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棉业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结构

（一）棉业即将由盛而衰

前已多次述及，安昌因棉而兴，在绵延“数十百里”的涨沙之地上遍植棉花，即使在1919年，仍保留植棉地1．9万亩，占绍兴所有植棉地的17．2%，当年收成约0．76万担，占绍兴所有植棉地收成的15．5%。遍植棉花，不仅带动了与棉业相关之收购、轧弹、纺纱、织布等环节的同步发展，而且因棉业经营的专业化态势，使农户必须依仰于市场交换，以此获取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从而促进安昌的成市和繁荣，辉煌一时，“木棉之利，岁登数十万，而此数十万木棉，又必于市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则市有之懋迁有无，又不啻数十万”。⁽¹⁾但是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安昌的棉业却从顶峰滑落，走上了逐步衰落的道路。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也有内部微观因素的作用。

1．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

其一，市场的影响。开埠通商以后，安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格局之中。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外纱厂的开设，为安昌花、布输出开辟了新的市场，使之仍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农户纷纷扩大棉花生产，棉业由此得到了继续发展。但因洋纱、洋布质优价廉，大量倾销，充斥市场，安昌花、布缺乏竞争能力，而遭遇了江南市镇、乡村所生产土纱、土布同样的命运，销路一落千丈，棉业受到极大冲击，终于走向没落。其二，战争的影响。近代以后，安昌同样经历了两场空前的战争灾难：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战争使安昌遭到了严重破坏，陷入到巨大的颠簸之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镇发展的进程。以“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为主题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汇聚成一股旋风，猛烈地冲撞着华夏大地。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至安昌，与举人杨风藻所率3000多人发生战争，遗风龙口庙、西市茂德当、白洋老台门、徐家畈村黄义桥毁于兵燹，从而导致商贾流离，店铺歇业。但与受战争破坏最惨烈的江宁（即今江苏南京）、镇江等地的市镇相比，安昌所遭受的战火摧毁却小得多。1937年7月7日晚，天空似乎特别的黑，它给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了新的更大的劫难，日本军国主义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北平（即今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弥漫，狼烟四起，万民疲敝，赤地千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列强铁蹄践踏下颤抖、挣扎。在烈焰熊熊、火海滔滔中，日寇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12月，杭州沦陷，城内商家店铺或缩小规模，或宣布歇业。1940年1月，萧山沦陷，钱塘江上游被阻塞。2月16日，2000多日军由瓜沥从前盛陵过安昌，镇上商家店铺遭劫，停市约1周。1941年4月，绍兴沦陷，交通受阻。5月12日，日伪军从衙前至安昌扫荡，掠走物资50多船、水牛40多头。1942年4月，日军占领大和山，伪军进驻镇区。1943年春，驻柯桥日伪军至安昌扫荡，掠走物资74船。后又纵火烧毁福泰油坊厂房50间，致恒德当、泰康当、福泰油坊等倒闭。扫荡掳掠，交通受阻，商贾避入城内，集市日渐萧条，棉业经济深受其害。其三，竞争的影响。由于国际市场、中外纱厂需要吸纳大量棉花，中外商家为争夺籽棉资源，直接深入植棉区，民国初年，涨沙之地沿塘里外自西向东到马鞍一带花行大增，如1922—1924年的两年间，仅瓜沥一地就新增了17家花行，农户销售籽棉有了多处选择，去安昌者反而减少，致使镇上花行不断倒闭，歇业达4／10。中外商家争夺籽棉资源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抬高收购价格，如1918年10月，日本三井洋行在瓜沥、头蓬等地设行收花，收购价格由15．80元抬高到18．20元，一星期内即收购籽棉1860多包。抗日战争结束后，籽棉资源又被杭州商人贝毓明经营的花纱布公司垄断，该公司在瓜沥、党山等地设置花行，抢先一步，拦截收购籽棉，安昌花行无力与之竞争，大部分轧棉机因籽棉资源短缺而难开启，不得不关门大吉，市镇经济即将由盛而衰。

2．内部微观因素的作用

其一，产销间距过远。籽棉销售地在安昌镇上，棉花种植区在涨沙之地，两者之间距离近者10里，远者40里。安昌花行守株待兔，依旧坐镇镇上，未能直接深入植棉区，籽棉即被捷足先登的其他中外商家收购。其二，经营手段单一。安昌花行收购籽棉长期依赖往来于各地的船户充当采购员，多了中间环节，却未能与农户建立起直接而长久的销售关系。当船户退出兼职的采购员时，由于失去了原来在花行与农户之间的沟通、协调环节，花行与农户的关系随之中断。农户多图方便，就近出售籽棉，花行断了籽棉来源，只得放弃经营，纷纷关闭。其三，地域空间缩小。自晚清尤其在民国以后，因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变化，安昌的地域空间也相应地扩大或缩小。至20世纪50年代，因将原属安昌的黄公溇、里坝、外坝、单木桥、众兴庵、黄包、镇海、财神殿、长沙殿、闸湖、梅龙殿湾、二埭横湾、许仙桥、寿大潭、阴山地、闸湖、老鼠尾等17个村落划归萧山，植棉地面积从1919年的19000亩下降至当时的2208亩。至于当地农户也因植棉地远在塘外，路途遥远，管理不便，靠天吃饭，收成屡受风雨制约，而减少甚至放弃了植棉。棉业经营的重心开始转移。

（二）新的行业陆续出现

安昌棉业的式微已成定势，它毫不容情地夺去了农户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为了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经济，农户千方百计寻求新的营生，以弥补失去棉业经营所造成的开支不足，而导致新行业陆续出现，经济结构也有了相应的调整。

1．蚕丝业

严格地说，蚕丝业并不是安昌的新行业，农户养蚕丝织甚至早于植棉，“安昌滨海，历尽沧海桑田。事蚕桑先于植棉。明末植棉始盛，而养蚕历为棉农重要副业”。⁽²⁾但目前尚难论定安昌的蚕丝业究竟起源于何时。大致说来，整个绍兴地区小规模的蚕丝经营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萌芽，《越绝书》卷四记有“劝农桑”之语，可以窥及一二。而隋唐以后，蚕丝业获得极大发展，竟与粮食种植、渔业相提并论，成为农业生产的三个最重要部门，“以田，以渔，以桑者，尽亩与水无不然”。⁽³⁾尽管从元代后，棉业开始兴起，棉织品逐渐流行，但由于居民的衣料仍旧“丝布其服”，⁽⁴⁾丝织品尚有一席之地。且因在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是外商收购的产品，如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之《补述容闳先生事略》谓：“旋任英商宝顺公司书记……至绍兴，收丝而返。”⁽⁵⁾而从20世纪初开始，绍兴农户又利用土丝价格低廉的优势，大力推进手工丝织业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拥有织机2140台，宣统三年（1911）增加到3400台，1929年更达到7400台。⁽⁶⁾织机主要分布在以华舍、下方桥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四周扩散到了宾舍、板桥、蜀阜、沙地王、湖门、兴浦、亭后、山南、陶里等地。规模较大的绸厂一般拥有数十台织机集中生产。与蚕丝业相关的行业如绸庄、丝行、染坊等也获得发展，1930年华舍有绸庄30多家，下方桥有26家，其中16家是从杭州迁来的。二三十年代，华舍年产大绸、纺绸十四五万匹，被誉为“日出华舍万丈绸”，产品行销全国并出口至南洋群岛，下方桥年产花缎、素缎约5万匹，产品行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乃至新疆、蒙古等地。⁽⁷⁾安昌与华舍、下方桥间隔仅数里，华舍、下方桥一带蚕丝业兴盛，理应辐射到安昌。棉业以外，安昌农户养蚕丝织，多了一个借以谋生的新行业。

而且，19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中国生丝出口明显受到了来自其他蚕丝生产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压力，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如在当时世界最大的生丝输入国美国，1929年，华丝占其生丝消费量的10%，日丝则占87%，1934年，日丝所占份额更达96%。⁽⁸⁾生丝出口销路受阻，乃因质量所致，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已开始批评中国生丝粗劣的缫制及包装水平，认为“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否则就必须从其“消费中排除出去”。⁽⁹⁾因此，在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下，江浙地区开始了蚕桑改良运动，内容包括植桑养蚕、缫丝机织两大部分。为推进蚕桑改良事业，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害，1932年秋，浙江省建设厅在萧山南沙创设“改良蚕桑模范区”，作为蚕桑改革试点。次年成立蚕丝统制委员会，就蚕种、价格、技术等层面对蚕丝业实行统制，旨在改良蚕种，提高质量。安昌之盛陵、大和奉令划归萧山南沙“改良蚕桑模范区”，每届春秋两季，由模范区分配五鹤、松鹤、城门、轮船等品牌蚕种，取缔土种，并组织4个养蚕合作社，社员73人。1934年春期分配优良蚕种5348张，产茧94吨，平均每张蚕种收茧17．6千克。秋期分配优良蚕种2700张，产茧21．8吨，平均每张蚕种收茧8．1千克。该年秋天，盛陵、大和发生桑天牛、桑蛀虫、桑金花虫等病虫害，受害桑田达4000多亩，模范区派员下乡，指导农户清洁桑园、通风排气、修剪枝条、翻耕除草，并采用奖励的办法，捕收桑天牛、桑蛀虫137600多条，桑金花虫15斤。1935年，4个养蚕合作社仍收茧4．6吨，⁽¹⁰⁾植桑养蚕为农户家庭经济的依托之一。

受华舍、下方桥一带蚕丝业兴盛的辐射，安昌农户除植桑养蚕、提供丝织的原材料外，也选择了缫丝机织，而使当地蚕丝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当时镇内丝织品生产分成两大帮，镇上（包括朱家畈、滕家溇、徐家溇、潘家湾、东上沙、沙地寿、萧家溇等）属华舍帮，有机坊37户，织机102台，主要生产生丝软绸（即纺绸），销往华舍、杭州、上海；遗风村（现属钱清）属下方桥帮，有机坊10多户，织机几十台，主要生产染丝硬绸（即素缎），销往西北地区。1931年，年产丝绸1230匹，产值24600多元。1935年，朱家畈朱柏华首创电动绸机，提高效率10倍，农户纷纷仿效，抗日战争以前，镇上有脚踏铁木机150多台、电机29台，日产丝绸五六十匹。⁽¹¹⁾

2．花边业

花边原名“万里斯”，早期品种称作“万缕丝”，源于意大利威尼斯。挑花女工按图纸符号挑出花样，用实针、虚针、网眼针、串线针、花三针等30多种针法，编织各种花样，并按用线粗细、图案疏密，分作重工、中工、轻工。一件成品的完成，需经设计、戳样、开纸、刷样、拷印、挑绣、拼镶、漂洗、平烫、整理、检验等20个环节，少者十多日，多者上千日，挑绣往往数百万针，称作一根线的艺术。光绪末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传教士将源于意大利的花边编制方法，传授给当地女教徒，产品由传教士收购运销本国，规模有限。这是中国花边业的肇始。后向其他地区扩散，产品大量出口，成为一项重要的地区性新兴行业。当时江南的花边业，“名虽为花边厂，实际上则为商号，所有织造女工，大都散居各乡，厂方将原料发给织户，到期或派人收购，或汇集送厂。至于工资，则论码计算”。⁽¹²⁾浙江的花边业源于宁波，也由天主教传教士传授技术。1919年（一说1923年），上海商人徐方卿带领4名女教徒来到山阴坎山（现属萧山），传授花边编织技术，第一批学艺者24人，同年，坎山开办沪越花边厂，有挑花女工四五百人。此后又陆续兴办了各种花边厂10多家，挑花女工达到2万多人，年产花边140多万码，并逐渐向靖江、钱清、瓜沥、党山、安昌、柯桥等地发展，绍兴花边业由此发祥。当时，各花边厂利用农村妇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授以花边编织技术，并从上海买来花线，或身背藤篮，走村串户，挨家发放花线、花样，或坐庄收发，到时验收，按码付给工资报酬。然后转手卖给上海洋行或来华的外商。编制花边，由于不需要专门的生产设备，工具简单，成本不高，只需一枚细针、纸及图案样纸，即可操作，且能足不出户，随时顾及家庭生产、生活需要，加上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十分适合农村妇女从事生产。作为一种新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颇受当地农村妇女青睐，使绍兴的花边业受到了长足发展，1928—1929年时达到鼎盛期，年产值在100万银元以上，约占浙江全省花边生产的2／3。

安昌花边业的兴起稍迟于萧山、绍兴发展的总体进程，19世纪20年代刚刚引入。当地有10多人负责收发，原纺纱织布者摇身一变为挑花女工，人数达上万人。编织花边由盘垫、围裙、枕套等小件产品过渡为台布、窗帘、床罩等大件产品，每人每天收入约0．30—0．40元，以贴补家庭的日常开支。⁽¹³⁾

3．织袜业

继花边业兴起且具有相当影响的是织袜业。织袜业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州、无锡、武进以及浙江的各地农村，而在浙江，“家庭工业在杭、嘉、湖、宁、绍五属，各因地而异，唯最普通者，为织袜一项，尤以平湖、硖石、嘉兴为多，宁波、杭州亦不少，湖州次之”。⁽¹⁴⁾作为新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一种形式，织袜业的特点与花边业相似，从业者仍以广大的农户为主，“自租机领纱此制一行，而平邑针织工业，遂日臻兴盛，织袜遂为一种家庭之副业。无家务之累者，则日夜而为织袜，不稍休息。近来附郭四五里内之乡农妇女，亦均改织布之业而为织袜”。⁽¹⁵⁾

安昌的织袜业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同样是棉业衰落的产物。当地农户由先前的纺纱织布，而改为从上海、杭州引入粗纱手摇袜机，起初领料加工，分散生产，后为加工、经销同时进行，经雇佣女工手摇纺织、烫整处理后，产品成批地发往钱塘江上游，最盛时有织袜户10多家，较大的织袜户有袜机30多台。⁽¹⁶⁾

蚕丝、花边、织袜等业可谓安昌棉业衰落过程中复兴或新兴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户因棉业衰落，不得不由原先的植棉、收购、轧弹、纺纱、织布，逐渐改为从事蚕丝、花边、织袜等新行业。但这些新行业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副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极小，仅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此按《安昌镇志》所列民国时期安昌工商各业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民国时期，安昌计有行业71种，店铺601家。蚕丝、花边、织袜3业，占所有行业的4．2%。蚕丝业有朱炳森机坊、滕传庆机坊、滕传茂机坊、韩恩茂机坊、朱士春机户、朱士高机户、朱宝元机户、朱保定机户、朱柏华机坊、朱柏先机坊、於永梅机坊、吴桑法机坊、朱柏仁机坊13家，花边业有庆记、徐宝泉、祥丰、茂记、冯同昌5家，织袜业计陈阿法袜店1家，共计19家，占所有店铺的3．1%。⁽¹⁷⁾

（三）工业企业悄然兴起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近代工业企业首先建立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最初所谓的“外资”，是西方列强经济侵略、资本扩张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推进，中国第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企业开始出现。浙江是洋务运动相对薄弱的地区，除刘秉璋主持浙江政务时所创办的杭州制造局外，几乎没有比较成型的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浙江各界开始重视近代工业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宁波出现一家机器轧花厂，购置日本制造的40台铁制轧花机进行棉花加工。光绪十三年（1887），严信厚等募集白银5万两，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购置新式轧花机40台，雇佣工人数百人。光绪十八年（1992），杭州开办机器印刷厂，购置蒸汽印刷机2台，雇佣工人约30人。次年，茶商陆佑臣在温州开办裕成茶栈，使用新式机器制茶。中日甲午战争后，因清政府逐渐放松对民族资本的限制，浙江近代工业企业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的5年间，浙江新出现近代工业企业20多家，其中尤以棉织业、蚕丝业居多，最著名的是“三通”和“三丝”。所谓“三通”，即宁波的通久源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萧山的通惠公纱厂。通久源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年（1896），开办资本45万元．有纱锭11408枚，雇佣工人1800人。通益公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办资本53．3万元，有纱锭15000枚，雇佣工人1200人。通惠公纱厂创办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办资本56万元，有纱锭万余枚，雇佣工人1100人。所谓“三丝”，即绍兴的开源永缫丝厂、杭州的世经缫丝厂、萧山的合义和缫丝厂。开源永缫丝厂设于曹娥之白米堰。世经缫丝厂设于杭州拱宸桥，“用日本煤，一日二吨有余。机器用上海磨宜笃公司所制造，与怡和洋行制丝所用相同，皆新式”，⁽¹⁸⁾所产的“西泠”牌生丝销往上海，一度以质优而闻名。合义和缫丝厂设于萧山东门外，所产的“和合”牌生丝，曾行销国外数十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采取鼓励实业的政策；同时，全国范围不断掀起的“抵制外商，争回权利”运动，也刺激民族资本更加广泛地参与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活动。于是，浙江的近代工业企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就企业数量看，大约有90多家，分布于25个城市；就分布空间看，已由杭州、宁波、温州等通商口岸和东部沿海城市，扩大到金华、衢州、丽水、湖州、兰溪、义乌、诸暨、孝丰等内地城市；就生产领域看，涉及棉织、蚕丝、造纸、机器、印刷、建材、照明、日用品、卫生用品、粮油加工等行业。⁽¹⁹⁾

伴随着近代工业企业在浙江的发展进程，安昌也自然而然受到了中外工业资本扩张的影响，而悄然出现了中小型的近代工业企业，据绍兴县府1948年第一期各乡视导报告表记载，安昌“工业有翻砂厂1家。制轧花机、稻、棉等机。有家庭化木质机纺纱织布。有造木船厂4家，较大2家，各自备船200只，供租用；较小2家，各自备船100只，兼营修船业务。有轧棉机60余家（部分有引擎发动）”。⁽²⁰⁾“碾米、轧花，并盛陵吉生布厂，均系使用机器。”⁽²¹⁾限于资料，兹简述之。

棉业：棉业是安昌的支柱产业之一，涉及植棉、收购、轧棉、纺纱、织布多个环节。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光绪年间，个别花行引进了日本制造的铁制轧花机（部分用引擎发动），如聚茂花行，有机动与人力轧花机32台，是安昌最早使用柴油机的企业，雇佣工人10多人。而近代棉业企业以徐吉生所创办的吉生布厂为标志。该厂不仅是安昌也是绍兴乡间最早的近代机织布厂，最盛时有织机230台，雇佣工人300多人，年产棉布3万匹左右。

铁器业：明末清初，安昌出现铁器作坊，1921年左右发展成半机械铁器工场，如王同兴铁工厂，有双人手摇车床1台，主要修配轧花机零件。30年代初，东市出现同昌机修工场。1948年，新街弄开办翻砂厂1家，主要制造轧花机，稻、棉加工机。

粮食加工业：1932年，王同兴机器碾米厂在中市魏公桥南堍开业，以18千瓦柴油机带动碾米机2台，开粮食机械加工的先河。次年，大成米厂开业，以10千伏电动机带动碾米机1台。1943年，钜成米厂开业，日碾米1．5万斤。

总之，进入近代以后，安昌也悄然出现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丰富了市镇经济的内容，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基本上局限于机械加工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从未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近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现实，影响了安昌发展的总体水平，以至于无法继续保持市镇的繁荣与辉煌，而处于市镇群体的劣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