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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工作的反思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资料建设对于字典编纂非常重要。这批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使编纂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展,能够为读者提供别的辞书所没有的语言文字信息。这种资料最难做。古书的注释是字典建立义项的重要依据。“辩”表示分别,当时收录的资料除了《周易》以外,先秦诸子里面的用例不少,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里面有好几处论证这个字有分别的意思,并且指出王念孙对这个字解释的错误,非常精彩。

资料建设对于字典编纂非常重要。它是字典能否达到高质量的基础。任何辞书,特别是大型字典,在编纂的时候不进行资料建设是难以想象的。不进行资料建设,单凭原来辞书提供的资料东拼西凑,不可能编出什么新的有好内容的字典。

《汉语大字典》开始起步的时候,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在编纂的过程中还陆续地组织力量补充资料,到全书编成的时候,总计有资料卡片七千多万张。这批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使编纂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展,能够为读者提供别的辞书所没有的语言文字信息。

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各种语文辞书,特别是字典可以利用它们进行编纂;将来《汉语大字典》修订的时候,也还要利用它们。

字典开编的时候,李格非教授代表编写领导小组作的工作报告提出,划一段时间进行资料建设,并且把制作的资料分为引得式、剪贴式、选择式和收录注释式四类。从多年的编写实践看,这些规定无疑是正确的。(1)这四类资料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引得式和剪贴式可以归为一大类,选择式和收录注释式又可以归为另一大类。前一大类比较容易做,只要提出明确的任务,对制作人员进行一定的训练,做起来并不难。后一大类对制作的人就有更高更严的要求,稍不留意就容易出错。

汉语有丰富的文献,不可能全部都编制成引得,大量的文献只有靠编者从中选择有用的资料,做成卡片。这种方式有人称为“选择式”,也有人称为“看书收词式”。这种资料最难做。选定书目比较简单,可以由编纂处组织几个有学识的人把书目拟定出来,书目不一定一次就定得非常完备,它还可以在编纂工作中逐步充实。但是摘录资料却会遇到很多问题,对不同的作者摘录卡片的要求应该不同。《汉语大字典》资料建设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条摘录卡片的原则:一是常用字的常用义可以酌量收录。二是常用字的非常用义,有多少收多少。三是生僻字全收。这三条原则对于制作选择式卡片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也感到不好掌握,特别是常用字,什么是常用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真是见仁见智。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多的人主张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里面的常用词作为一个参照系,用它作为古代汉语常用字和非常用字的标准;虽然有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多数认为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至于现代汉语,一致的看法是采用收录3500字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作为标准。

在实践中,又逐步摸索到一些经验。大家发现,郑奠等几位先生在《中国语文》杂志1958年8月号上发表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提到的选择例句的几个方面,对于制作选择式卡片很有指导意义,这就是:

1.例句的语言环境能鲜明地衬托出被解释词的意义。

①例句含有被解释词的同义词或反义词。

②例句中有说明被解释词的比喻。

2.例句本身能表示出被解释词的文体色彩。

3.例句补充了被解释词定义里没有的特征。

4.例句在意义上不应该是模糊的或双关的。

如果遇到这样的例句,不管是常用字或非常用字,应该完全收录下来。因为它们不仅作为例句非常恰当,就是在建立义项和辨析词义方面也很有作用。

古书的注释是字典建立义项的重要依据。在看书收词的过程中,对于前人或近人的注释资料也要认真收集。清朝阮元编的《经籍纂诂》已经汇集了不少前代的注释资料,但是它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唐以前,唐以后的注释资料就没有收录。况且这部书收集资料也有漏落。比方汉代的注释里面已经提到“疏”字可以兼指草木的果实: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职任万民,……八曰臣妾,聚敛疏材。”郑玄注:“疏材,百草根实可食者。”孙诒让《周礼正义》:“案:‘疏’俗作‘蔬’。《小尔雅·广物》云:‘果谓之疏。’《尔雅·释天》郭注云:‘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国语·鲁语》云:‘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韦注云:‘草食曰蔬。’案:据《委人》注,则木实亦得称疏。故《月令》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郑彼注云:‘草木之食为疏食。’《玉烛宝典》引《月令章句》亦云:‘疏食谓山有榛栗杼橡,泽有菱芡凫茈之属,可以助谷者也。’此注不及木实者,文偶不具。上云‘园圃毓草木’,据人所种者言之;此疏材之草木,据地自生者言之,以其种别繁多,故得百疏之称矣。”

这里论证草木的果实都可以称为“疏”,有理有据。可是《汉语大字典》在“疏”字下面引用了《周礼》这个句子,还引用了郑玄注,孙诒让的《正义》也引了“疏俗作蔬”。但是对于孙氏的这段考释却没有留意,因而也就漏掉了这个义项。

唐以后的注释语料,也有不少可以为辞书建立义项提供线索。例如“齿”字有并列、相次排列的意思。《汉语大字典·齿部》就是根据《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孔颖达正义“齿是年之别名;人以年齿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为齿”作为依据建立了这个义项。

清人的注释或读书笔记对汉唐旧注多有匡正,应该注意收录。

“辩”表示分别,当时收录的资料除了《周易》以外,先秦诸子里面的用例不少,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里面有好几处论证这个字有分别的意思,并且指出王念孙对这个字解释的错误,非常精彩。

《墨子·尚同中》:“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孙诒让说:“辩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郑注云:‘辩,分也。’谓分授以职,使治天均。王念孙释辩为徧,未确,详下篇。《诗·大雅·节南山》:‘秉国之均。’毛传云:‘均,平也。’《庄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义。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书述闻》据《广雅·释诂》,训此辩为使,则辞义重复,亦不可从。”

又《尚同下》:“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孙诒让说:“旧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念孙)云:‘下助字衍。唯辩而使助治天明者,辩,读为徧,古徧字多作辩。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传》曰:二三子顺天明。言所以设此卿士师长者,唯徧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维辩使治天均。’案:王谓下‘助’字衍,是也,今据删。辩当训为分,王读为徧,尚未得其义。《左传·哀二年》孔疏,释天明为天之明道,即王说所本。《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开施教于民。’《左》昭二十五年《传》云:‘则天之明。’义并略同。伪古文《书·说命》作‘惟以乱民’,疑伪孔读‘天明’为‘天民’。”

因为《汉语大字典》这个义项的始见书已经举了《周易》,所以这两个句子连同孙诒让的解说就没有在字典里面出现。

史记·刺客列传》:“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肠。”司马贞索隐:“皮面谓以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识。”王念孙在《读书杂志》里面认为司马贞对于“皮”字的解释不够妥当。他指出:“如小司马说,则当云‘割面皮’,不当云‘皮面’矣。今案:《广雅》曰:‘皮,离也。’又曰:‘皮,剥也。’然则‘皮面’者,谓以刀自剥其面也。王褒《僮约》曰:‘落桑皮椶。’皮之为言犹披也。《续列女传》曰:‘聂政自披其面。’是‘皮’与‘披’同义。”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皮”字有剥皮的意思,对于为这个字作解释有很大的好处。

编写是检查资料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编写字条的时候,根据已经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排比,对前代辞书已经建立的义项逐一检验,在义项的增删、释文的撰写、例句的选择等方面不难发现收集的资料不够使用,这就要设法补充新的资料。《汉语大字典》在初编的时候,曾经感到资料严重不足,有的编写人员把编写工作停下来自己补充资料。初编的时候任务不重,根据编写的需要补充一些资料是可以的,编写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就没有可能了。因此还要靠集中力量作资料。记得1976年,在《汉语大字典》资料建设阶段,曾经派人去北京向国家出版局汇报工作,陈翰伯同志说:在编写阶段还要继续收集资料。从十几年的编写实践来看,这个意见完全正确。

字典编成以后,再检查一下资料工作,对于今后字典修订会有很大的好处。近年对比与《汉语大字典》同时上马而出书较晚的《汉语大词典》,发现《汉语大词典》在义项的设立和例句的选用方面有许多胜过《汉语大字典》的地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和资料工作有关系。

近年发表了不少考释词语意义的文章和专著,对比《汉语大字典》,可以发现,字典的资料工作确实有不足之处。例如“戢”的本义是聚藏兵器。《说文·戈部》:“戢,藏兵也。”引《诗经·周颂·时迈》“载戢干戈”作为用例。六朝时期它有一个引申义,指在脑子里面保存下印象,也就是记忆。当时的文献不乏这方面的用例,如:

《世说新语·规箴篇》:“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贤愚经》:“舍利弗言:‘我无沙弥,闻卿有子,当见用与。’婆罗门曰:‘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孩幼,不任使令,比前长大,当用相与。’时舍利弗即戢在心。至年七岁,复来求之。”(《经律异相》卷二十二引)

这两段文字里面的“戢”确实可以讲成“记忆”,可以记录下来,在今后修订的时候把这个义项补进去。又如金属的薄片叫“箔”,这个字在六朝后期就已经出现。如《南齐书·高帝纪》:“不得以金银为箔,马乘具不得金银度。”《汉语大字典》“箔”字下面建立了这个义项,用的就是《南齐书》的例句。但是在此以前却有借用“薄”字表示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风俗通》:“七日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玉烛宝典》卷一引)

《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

宗懔的这段话和应劭的文字基本相同。出现了“箔”字以后,文献里面也还有用“薄”字的。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薄帖像,即时痊复。”《汉语大字典·艸部》“薄”字下面却失收了这个义项。

说到义项的漏收,有些可能是编书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字有这个意义,因此没有把它收进字典,建立义项。前面举的两个例子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也有一些是和资料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与“胖”和“肥”有反义关系的字是“瘦”。《汉语大字典》举的始见书是《淮南子·修务》篇,但是《韩非子·内储说下》已经有“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的句子,说明始见书应该提前。

古代兴建房屋可以叫“起”。《汉语大字典》用《汉书·郊祀志下》的一个句子作为这个义项的始见书用例。但是《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楚灵王不废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可以证明先秦时期已经有这种用法,就目前收集到的材料看,始见书应该用《晏子春秋》。

毫无疑问,《韩非子》、《晏子春秋》都是在《汉语大字典》主要引用书目范围之内的。如果做了这方面的资料,编写人员绝对不会不使用。

《世说新语·栖逸篇》:“(阮籍)还半岭许,闻岭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这里有一个“”字,它是“啾”字的另一个写法,形容凄厉的叫声。历代字典词书都没有收,《汉语大字典·口部》也没有收录这个字。《世说新语》是《汉语大字典》规定要做资料的重点书目,但是确实遗漏了这条资料。

容与堂本《水浒》里面有一个“”字。如第二十八回:“那人便把熟鸡来了,将注子里好酒筛下。”对比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水浒》,这个“”字应该是“撕”字的异体字。容与堂本也是《汉语大字典》规定的主要引用书,这个生僻字照理应该收录,但是却漏收了,结果《汉语大字典·手部》没有收列这个字。

如果认真找一些魏晋以下的文献来读,可以发现《汉语大字典》确实还有一些漏收字。近年笔者读了一遍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发现下面几句中加黑点的字《汉语大字典》都没有收。

(北朝妇人常以)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踿,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卷一)

魏贾踿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卷七)

众中有一年少请弄戈,乃投盖而上,单练踿履膜皮,张挂鸟吱,捷若鬼神。(卷九)

《酉阳杂俎》也是《汉语大字典》收录资料的规定书目。当然也不敢说每本书里面都会发现《汉语大字典》的漏收字,字典漏收的字也不会太多,但是有漏收字是不容怀疑的。

在十几年的编写实践中,对资料建设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抓好编写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因为字典要靠人去编写,不论资料建设或者编写字稿都离不开人,没有高素质的编写队伍,就很难把这些工作做好。资料工作不是人人能够做的,切忌不考虑队伍的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做资料的人至少要能够读得懂文献,如果能够有一定的语言学素养和语言敏感性那就更好。前面举到的关于“瘦”字的例子,有人认为《韩非子》里面这个字属于常用字的常用义,所以没有收录。但是却没有想到古代表示瘦的意思是用别的字,常见的是用“癯”和“瘠”,“瘦”字在《韩非子》里面出现,是一个新词,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它是最早的。如果有古今的观念,这条资料可能不至于漏掉。这样看来似乎要求太高了,但是要把工作做好,不能不如此。而达到这种要求也不难,通过人员的培训,让更多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结合工作实践的学习,是能够达到的。

下面几点也非常重要。

首先要认识资料工作的重要性。资料工作是字典工作的重要基础,没有资料,就是再有水平的专家也无法编出好的字典。《汉语大字典》开始上马的时候用了两年的时间搞资料建设,是够重视的了。但是只在时间上有保证,还不能够说就是真正重视,重视要落实到整个工作的各个环节,要抓队伍,要有具体的规划,具体的做法等等。

其次工作要细心,要有责任感。比方收字,《汉语大字典》确定以《康熙字典》为依据,凡是不见于《康熙字典》的字都作为新收字,遇到这种字一定要收录下来,做成卡片。这项规定是相当明确的,也是可以操作的。像前面举的“”、“”两个字的例子,如果真的细致一点,弄不清楚它的意思,读不出它的音,就查一下《康熙字典》,也许不致漏落。决不能够似是而非,觉得它“面善”而不去查书。

再如用选择式和收录注释式制作资料卡片,要认真阅读所指定的文献。对于弄不清楚的字一定要想方法弄清楚,勤查辞书,多看旧注,决不能够想当然。有些一时无法求得解释的句子,也不妨把它抄录下来,在无法弄清的地方作上记号,等待编写的时候再研究。

最后,要有严格的检查制度。资料工作是一项关系今后字典质量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那种规定一天要做几百张卡片的做法,并不见得是一种好办法。“慢工出细活”对于资料工作还是适用的。一部书的选择式和收录注释式资料,最好是一个人做,另一个人检查,重点书甚至可以多几个人检查。这样做时间可能拖得长一些,但是能够保证质量,还是划算的。

近些年电脑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用电脑处理语料,使辞书的编纂在收集资料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教授、陈方正博士用电脑编辑了《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一共一百多种,八百多万字,现在已经陆续出版。这不仅是一百多种引得问世,它还标志着研究手段的革新,可以使编纂者在编写工作中省去抄录资料的手工业式的劳动,给编写人员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将魏晋到元明清的语料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处理,对于今后辞书的编纂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现代的文献人们理解起来没有很大的语言障碍,依靠内省法就可以把它们的意思弄清楚。对于古代的文献,特别是先秦两汉的文献,不依靠注释就无法读懂。而有不少古籍没有注释,阅读古籍能力差的人面对这些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电脑还不能够完全代替人脑的活动,还不能够解读古代文献词语的意义。利用电脑收集资料是一大进步,但是要把这些资料作进一步处理,把其中的词语按照意义进行归纳排比,还得要靠辞书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

编写人员一般是根据资料写字条,不可能再去补多少资料,因此资料多,编写工作就进行顺利,能够编出好的字条。相反,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至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高低,利用资料的技巧会有很大的不同,编出的字条会有差异,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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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四类资料的情况及评价,可参看鄢先觉《资料工作是编写字典的重要基础》,载《词典研究丛刊》第5辑,四川辞书出版社;《辞典的资料工作》,见《辞书编纂经验荟萃》,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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