜猜看，在这个小岛上有什么现象使我感到新奇？那就是在这个岛上竟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旅行家的话是恶意的，将犹太人和驴子相提并论。海涅不动声色地回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要我和你一块到小岛上去一趟，就可弥补这个缺陷了。”
幽默论辩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制胜术。辩论中的幽默，直接体现了辩者的知识水平、思想素质、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高下。辩论中多采用幽默来阐述或批驳对方观点，会产生极好的辩论效果。
面对困境谈笑风生——戏谑辩论术
戏谑辩论术，是指面对困境，以轻松的态度、开玩笑的方式应对，以此解决矛盾，折服对手。
1972年5月下旬，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及其前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维也纳、莫斯科巧妙地戏弄了难以对付的美国记者，在西方世界一时传为美谈。
5月20日，基辛格随尼克松总统动身前往莫斯科，途中经过维也纳。在那里，基辛格就即将开始的美苏首脑会谈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追溯了这次会谈的起因，剖析了两个国家的差异，并就会谈前景和可能达成的协议作了预测。这时，《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提出一个所谓“程序性问题”
“到时，你是打算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倾盆大雨，成批地发表呢？”
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讥讽《纽约时报》的基辛格回答说：“我明白了，你们看马克斯和他的报纸一样多么公正啊！他要我们在倾盆大雨和点点滴滴之间选择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办，总是坏透了。”他略为停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
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基辛格巧戏记者，以戏谑的方式、轻松的态度，回击了记者。既调和了气氛，又巧妙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一辆十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一个小伙子的皮鞋一下踩在一位姑娘的脚上。姑娘不依不饶地指责起来。小伙子见状，马上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见对方怒气未消，还要说什么，也觉得光道歉是不够的，便把自己的脚往前一伸，说：“要不，你也踩我一下！”
这个举动，引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连那个姑娘也忍俊不禁。
小伙子用戏谑的方法，以笑对怒，以柔克刚，用开玩笑的形式创造了一种和谐的气氛，缓解了矛盾，说服了对方。
一次，我国深圳蛇口工业区代表团与美国某财团就关于引进新型浮法玻璃厂的项目进行谈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每年所付专利费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上。为此双方寸利必争，各不相让，以致陷入僵持状态。
这时，作为我方主谈判的袁庚即席侃侃而谈：“先生们，我们的祖先4000年前发明指南针，2000年前发明火药，全人类都在享受这些伟大的成果，可他们从没要过什么专利。我们作为后代，也从没因此骂过自己的祖先是混蛋，反而觉得光荣。请问诸位，那时候你们的祖先在哪里？恐怕还在树上呢。各位请看自己的胸前，是否特别多毛。”
美国人真的低头看自己的胸前，一个个咧嘴笑了。
“不过，各位不要紧张，我的意思不是不付专利费，而是要求公平合理！”
坦率、幽默而又机智的妙言如润滑剂，融洽了双方的关系。袁庚以戏谑的方式、风趣的巧语打开僵局，折服了精明的美国商人，从而解决矛盾，使谈判重显生机，创造了神奇的效应。
戏谑辩论术是创造和谐、活跃气氛的良方。有时，以庄应谐，可以使论辩双方融洽在一起。
1965年7月17日，李宗仁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搭乘客机，远涉重洋，绕道飞回祖国。7月26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会见李宗仁。刚刚坐定，毛主席以幽默的口气对李宗仁先生说：“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为‘匪’，还称祖国大陆为匪区，你不是上了贼船了吗？”
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是爱国行为，显然毛主席和他开玩笑，李宗仁先生一时语塞，程思远先生见状，连忙答道：“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登彼岸。”“是的，登了彼岸。”彭真委员长也跟着说，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以戏谑的语气活跃气氛，程思远先生以庄对谑，十分巧妙，得体又不失体面。使宾主顿时融洽、和谐起来。
力扛千鼎排除万难——快人快语术
快人快语术，是用豪放直爽的语言说服别人的谋略。它不转弯抹角，以豁达大度、豪放直爽的个性，痛快利落的语言，解决矛盾，说服对手。
有的事情很复杂，采用快人快语术，可以痛痛快快地一吐为尽，爽直地说明白，很难的事也能迎刃而解。
1949年9月，陈毅作为上海市市长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由于住房紧张，他主动从豪华的饭店搬了出来，把房间让给了傅作义将军，自己住进了陈旧的小平房。他还代表上海市赠给傅作义两辆名牌小汽车。
这件事在上海部队中引起很大反响，说什么：“对这大战犯不杀，就便宜他了，凭什么住高级楼房，坐小卧车？”
陈毅听了，十分生气，在会议上谈开了：“同志们，我的老兄老弟们，要我陈毅怎么讲你们才懂啊！我陈毅不住高级饭店，照样上班，照样骂人！他可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到电台讲半个小时话，长沙就起义两个军。为了减少我们的伤亡，让傅先生住了高级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到共产党是真心交朋友的。”他越讲越激动，用指节咚咚敲着桌子：“我把高级饭店让给你住，再送你十部小汽车，你能起义两个军吗？怎么不吭声？”
他大气出完了，又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嘛，不要长着周瑜的细肚肠嘛！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陈老总快人快语，把道理说得痛快明白。大家不但没有怨气，反而很信服。假如换一种方式，也许没有这种效果。
只有快人才能说出快语，有人觉得说快语很容易。其实不然，文如其人，语如其人，个性化的语言，只有有个性的人才能说出。豁达的气度、豪爽的性格，是快人快语的表现，也是世界观的产物。
快人快语术，能力扛千鼎，排除万难，制服对手，能很有效地说服对方，是一种直爽的论辩方法。
自贬自抑摆脱窘境——自嘲自讽术
自嘲自讽术，指以自我嘲弄的形式，自贬自抑，堵住别人的嘴巴摆脱窘境，从而争取主动的一种舌战谋略。
某著名女演员嘴巴长得大，她常常自暴其丑，常常取笑自己的大嘴巴。一位发胖的女演员，拿自己的体形开玩笑：“我不敢穿上白色游泳衣在海边游泳。我一去，飞过上空的美国空军一定会大为紧张，以为他们发现了古巴。”一句自嘲，摆脱了窘境，大家反而觉得这位胖女士有可爱的性格和豁达的心胸。
某大作家写作太累，在开会时睡着了，渐渐地，他的鼾声大起，逗得与会者哈哈大笑，他醒来发觉同志们在笑自己。一位同仁说：“你的‘呼噜’打得太有水平了。”他立即接茬说：“这可是我的祖传秘方，高水平的还没有发挥。”在大家的一声哄笑中，解了围。
自嘲，即自我嘲弄。通过嘲笑自己的长相、缺点、遭遇等，可以使辩者轻松地摆脱困境，为自己解围，因此，自嘲在论辩中有特殊的表达功能和使用价值。
别人有事求你，你想拒绝，可明言拒绝，会让人难堪，而运用自嘲，委婉拒绝，既表达了自己的拒绝意图，又使对方乐于接受。
有一次，林肯在某个报纸编辑大会上发言指出自己不是一个编辑，所以他出席这个会议，是很不相称的。
为了说明他本不该出席这次会议的理由，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在森林里遇到一位骑马的妇女，我停下来让路，可是她也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面孔看。”
“她说：‘我现在才相信你是我见到的最丑的人。’”
“我说：‘你大概讲对了，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说：‘当然你已生就这副丑相是没办法改变的，但你还是可能呆在家里不要出来嘛！’”
大家为林肯的幽默的自嘲而哑然失笑。
自嘲自讽术，是幽默的最高层次，口才好的辩者以自己为对象来取笑可以消释误会，抹去苦恼，拒绝别人，并且获得自尊自爱。
当辩者陷入窘境时，逃避嘲笑并非良方，也不是超脱。相反的，你怒不可遏地反击，反唇相讥也会遭到更多的嘲讽，不如来个超脱，自嘲自讽，反而显得豁达和自信。这种超脱使自己摆脱了狭隘的自尊心理束缚，又堵住了别人的嘴巴。
自嘲自讽、自暴其丑，显示了一个人的责任心和坦诚，勇于暴露自己的问题，揭露自己的缺点，往往被人视为可靠的人。
自嘲自讽术的使用，使辩者能轻松、愉快地正视自己的弱点，摆脱困境，增强自信心、自尊心，在论辩中，又可使气氛活跃。
50年代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十分傲慢的麦克阿瑟将军。会见中，麦克阿瑟拿出烟斗，装上烟丝，把烟斗叼在嘴里，取出火柴。当他准备划燃火柴时，才停下来，对杜鲁门说：“抽烟，你不会介意吧？”
显然，这不是真心征求意见，在他已经做好抽烟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对方说他介意，那就会显得粗鲁和霸道。
杜鲁门看了麦克阿瑟一眼，自嘲道：“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杜鲁门总统以自嘲的形式，摆脱难堪的事实，而他的自嘲，还包含着深深的责备和不满，无形中给了傲慢的将军以重重一击。
自嘲自讽术的巧用，可以使论辩平添风采，使论辩在幽默、风趣、令人愉悦的情况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然，自嘲自讽，要注意场合，审时度势，相机而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独特效果。
反戈一击点明谬误——反唇相讥术
反唇相讥术就是指受到无理指责后，因不服而反过来讥讽对方的一种反驳方法。
这种讥讽，一般是承接对方的讲话内容，借用其中的某些语句，反戈一击，点明对方的谬误本质。
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去巴黎参加学术会议，旅馆招待员见他衣着普通，所带行李很简单，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偏僻而又潮湿的小房间里。后来，招待员得知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德教授时，就满脸堆笑地跑进来道歉说：
“我以为旅客的阔绰和他携带行李是成正比的，所以，我把您老认错了，实在对不起……。”
“不，我认为一个人摆阔和他的无知是成正比的。”巴斯德没等他说完，立即补了一句，羞得招待员面红耳赤。
巴斯德的反唇相讥，用入木三分的深刻语言点出对方衣帽取人的实质，增强了论辩的力量。
论辩中的反唇相讥术，多是为了批评、揶揄、讽刺和挖苦对方。
在一西方国家的电车上，一位老太太登上了电车，车上座位都占满了，一位先生客气地起来让座，老太太随即一声不吭地坐下了。旁人都对这位老太太的不礼貌行为露出了不满的神色。只见那位先生转身问那老太太：“太太，你刚才在说什么呀？”“先生，我什么也没说呀！”老太太感到奇怪了。“对不起，太太，我还以为您在说‘谢谢’呢！”话音一落，车厢里一阵哄笑，老太太羞得无地自容。
那位让座的先生，较好地用反话批评和讽刺了老太太不礼貌的行为。
反唇相讥术是出于迫不得已的自卫反击。在政治斗争、外交谈判，乃至一些重要的交际场合，常有一些出言不逊的人，以恶语挑衅，以尖酸刻薄的话侵犯你，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运用反唇相讥术给对方以迎头痛击是必要的。
晏婴是春秋时代齐景公的名相，一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听说晏婴很会说话，便想办法侮辱他。正当楚王与晏婴对座时，几个侍卫带一犯人从其面前经过，楚王装糊涂，问：“这个人是谁？”“齐人。”“犯了什么罪？”“犯了偷窃的毛病。”楚故作惊讶，回头对晏婴说：“齐人也会偷东西吗？”晏婴知道这是楚王在故意刁难，借机侮辱齐国。他笑着回答：‘我听说江南有一种桔子，移栽到江北，则变成了枳子。为什么呢？因为土地质地不同。齐人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却偷东西了，可见是楚国的风俗使他变成这样的。”
楚王本想侮辱晏婴，不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反遭奚落，然而又无可奈何。
丹麦的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一生俭朴，常戴一顶破旧的帽子在街上行走。
有一天，有个人嘲笑他说：“你脑袋上边的那个玩艺儿是个什么东西？能算是顶帽子吗？”
安徒生马上回敬了一句：“你帽底下那个玩艺儿是什么东西？能算个脑袋吗？”
对付心怀叵测的人对自己的挖苦，只有对对方的挑衅进行有力回击，针锋相对抓住对方谬误要害，反过头来对其进行严厉的责问和深刻的讽刺，才能便自己不致被侵犯、侮辱。
动听入耳温和委婉——委婉说服术
委婉说服术是以动听入耳的言词、温和委婉的语气、平易近人的态度、曲折隐晦的暗喻，使对方理解自己，信任自己，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
1937年，老舍住在冯玉祥家写作。一次，冯玉祥将军的二女儿在楼上跺脚取暖，打扰了老舍在楼下构思作品。吃饭时，老舍笑着对冯二小姐说：“你在楼上学什么舞啊？一定是刚从德国学来的滑稽舞吧？”众人大笑。老舍在这里就用了委婉说服术。他不直接说冯二小姐跺脚打扰了他的构思，而是用“在楼上学什么舞”的婉言来表达自己的本意，这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使冯二小姐很容易接受。
法国企业家拉梯哀专程来到新德里找拉尔将军谈一桩飞机销售的大买卖。
拉梯哀到了新德里后，几次约将军洽谈，都没能如愿。拉梯哀最后总算找到了拉尔将军，他在电话里只字不提飞机合同的事，只是说：“我到加尔各答去，专程到新德里以私人名义来拜访将军阁下，只要10分钟，我就满足了。”拉尔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秘书引着拉梯哀走进将军办公室，板着脸嘱咐说：“将军很忙！请勿多占时间！”拉梯哀心想，太冷漠了，看来生意十有八九告吹。
“您好！拉梯哀先生！”将军出于礼貌伸出了手，想三言二语把客人打发走。
“将军阁下！您好！”拉梯哀表情真挚、坦率地说：“我衷心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对敝公司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
“……？”将军一时莫名其妙。
“因为您使我得到一个十分幸运的机会：在我过生日的这一天，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先生！您出生在印度吗？”将军微笑了。
“是的！”拉梯哀打开了话匣子，“1929年3月4日，我出生在贵国名城加尔各答。当时，我的父亲是法国歇尔公司驻印度代表。印度人民是好客的，我们全家的生活得到很好的照顾……。”
拉梯哀娓娓动情地谈了他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在我过3岁生日的时候，邻居的一位印度老大妈送我一件可爱的小玩具，我和印度小朋友一起乘坐在大象背上，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拉尔将军被深深感动了，当即提出邀请说：“您能来印度过生日太好了，今天我想请您共进午餐，表示对您生日的祝贺。”
汽车驶往餐厅途中，拉梯哀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张颜色已经泛黄的照片，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展示在将军面前：“将军阁下，您看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圣雄甘地吗？”
“是呀，您再瞧瞧左边那个小孩，那就是我。4岁时，我和父母一道回国，途中，十分幸运地和圣雄甘地同乘一条轮船，这张合影照片就是那次在船上拍的，我父亲一直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珍藏着。这次，我要去拜谒圣雄甘地的陵墓……。”
“我非常感谢你对圣雄甘地和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
自然，午餐是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当拉梯哀告别将军时，这宗大买卖已经拍板成交了。
拉梯哀以非常委婉的语言、动人的情感，巧妙地与将军交谈着，在融洽祥和的气氛中，说服了将军，成交了这笔大买卖。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委婉说服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以收到极好的效果。
言必有中力挽狂澜——咸中肯綮术
咸中肯綮术，指的是：有理而又处于困境的辩者，在论辩时，所说的话全都要切中事理的要害或问题的关键，使对手理屈词穷，有口难辩，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变颓势为胜局。
“嗨，棉毛衫，每件4元！”一汉子高声吆喝，吸引了一女青年，从其摊位上挑了一件。她付了款，转身欲走，那汉子急拦住说：“哎，还差6元。”女青年大惑不解：“每件4元，我只要了一件，不是已经付给你4元了吗？”那汉子狡黠地一笑：“哪里哟，我喊的是‘每件10元’。”女青年愤然道：“我明明听到的是‘4元’，现在又说是‘10元’，这不是存心欺骗吗？”那汉子眼睛凶狠地一瞪：“谁欺骗你了？我喊的是10元！”女青年有些惶恐，瑟瑟地说：“10元？那我不要，退钱给我吧。”那汉子更了不得，气势汹汹地指着女青年：“你想耍我？今天我还没开张，你就要触我的霉头？休想！说要，就得要！快点，再补6元来！”看那神情，似乎要将女青年一口吞下。
这时，女青年反倒哈哈笑了起来：“你吓唬谁呀？你自己看看，这种棉毛衫，能值10元吗？给你4元，都已抬举你了。”
“我要的是10元，你为啥只给4元？”
“我听见你喊的就是4元。从目前行情来说，顶多，也就这个价。”
“我喊的是10元，你自己听错了，怪谁？”
“‘4’和‘10’，在声音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要存心敲诈顾客，故意混淆它们在发音上的某些近似，即使占点便宜，也只能得逞一时，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谁敲诈了？我吃亏不吃亏，关你啥事？”
“啊哟，你做生意难道不是为了赚钱？要赚钱，最起码的一点，就得讲信誉。硬要把‘4’说成是‘10’，这不是敲诈是什么？不顾信誉，你生意还做得下去吗？今天我就是给了你10元，你还能敲诈得了第二个吗？”
“我……我喊的，是十……10元。”
“现在，不管你喊的是‘4’，还是‘10’，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都是依质论价的。像这种棉毛衫，如果你喊10元，我绝不会买。可以说，任何人都不会买。这一点，你是比我更聪明的。”
“真……的，我喊的是……10元，你又没有还价，就表明你同意我喊的价呀？”
“好，就算你喊的是10元，我付4元给你，就表明我认为它只值这个价。这难道不是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还价吗？还用得着多说话吗？你要觉得不合算，你可以不卖；同样，我觉得不合算，可以不买。这是市场交易的起码原则。强买，强卖，都是违法的。你想去工商局的话，我陪你！”
“好！好！好！便宜你了，算我倒楣……”
女青年在这场唇枪舌剑中，力挽狂澜，倒转乾坤，其获胜的原因，就是运用了咸中肯綮术。
咸中肯綮术，要求辩者有充足的理由、必胜的信心，坚韧刚强，言必有中，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无所畏惧，并抓住机会给论敌以猛烈抨击和揭露。
《唐睢不辱使命》里记述了唐睢与骄横不可一世的秦王争辩的故事。
秦王欲吞并安陵，佯以五百里土地相换。安陵君不同意，于是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听说安陵君不愿调换后，大怒道：
“你听说过天子发怒是什么样吗？”
唐睢：“没有听说过。”
秦王：“天子发怒，杀人百万，血流成河。”
唐睢：“大王听说过百姓发怒是什么样吗？”
秦王：“平民百姓发怒，也不过是赤脚脱帽、以头顿地罢了。”
唐睢：“那是平常人的发怒，不是勇敢者的发怒……勇敢者发怒，倒下二人，血流五步，天下人披麻戴孝……”言毕，拔剑挺身而起。秦王一见而畏。
唐睢不惧怕秦王的威胁，言辞犀利，字字句句都极有分量。唐睢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勇气，终于摆脱困境，使秦王害怕，从而顺利完成其使命。
语言形象观点鲜明——形象辩论术
在辩论中，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会使整个辩论过程充满活力，同时也使辩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轻而易举地把对手推入死胡同。
形象辩论术，就是在辩论过程中，用形象思维的方法，通过类比、举例、幽默的语言和具体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驳斥对方的观点，使己方站稳脚跟，同时抽掉对方赖以立足的基础，使论敌的错误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而论敌却无可辩驳。
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会把论敌逼入困境。在复旦队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时，复旦队必然要指责悉尼队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见解，直接关系到整场比赛的胜负。复旦队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种不下参天大树”等等，使对方的理论错误明显地展露，从而达到陷对手于被动的目的。
辩论中，准确无误的具体数据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枯燥乏味的经院哲学式说教，是不能产生好的效果的。复旦队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列举了一连串的数据：到1993年5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1400万人，患者达250万人；到2000年，感染者将达5000万到1亿人，患者将达1400万人。不用更多的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无法否定的。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例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复旦队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举了不少例子来阐述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都不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复旦队的论证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使对手的立论站不住脚。
幽默感人的语言可调节赛场的气氛，同时又能给对手以有力的回击。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复旦队对裴多菲的诗作了这样改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这一幽默的驳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复旦队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这些生动而形象的引用和改动为复旦队赢得了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辩手一口气向复旦队提了3个问题，可是，在讲话中却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总统”。复旦队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这一常识性的错误，把对手逼入绝境。
用形象的语言进行辩论，可以鲜明地表达辩者的观点，使辩论有一种令人舒畅的气氛。生动的类比、事例和具体的数据，作为辩者征服对手的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明显的效果，往往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于无形中把对方的弱点、错误完全暴露无遗。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辩者的自信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