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由于更高的统一体“起源较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可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原生阶段和次生阶段。原生阶段主要是指与最初定居相联系的农业生产方式，土地公社所有，人们共同耕作，政治上比较民主，这是一种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生产方式，构成各文明民族共同的历史起点，因而具有普遍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主要就是这层含义。

此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针对有人否认公有制的早期历史地位，马克思也强调指出：“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12]这里的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正是指那些生活在亚细亚村社内，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实行着共同耕作的公社村民^[13]。又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针对有人否认原始公社所有制是普遍现象的偏见，提出了如下批评：“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看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14]显然这里马克思已经从普遍性的角度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性，即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中推演出来。

最能说明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是在1868年，当他看了德国著名人类学、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关于马尔克和乡村制度的著作后，在致恩格斯信中说的话：“老毛勒的这些书，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15]。恩格斯也非常赞成马克思的观点，并进一步上升为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认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16]。

因此，我们可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种形式，即土地公社所有的原生态形式，看成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一切文明民族都普遍经历的、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土地所有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