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双层模式的挑战连续不断，例如辛西娅·切丝(Cynthia Chase)标题有趣的论文《论叙述模式:机械玩偶与爆炸机器》，作家、批评家布鲁克·罗丝(Christine Brooke-Rose)与叙述学家里蒙－凱南(Shlomith Remmon-Kenan)的争论等。本书篇幅有限，无法一一介绍。但有关底本/述本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本书跳到近年发生的一场争论，因为卷入了中国学者，讨论也比较切近本书要做的回答。
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主要研究后现代先锋小说，他于2001年发表《小说中的“另叙述”:贝克特与其他作者小说中对故事的擦抹》一文[36]，开始了他对叙述双层模式的一系列抨击。他的主要论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述乱无底”:当述本“脱节”(out of joint)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找出底本。中国学者申丹对此持不同意见，申丹认为后现代小说有可能找不出底本，是因为述本中某些成分“同时发生在底本中”，[37]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双层叠合”。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底本是非文本的，只能通过读者对述本情节“自然化”，即用二次叙述，从述本构筑出来，那么当述本过于复杂无法“自然化”时，底本在哪里?
理查森说的“另叙述”，是小说中一种特殊的叙述手法(本书第三部分第二章将详细讨论):先说了一个情节，然后说这个情节不算，另一个情节才对。这种情况主要出现于后现代先锋小说以及当代电影中。理查森举的例子是贝克特的《莫洛伊》，小说描写了一个牧场情景，然后突然说“或许我把不同的场合混到一起了”，前面说错了，小说中无此牧场。理查森提出的问题是:当某情节在述本里被取消了，那么在底本里是否存在过呢?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尖锐的观察。此后理查森有一系列文章，认为后现代小说的其他手法也颠覆了分层模式。2002年他发表《超越底本与述本:后现代与非模仿小说中的叙述时间》。[38]此文引起了申丹的回应，《辩护与挑战:关于底本与述本关系的思考》。[39]此后理查森再予以回应，《叙述时间的一些反常》;[40]《叙述》刊物同期也刊登了申丹再次的反驳，《时间反常如何影响底本/述本区分》。[41]
争论双方就一个看起来是“形式技巧”问题如此反复讨论，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少见的，但似乎谁也没有能说服谁。申丹的论点，最后比较系统地总结在她2009年的著作《叙述、文体与前文本》(尤其是第4章)，以及2010年她与王丽亚合写的《西方叙述学:经典与后经典》(第1章与第11章，均出于申丹手笔)。
本书上一部分已经讨论过，所谓“自然叙述”，是德国学者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nik)1996年出版的著作《建立一种“自然”叙述学》中提出的，该书认为叙述学应当以“自然的”口头讲故事为基本模式。理查森这批学者则针锋相对，提出“非自然叙述”，认为后现代小说已经无法用“自然叙述学”来处理。理查森则进一步发展其说，发表在2008—2009年在欧美召开的一系列主题为“不自然叙述学”(Unnatural Narratology)的讨论会上。2008年他与一批关心这个方向的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不自然叙述，不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此文专门探讨“多述”(paralesis)问题，即述本中关于某事“说的太多”，导致矛盾，接收者构筑底本成为不可能。[42]
理查森举出库佛的小说《保姆》(Babysitter)为例。小说中有14个并列的不同情节(保姆杀了孩子，保姆与主人通奸，保姆自杀等等)。这些情节在逻辑上不能共存，是比“另叙述”更极端的自我矛盾。理查森指出:“到头来，我们只能肯定，叙述者告诉我们的，与真正发生的事相去甚远。”[43]底本在此种“不自然叙述”中不再存在，因为底本是“真正的事情”，而《保姆》之类反复自我取消的述本，背后不可能有“真正的事件”。
申丹提出“双层叠合”论，认为底本本来就是读者构筑出来的，万一重构不再可能，此时底本与述本合一，述本的说法就是底本的情况，读者无须再追寻底本中另一种“真正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现代派小说中，话语与故事的重合屡见不鲜”，例如卡夫卡《变形记》，人变成甲虫只是“话语层面上的变形、夸张和象征，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根本无法建构一个独立于话语，符合现实的故事”。因为此时底本与述本已经“合一”“构建了一个新的艺术上的‘现实’”。[44]
因此，两人的看法虽针锋相对，却都同意:底本是读者从述本构筑出来的“真正发生的事情”或“符合现实的事情”。当述本过于混乱，理查森认为“述乱无底”，无法构筑底本，申丹认为“述乱即底”，此时述本的情节就是底本的情节，双层结构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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