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印度、俄国、中国等落后农业大国中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的根本特点，是土地属于更高的统一体（因而剩余产品也属于更高统一体），在政治上的根本特点则往往表现为专制主义。这是一种起源于亚细亚原生形态，但是却不同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独特生产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并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一种，这种归并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并且在客观上忽视了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马克思认为次生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首先，它不同于西方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17]。因此，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亚细亚制度是与奴隶制，农奴制有所区别的，其区别的关键一点，就在于劳动者是否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在奴隶制、农奴制下，劳动者表现为这种自然生产条件，而在亚细亚制度下，劳动者则不完全表现为这种自然生产条件，相反，“公社成员本身……在东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样是公有财产的共有者”^[18]。因此，不能把“公有财产的共有者”等同于奴隶。其次，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等同于西欧的封建制。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区别，1880年，马克思研究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发现“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这是错误的，“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19]因此，把印度的公社土地制度等同于西欧意义的封建制是错误的。马克思这种态度还表现在《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公社〉一书摘要》中，在这一书中，菲尔同样把印度村社结构等同于欧洲的封建结构，马克思生气地指责道：“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20]因此，广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与欧洲意义的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是不同的。

如果说原生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切其他发达生产方式的共同历史起源，那么次生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就在于指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历史的秘密在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离开了亚细亚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我们就不能理解东方历史的特殊性，不能理解东方专制制度的必然性，不能理解东方民族何以古代繁荣而近代衰落，不能理解东方民族的民族性，因而也就不能理解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如果在原始社会末期，东西方都经历了原生态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为什么在次生阶段，东西方却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东方走向亚细亚专制主义，而西方走向奴隶制、农奴制？

马克思认为这是由各自的生存环境决定的，而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萌芽一开始就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正如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的信中所指出的：“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式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一般地讲，人类社会的原生阶段可以等同于广义的原始社会，或无阶级对立的初民社会，而“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21]。后者往往是从前者解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如同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中推出来。因此，把所有的原始社会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原始社会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