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

四、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

凡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奥格登和理查兹（1936：11）的著名语义三角理论的了。在玻尔森眼中，它是一个较典型的图示隐喻（graphic metaphor）：

图8.5　语义三角

为更好地理解语义三角，我们用下面图示来表示

图8.6　Flower的语义三角关系

语义三角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论。厄尔曼（Ullman，1962）认为语义三角“对语义研究来说，提供的信息太少同时又太多”。这样的语义三角本身的非语言特征显然涉及很多语言外的特征或事件。他认为，当新的知识产生时，词的意义会发生相应变化而其客观世界的所指却保持不变（如人们在20世纪对原子结构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原子一词本身不变），因此，语言学家最好将研究重点放在三角的左侧关系上，即符号（symbol）与概念（concept）之间的关系上。当然，在真值语义学和语用学发展的今天，不是每一个语言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

另外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的三个术语不够确切，建议用其他术语来替代。厄尔曼用“name”（名称）、“sense”（意义）和“thing”（事物）分别取代“symbol”（符号）、“thought or reference”（思维）和“referent”（所指）；马哥努森和玻尔森（Magnusson ＆Persson，1986a：257）用“lexem”（词汇）、“concept”（概念）、“entity”（实体），沃伦（B.Warren，1987a：76）（1987a：76）用“form”（形式）、“content”（内容）和“referent”（所指）。玻尔森认为改换术语是表面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怀疑语义三角是否是一个可靠的语义解释模式。

按照厄尔曼的建议，语言学家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三角左侧，那么，右侧成分（“事物”或“实体”）即被取消。对此玻尔森给出这样一个简化模式：

图8.7　“左侧重心模式”

对于语言本身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可行的模式。利奇（1981：4）就曾反对布龙菲尔德对于语义的“科学”定义（如salt＝’NaCI）：“试图用脱离语言的方式对语言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徒劳的，这如同在一个没有门和窗户的房间里寻求出路一样”。

利奇声称自己是语义研究中的“概念论者”（conceptualist），倾向采取“语言内”（intralinguistic）方法研究语言，他认为符号的概念意义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将注意力限制在符号（语音和文字表征）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如何处理语义三角中被删除的部分呢？

在语义学研究的历史上，人们一直重视“语内义”（intension）和“语外义”（extension）的区别。所谓“语内义”指语言符号的意义，“语外义”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按上面的简化模式，必然造成“语外义”研究的或缺，即三角下方的横线所表示的“符号”与“实体”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单就研究语言符号与思维的关系来说，该模式似乎可行。但是必需看到，无论是“语外义”还是“语内义”，都忽视了“概念”与“客体”（即语义三角中右边表示）的关系问题。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这两者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那么它表示概念是通过大脑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即真实世界中客体形成概念有一个抽象化过程，这种抽象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刺激而进行。这样看，语义三角标示的右边概念与实体之间的直接关系是不恰当的。它用虚线表示底边语言“符号”和“实体”的间接关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概念的问题；然而，右边概念和实体之间同样存在抽象过程，它却用实线表示。从语义角度看，概念与实体的必然关系确立的话，前提是被识别的实体必须经过抽象。概念是包括感知在内的对客体进行认知活动的必然结果。概念内容与实体具体特征是不一致的。在理解真实世界中的客体时，人们的不同认识（belief）是十分关键的。如果在某个社会，蛇被普遍认为是哺乳动物，这就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蛇”的概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从语言刺激看，从“客体”到“概念”存在“必然的”隐喻化实现过程（Lakoff ＆Johnson，1980，Indurhkya，1992）。

与此相关，语义三角还存在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它没有说明在概念层面上表现的具体内容，是否在包括“分析义”（analytical meaning）概念因素的同时也包括其他“蕴含义”概念因素。我们可以使用隐喻研究中的范畴概念和典型特征相加的互补模式对此进行修正。

图8.8　“范畴与典型”模式

上方里面的小方框表示词的范畴概念；下方虚方框表示具体社团成员在使用该词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例如，上方小方框包括spinster（老处女）一词的范畴意义：“未婚妇女（unmarried woman）”，下方虚线方框中包括英语使用者对“spinster”客体的各种偏见，如“找不到丈夫”、“年龄太大难以婚配”、“古怪”、“假正经”等。这些典型特征尽管在传统语义学中被称为“蕴含义”，但它们却是“老处女”这一概念原型特征。下面例句可以证明：

1.…the dining－room of an establishment run by an amiable and fluttery spinster.（……这家餐馆的经营者是一个热情而古怪的老处女。）

2.Fashion－conscious policewoman in Nottingham have been told by

their spinster boss to stop shortening their skirts.（诺丁汉郡讲究打扮的女警察受到那位老处女警官的警告：不要改短她们的裙子。）

3.…Kerstin Meyer struck exactly the right note of hysterical devotion as the poet’s spinster secretary.（……克斯汀·梅耶是个老处女，作为这位诗人的秘书，她对工作热情得近似发狂。）

上面的例句表明“spinster”常带有贬义，如老处女一般被认为是古怪、不理智的，等等，所以，该词已很少有人用。今天，未婚职业女性对该词是避之惟恐不及。

这个例子说明，蕴含义对于一个词及其概念意义的影响是多么强烈。蕴含义（connotation）可以转化为基本义（denotation）。“spinster”原本指纺织女工，因为女工一般是未婚者，所以该词又指“unmarried woman”（未婚妇女），后成为该词的主要语义。在英国17世纪用以专指法律上未婚的成年妇女。

“概念”（即奥格登和理查兹的“thought”和“reference”）应该被看作一个容器，里面盛着一个核心（范畴）和一个原型（蕴含）。

“spinster”的概念、词汇、所指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图8.9表示：

以上CC被定义为“unmarried woman”而不是用它的语义成分表示，如｜＋HUMAN｜、｜＋ADULT｜、｜－MALE｜、｜FEMALE｜，因为概念是由经验积累过程而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认知形态。woman本身已经具有词汇具体含义，没有必要每次使用都要重复该词附加的语义成分（除非我们的大脑真的像数字电脑那样工作）。

图8.9　“spinster”的范畴典型模式

厄尔曼（1962：57）指出语义三角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只注重从听者的角度看语言，“它似乎忽视了讲话者的角度。对听者来说，事件是按照语义三角进行的：例如当他听到‘door’这个词时，会想到讲话者指的是什么。对讲话者来说，这个顺序就颠倒过来了……”。因此厄尔曼得出结论说，“在词和概念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这个观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概念和词之间建立的任何关系模式都应考虑到双向因素，不应偏废任何一方。实际上，语用学的研究大多存在这个问题。无论是塞尔的语义推导，奥斯汀（Austin）的言语行为，还是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都以讲话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所谓“经典的语用学”^[1]观点的一大弊端（B.W.Gibbs，1990）。另外，除了其太偏重听话者角度外，语义三角将“概念”置于顶端部位，似乎其重要性位于三者之首。这尽管不是奥格登和理查兹的原意，但毕竟还是语义三角这个模式的不足之处。那么，

怎样才能使语义三角更符合实际呢？我们暂不考虑真实世界的实体，先将词汇和概念置于一个平面：

图8.10　词与概念关系模式

上图中的反向箭头表示概念与词的“双向关系”。从听者角度，首先听到词语，然后引起相应的概念实现。从讲话者角度，首先在大脑中产生概念，然后触发相应的词语。这样讲话人和说话人的互动关系得以确立。这个简图还表示语义研究的重点是词与概念的关系方面。词与客体的任意关系，以及概念与客体的不确定关系可用图8.11来表示：

图8.11　互补语义三角模式

将客体置于图8.11中底部旨在表示语义研究本身客体并不重要。虚线表示词与客体、概念与客体的关系是间接的：词与客体存在任意性；概念与客体之间存在不同文化上或不同个人的信念问题。这种信念我们称之为客体与相对应的概念之间的“过滤”，这个模式同时解释说话人的言语过程：如果一个人看到一辆汽车，他很可能在头脑中形成对“汽车”的概念，然后再形成“汽车”词汇用以进行语言交际。即使这样，客体与词语的关系仍保持其间接性，因为词语要成功地指向客体必须经过概念。

上述讨论似乎仍存在悖论：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这个世界似乎不太重要，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含有概念的词怎样描写同一个世界，而不太关心这个世界对于概念和语词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我们承认认知结构不一定是客观输入信息的翻版，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客观世界对语言学家不重要。莱考夫（1987：xv）的“经验认知”理论也强调在重视客观世界方面与客观主义是相通的。我们切莫忘记，语言本身就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要弄懂语言的概念如何构成，必须研究使用中的语言。形而上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语义结构问题，但其与语言的实际使用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

玻尔森对语义三角的分析视角独特，中肯且新颖。语义三角不过是一个几何隐喻（geometrical metaphor），是可变动态图示隐喻模式。对其进行改变并不意味着对于语义三角进行根本性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隐喻性的重新认识，揭示该模式与其他理论模式的互补性，它可以承载更多的内涵。如修正后图8.8中的“CC”添加了传统语义分析中的起定义作用的范畴概念，“TA”添加了当前流行的原型理论中典型特征成分，等等。

那么，玻尔森修正的语义三角是否是一个最终的完美模式呢？回答是否定的。例如，他没有提供语言使用中的环境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提取CC或TA的影响，语言的句法问题也没有得到反映，实体与语词和概念之间也并非一条虚线所能说明的，实体本身特征与概念及语言特征的关系未加解释，等等。按照玻尔森的观点思考下去，可以说这个语义三角是不可穷尽的。与其说玻尔森提供了更好的模式，不如说他提供了看待语言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语言三角模式比作一个汽车模型，你可以批评这个汽车模型没有装车轮，但却很少有人指责汽车模型没有装汽油，尽管汽油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我们不能苛求模型的每一个因素都和其所代表的原物一致，那样模型就不会称其为模型，而是汽车本身了。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解释理论就像这样一个模型，它可以发现其结构和功能，创造自己理解的具体模式。然而，全部符合语言事实（不含明显谬误）的理论的综合最终也不过是一个接近语言原型的模式或模型。另外，人们用于交际的语言远比用于交通的汽车复杂，解释语言的模式也远比造一个汽车模型困难。

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是隐喻性的，因此才产生各种语言学模式；我们对语言学的各种理论的理解也是隐喻性的，因此才产生不同理论之间的争鸣与互补。理由很简单，因为：“隐喻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是隐喻式的”（Lakoff，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