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低素质的加剧

一、我国人口素质的定格

中国大陆人口已经超过11亿，但冲击波不止于此：从1986年到1997年每年有1100万到1300万女青年进入生育峰值年龄。近年来，全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5‰左右，每年新增人口多达1500万。如果按此趋势增长下去，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突破13亿。

与此相对应的我国人口素质，这里主要指国民平均文化素质仍较低，文盲半文盲队伍庞大。从全民文化程度来看，尽管我国目前已有24%的人数具有中学程度，35%的人数具有小学程度，但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具有大学程度的人数不到1%。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还有23.6%的文盲和半文盲，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4。1988年文盲半文盲人数达2.2亿，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4，远远超过整个非洲文盲总数（1.62亿人）。而且，我国文盲队伍还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在扩大。全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只有60%，初中教育除了城市基本普及，许多农村地区还是空白。近几年，由于知识贬值，中小学流失生剧增，仅1988年全国就有715万中小学生流失。

人口素质低下，重头在农村。8亿多农民，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达73%以上，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可是，农业科技人员却少得可怜，只占农业劳动力的0.4‰。全国农村平均每6000亩农田、7000头牲畜、230万亩草地、130个乡镇企业才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

人口问题和文盲现象，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两大沉重包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世界文盲人口的调查报告，已及时给我国敲起了警钟。海内外许多有识人士也大声疾呼，要求注视中国人口素质问题。民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正唤起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新觉醒。为此，我们试图对造成国民低素质，尤其是农民素质严重低下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层的体制透视。

二、对工农产业倾斜政策的反思

农村人口素质如此低下，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工农产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或者简单地说，是农村经济落后的结果。

我们知道，全国解放以后，国家要繁荣富强，就要走工业化道路。这对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中国，谈何容易？要发展工业，就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道路，于是只好将工农产业倾斜，依靠农业积累来发展中国的工业。这一倾斜政策的推行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机制作用的：即把农产品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卖给工业部门，而把工业品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卖给农业部门，这样使农业投入要素水平低，成本高。这是因为：首先农业的总投资总是最少的；其次，为支持农业增长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建设交通、通讯、商业服务设施，与其他国家相比，必然具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比；此外，由于人均资本水平低下（如1985年人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为128.3元），高昂的、短缺的各类农业生产资料也使得农业成为无利可图的产业，粮食生产的资本收益率十分低下，使农民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形成新的生产力要素，进而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长此以往，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的极端贫困不可避免。例如，建国以后，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195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人均粮食直到1979年才超过1936年的人均水平，人地比例关系更趋于不平衡。50年代初期，平均每户自耕农尽管没有达到“三十亩地一头牛”的维持生计的经营规模，仍占有耕地19亩。而到1978年平均每个农户只占有耕地8.6亩，农民人均耕地1.8亩，远低于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的人均4亩地的“饥寒界线”。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如此狭小的耕地上、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1952—1970年，仅增长了3.5%，到1978年才增长了35%，但农民仍难以维持生计。1978年我国约有6.6亿农民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约有7.8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大大低于“饥寒界线”，处在生存危机边缘上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又哪里去谈什么高素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开始搞活，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生存问题，农村人口素质也有很大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乡镇企业，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强劲地冲击了农村经济。城市的大量物价财政补贴和工业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使原来提高的粮食等价格又在新一轮价格水平上跌入低谷，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扩大了，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致近些年来农业发展的停滞和粮食产量的较大幅度滑坡。不仅如此，农业投资也在逐年下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仅相对数减少，而且绝对数也在减少。“五五”期间，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为246亿元，占全部投资的10.6%；“六五”期间，全国基建投资总额比“五五”期间增加了一半，而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为17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1%，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只有11.5元，而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力人均投入为1243元。同时，由于粮价偏低，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也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农业投入的滑坡、必然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前景令人担忧。二元经济结构不能协调发展，在这种走向反面的恶性循环中，要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谈何容易。为此，工农产业倾斜政策到今天该是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农村经济落后导致农村教育落后，这从教学条件和设施、教学质量、学生入学率、升学率、农村人口文化程度等方面均可窥见一斑。农村教育落后，没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又严重地阻碍农村经济的集约发展，加剧农村经济的落后。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作用。所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全社会，都是非常重要和急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为，以文盲为突出表现的人口低文化素质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根本因素。它表现在：

首先，低文化素质是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根本因素。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538个村的调查，1987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5.5%，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占19%。从不同文化层次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每百名劳动力中，有9.2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每100名劳动力中，有8.3人转移；小学文化每100名劳动力中，有4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100名劳动力中，仅有1.5人转移。

第二，人口低文化素质是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职工素质差、人才缺乏，是构成乡镇企业先天不足、造血机能脆弱的主体原因。据北京市统计局调查，在京郊乡镇企业职工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为30%，初中文化水平的占53.1%，中专文化水平的占16.5%，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0.45%。由于乡镇企业人员素质低下、技术力量微薄、管理水平落后，1987年湖北省乡镇企业在物力、财力投入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却出现严重下滑。

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文化素质状况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愈益明显。北京市对京郊1100个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劳动力文化素质与户收入水平成正比。1987年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16元。按劳动者文化程度划分，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纯收入808元，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1.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为934元，比全市水平高2%，其中大专以上的人均纯收入达1156元，比全市水平高26.2%。

以上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工农产业倾斜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密切关系和深层机理。

三、发展经济：走出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低谷

庞大的低素质的人口增长，沉重地压迫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致使我国工业化起飞步履难艰。40年代末，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3亩，现在下降到只有1.4亩，仅及世界人均耕地面积5.5亩的1/3。况且，这样下降的趋势并未停止。而按照我国现在的生产力，需要人均三亩左右的土地，才能最低限度养活全部人口和支持经济及工业的适度增长。因此，要使我国经济起飞，必须首先在强有力地控制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走出人口素质的低谷，从而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

外围宏观政策的失衡，使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结构的运行机制发生错位，并通过传导机制扩散到其他产业，使农业发展、农村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提高走向反面，滑入恶性循环圈，从而造成了上文分析的人口格局。因此，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思考工农产业的倾斜政策，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应将倾斜的双方互调，促进农业的发展、才能保证推动工业的持续增长。这是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资金、技术的倾斜配置与扶植的问题。

其次，从近期来看，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要把农村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新的产业在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与推行。既然作为一个产业，就要考虑其投入与产出，要讲究人均意识，要讲究计划生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不仅要强有力地控制住农村人口数量，而且严格要求优生优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应重点投资，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在生产投资、物资供应、就业安排、教育培训等方面要优先考虑计划生育对象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者，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险方面要倾斜于计划生育对象，在舆论宣传，物质奖励方面要优先于计划生育工作者。计划生育产业的发展还要靠有利外部环境的积极配合，它必须跳出部门治理的框框。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亲手去抓，各个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地把它作为自己部门内的事去做。行政、经济，法律等办法多管齐下，方能有较好的产业效益。

从中期来说，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就是要使农业发展起来，农村真正富裕起来，从而解决“养儿防老”的实际问题，同时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走向优生优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此，目前要走工业服务农业的道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把工业技术转向投入于农村经济，逐步健全完善以分工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发展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指导、资金的重点投入与优先贷款，以及财政的支持、税负的减免、保险业务的发展等网络配套服务系统，为农村经济提供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将发展单一农业经济转变为多种经营方式的农村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的起飞，实行农村第二步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使农村改革走向深入，建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内在机制。只有这样，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村人口数量增长才有减慢的可能，农村人口素质才能不断提高。

最后，从长期即根本上来讲，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当然，普及教育的重点仍落在农村。目前我国教育现状令人警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5年全世界平均为5.7%，我国1987年为3.2%，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非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如按人均教育经费与国外比较，近期美国每年人均教育经费为966美元，加拿大947美元，法国584美元，日本555美元，新加坡249美元，而中国1985年仅为8美元。改革10年来，我国教育经费虽然增长了2.6倍，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人头费外，实际用于教学的公用经费却不断下降。教育经费的短缺，教育事业的萎缩、办学条件的每况愈下，中小学教师的师资待遇随物价上涨而逐年下降，使厌教、厌学成风，辍学、退学现象严重，中国教育面临着生存危机。教育的严重落后，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乃至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为此，有人呐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昭示我们，当今中国唯有从上到下确立“教育是战略产业”的新观念，才能提高全民素质，才能实现民族腾飞。

（此文发表于《人口动态》杂志，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