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优先与创造优先

上一节开列的四种二次叙述化方式，与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主导－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对抗式解码)^[13]有什么不同呢?霍尔认为，观众对任何电影文本都可以采用三种不同读法，得出三种不同的意义。而笔者讨论的三种二次叙述化方式，是面对不同文本接收者不得不采用的策略，是把不同文本读出意义来无法挑选的方法。霍尔是读者决定用什么方法，笔者讨论的是文本要求用什么方法。

上面说的大多是小说与电影的例子。不同的叙述体裁，对于二次叙述的要求非常不同。纪实型叙述，例如新闻、历史、庭辩等，期盼二次叙述必须能“还原”。虽然我们无法要求这些文本说出“真相”，但这些叙述的目的，就是试图用真实经验的法则，提供对“真相”的某种说法。而文本的“纪实”，指的实际上是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联方式，即要求二次叙述者把文本看作叙述者在作有关某种事实的讲述。

纪实型叙述的接收者，例如读考察报告的科学家，或是读检举信的检察官，绝对不允许“叙述者代言”;关于未来的纪实型叙述，例如广告、宣传、预言、承诺，也不能让叙述者代言，它们是“拟纪实型”文本。对这类文本，接收者依然不能忍受其中有因果－逻辑混乱，哪怕是可以整理清楚的形式混乱，也总是让读者起疑，觉得其中可能藏着有意“不说实话”的伏笔。例如算命者卖关子，说“天机不可泄露”。

无论“纪实型叙述”能否引向对“真相”的了解，其二次叙述在体裁契约的压力下，必须朝“真相”方向努力，因此必须用“还原”式。只有考古或情报分析之类情节材料极端稀少，不能支持稳定的叙述文本，才能用妥协式二次叙述，以补上关键情节。而创造式二次叙述，不太可能用于纪实型文本，哪怕是情报分析，都难以使用。

一旦文本中出现无法还原的矛盾，即需要用妥协式(即“分合脚本”)来做二次叙述，此时的叙述纪实，已经难以成立。纪实型叙述本来就不能用“人格叙述者代言”，例如一封揭发信，哪怕“匿名”，作者不能逃避以自己的人格作为叙述的出发点。纪实型叙述的叙述人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因为这个人格必须具有“问责能力”，他不能是一名死者，不能是一个病中的疯子。一旦读者不得不用妥协式二次叙述，来对付某篇历史传记、新闻报道、发言人回应、法庭辩词，或“拟纪实型”叙述如竞选诺言、广告宣传，此时的叙述纪实品格已经失效，文本地位无法恢复。例如我们对不可信的野史、“秘史”等的阅读，只能用妥协式阅读，或许才能“选择性”汲取某些部分的资料，或当作虚构型叙述，读取文字之美。

如果纪实型文本包含“另叙述”，或其他自我矛盾之处，二次叙述者严重怀疑解读努力的必要性，或取得成效的可能性。上级法院否定下级法院的判决，往往是指出判决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妥协式二次叙述会破坏文本的基本纪实特性，那么纪实型叙述文本只能用还原式二次叙述。

以上是对文字媒介的记录类叙述而言的。演示类叙述则很不相同，其叙述文本，与二次叙述的解读，有一种意义－价值观上的严重不对称。一场球赛前的预测，一般说不得不极其简单(如赌球的“赔率”);相反，对于一场已经结束的足球赛，足球界“权威人士”的评价，体育记者的评论，或是每位球迷回顾总结的“经验教训”，却是连篇累牍，头头是道，此时我们能读到许多理由十足的总结。对赛事这个演示类叙述的二次叙述，往往淡化甚至忘却赛事“文本”中各种偶然因素，运气因素:一切都似乎是必然的，进行过程是符合情节规律的。

一场球赛作为一个演示叙述文本，极其繁复，线索歧出，超出控制范围的因素过多。“事后诸葛亮”，是把“创造性”二次叙述发挥到极致，与预测的简单，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这不仅适用于戏剧、表演、球赛，实际上赌博、游戏等，凡是“演示类叙述”，文本进程都难以控制，但二次叙述却都“必须说出个道理来”，不仅说出因果－逻辑的道理，更主要是伦理的道理，例如说导致戏剧演出失败的是“过犹不及”“失去节制”;导致比赛失败的是“将士二心”“士气颓丧，败犹自取”;导致赌博失败的是“贪得无厌”，甚至“作孽报应”等等。大部分叙述“道理”据说都表现在文本里，但是文本的演示进程与接收同时。二次叙述在伦理解释方面，就不得不用创造式。把变化多端的文本“说出一个名堂来”，这是人作为道德动物，必然采用的解读方式。

而梦叙述的二次叙述，是妥协式的范例。梦境、白日梦等叙述文本，接收者是梦者自己，做梦过程就是叙述。梦叙述的头绪杂乱，诸多情节不连贯，梦者除了对应式接受(感受)没有其他方式:梦者无法做任何主观认知上的调整。哪怕文本完全不可解，梦者也只能对应接收，他没有选择整理的主观能力。

对于任何叙述，二次叙述总是能够不断延伸，成为符号学中所说的“无限衍义”，^[14]例如书评、影评、球评，尤其典型的是详梦。当梦者回忆梦境时自己设法理解，或对别人讲述梦境，寻求听者详梦或作精神分析，此时才会出现对这种回忆或讲述的二次叙述。因为梦境充满了自相矛盾，不合“经验常理”之处，甚至逻辑也不可能会一再出现，因此“详梦”的二次叙述，不仅要把叙述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时间环链、可理解的情节环链，最主要的是从似乎无理可循的混乱情节中说出一个因果与伦理价值。传统的详梦者，与今日的精神分析师，都是二次叙述专家。

详梦者的二次叙述，基本上是创造优先。但是他们说出来试图要人相信的解释，却是“妥协式”的二次叙述。他们搁置一部分文本，用一种解释串接其余情节:“你这样想就可以理解了。”弗洛伊德的名著《梦的解析》充满了“妥协式”解读:

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做梦的前一天填报了他的收入数目。由于此时他收入甚微，所以他就据实地填报。但他却梦见他朋友告诉他税务委员们对于他的收入申报数字表示怀疑，以为他以多报少，以便逃税，因此将罚以重金。其实这梦只是伪装了他的一大愿望——希望成为收入丰盈的名医。这同时又使我想起，在某个故事中的一位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的小姐，当人家劝她决不要嫁坏脾气的家伙，不然婚后她是会挨揍的。她却毅然回答:“我但愿他肯揍我!”她对婚姻的愿望强烈到使她在婚前即已考虑到这些不幸，甚至还把它当为愿望呢!^[15]

弗洛伊德做梦分析二次叙述，实际上用的是“分合脚本”法，即暂时搁置别的线索，讲通一条因果线索。弗洛伊德称之为“梦的改装”:用一个比较浅层的故事，掩盖一个藏得更深的故事。实际上是用一个据说基于“经验”的比较实际的故事，取代梦中的奇怪故事，所有的详梦师做的都是这样的妥协式二次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