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提升收入和就业效应的差异性

城市规模在为所有劳动者带来收益的同时，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中获益的大小可能并不相同。不同技能者受益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如果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带来的，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不完全替代性，高技能者就业量的增加会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从而增加低技能者的均衡工资和就业量，而高技能者之间却是相互替代和竞争的，这会削弱他们从集聚中所享受到的好处。比如医生增加将提高护工的需求，但医生之间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

其次，当城市规模效应通过知识溢出机制而产生作用时，高技能劳动者集中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扩大会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且同样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和高技能者之间的竞争效应，低技能劳动者可能获益更大。通过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分别进行分析，Moretti（2004c）的研究证实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从知识溢出中受益的差异性。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城市大学毕业生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高中辍学者、高中毕业生、受过一定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平均来说，分别是1.9%、1.6%、1.2%和0.4%，低技能者受益更多。

最后一方面，由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更多地集中于低技能的服务业，而低技能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部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相比于高技能劳动者，从事服务业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可替代性不高，可能从集聚中享受更多的好处。既有文献发现，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虽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直接需求不高，但并没有在总体上显著恶化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前景，相反，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在低技能的服务业部门找到了工作。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电脑主要替代了一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有一定要求的重复性劳动，如打字等，却无法替代诸如保姆、打扫卫生等人工工作和律师、医生等复杂的工作。并且，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有与其互补的服务业为生产配套，从而带来了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例如对于快速的信息和文件传输的需求催生了城市速递业务。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就业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和低技能的服务业，这种现象被称为就业的“两极分化（job polarization）”（Autor，Levy and Murnane，2003）。在美国和英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越来越集中于不可贸易品部门，并且这种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在地理上的接近（Manning，2004）。对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集中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除了两种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互补性以外，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技能劳动者时间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其对保姆、打扫卫生等低技能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更高（Mazzolari and Ragusa，2008）。

在中国，城市规模经济对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效应差异还与制度有关。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着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本地户籍居民比外来人口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高文凭者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如果城市经济缺乏“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创新过程，从而无法为高技能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大学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供给将偏多，甚至会削弱城市规模对这些劳动者的就业增长效应，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寇宗来和周敏，2010）。而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除了集聚本身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其带来的就业改善外，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生产中的互补性，以及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业的需求，均能为其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当高技能者在城市供给过多，而低技能者受到制度制约、供给数量相对不足时，低技能者的就业概率反而会被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为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