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优先理论与局部知识分析范式

供给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由于供给理论一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统一的研究范式,导致其不能在学术界真正独立门户、自成一派。供给理论的许多规范化分析只能寓居于其他学派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分析工具。Tatom（1982）、巴特利特（2011）认为供给理论不过是一时应景得志,尤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和小布什政府不伦不类的供给政策时代后,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Thorne（2010）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时则指出,尽管存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滥用凯恩斯政策的风险,凯恩斯主义框架依旧是现有的应对危机和萧条的最佳分析框架。Veggeland（2012）也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干预主义才是应对眼下全球经济危机的良方。

本研究认为,供给侧的管理政策与需求侧管理,原本就应当是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两个不同抓手,但由于需求管理政策相对容易快速见效,因此往往被受到竞选周期等因素影响的政治家们首选采纳。而供给理论的出现,至少提醒了政界和学界,供给侧和需求端一样,具备同等的重要性。正如凯恩斯反驳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一样,需求也未必总能带来供给。政府的管理或多或少会对供需的机制造成扭曲。供给理论的出现和兴盛,的确是符合一个特定时代的要求。然而真正平衡与健康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当是长短期效果并重,需求与供给管理政策共举。因此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应当是既注重微观基础,又强调宏观机制；既注重短期效果,也强调长期趋势；既注重需求管理,又强调供给政策的大统一分析范式。Wrenn（2009）在总结20世纪的各种“异类”理论时,提到供给理论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未来势必会融合。Rodrik（2010）也指出,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家们需要“先诊断再开药方”,即正确地区分并分析供给侧和需求端的问题。贾康等（2013）就提出构建和发展基于改革的中国供给理论的框架和研究出发点,主要从研究前提、研究切入点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论述。

结合我国国情,未来供给理论的研究至少有三个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第一,改进现有的宏观计量模型,充分考虑供给侧的因素,从而为结构性减税等政策实践提供预测指导；第二,建立以厂商为微观基础,考虑企业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下,综合税率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约束的新供给模型,从而通过模型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假设；第三,针对我国现实国情,进行企业税减免、清理企业费负担等政策效果的实证和案例研究,为完善理论模型和指导政策实践提供帮助。

我国已经强调和实施了多年“短平快”的需求管理政策,如同凯恩斯主义曾经面临的“滞胀”危机,目前这一政策在我国也遇到了瓶颈。而我国的制度框架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接下来有必要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对供给理论的框架加以完善,同时结合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其政策意义,形成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同时,供给理论的研究也将为分析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和企业行为提供良好的研究背景和分析框架。

中国同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关文献梳理也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供给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未必能够直接照搬套用,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背景下考虑问题的前置条件,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完善和补充,从而开启针对中国企业的供给侧分析。这正是本书下一章的工作。此外,理论分析往往是简化的,而对于实际政策的研究,还需要对建模所不能揭示的企业收入流的传导逻辑进行针对性分析,进而才能过渡到实际的政策措施分析,而这正是本书第四章及后续章节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