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的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三、近代教育

在叙述安昌的近代教育以前，有必要分析一下整个绍兴人文蔚起、教育发达的原因。以此作为背景，将有助于正确探究安昌教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其一，人地矛盾。将绍兴由来已久的人地矛盾与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土之所出，不足食土之人”⁽³³⁾的残酷现实，却让不少绍兴人把看书识字、接受教育当作了谋生的手段、求职的途径，据《会稽陶氏族谱》卷二八《义田赡族引》曰：“国朝定鼎以来，屡遭兵燹，生齿日繁，而生计萧然，日给不敷者甚众，欲为子孙谋学业益不暇矣。”这个“学业”，当指举业，意思是绍兴这个地方人口不断繁衍增加，生计越来越困难，长辈为了使后代避免缺吃少穿的生活或者离开绍兴这个人多地狭的“苦”地方，千方百计让他们读书，希望通过读书这条途径，把后代送到外地谋求新的生活。当然，面对江南、浙江两省乡试2．4‰和3．7‰的中举率，⁽³⁴⁾入仕做官基本上是不可企及的奢望，但踏不上“阳关道”并无大碍，因为经过读书、接受教育，自然多了从事其他职业的本钱，将比目不识丁只能在老家当“长年”或打“短工”的长辈生活得好。其二，习文风尚。越文化由尚武走向崇文，始于东晋。此前，越国谋臣范蠡、文仲提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口号，重视生产、教育，但其文化特征诚如越王勾践所云：“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³⁵⁾一派吴王金戈越王剑之形象。东晋以后，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联袂而来的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使大批文人云集会稽郡，“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朝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遂为江左之冠。唐时，文雅不替，风流翰墨，昭炳相接，故名人往往爱游其地”。⁽³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绍兴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³⁷⁾的习文风尚，甚至普通百姓都以耕读传家、诗礼传家，很重视对后代的教育，陆游《野步至近村》曰：“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³⁸⁾更有所谓的“冬学”，即“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³⁹⁾其三，地方重视。绍兴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除在府、县设官学外，还在城镇、乡村置具有启蒙性质的社学、乡学，且属完备，如会稽县在明正统年间即设有各种社、乡之学28所，山阴县在明弘治年间的社、乡之学更达50多所，⁽⁴⁰⁾而为教育的发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笼统地说，安昌的教育滥觞于成市初期。明弘治年间，白洋朱和之妻陆氏辟翠西精舍为家塾，延聘明代大儒王阳明为师。陆氏幼聪慧，喜读书，兄弟学业归，必跟学，父甚惊爱，因教以读。后嫁白洋“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朱和为妻，封宜人，可惜朱和英年早逝，留下筐、簦、篇、簪4子。陆氏勤俭持家，并辟家塾，自课子侄，同时请王阳明讲授天文、术数、理学、经济，后侄簠、箎、节中进士，子簦中举。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尝筑室故乡浙江余姚阳明洞，自号阳明子，称阳明先生，他断言“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物、有事、有理、有义、有善，并提出以心（良知）为本体的“致良知”说，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学凸现本心，在士大夫和平民中产生了“震霆起寐，烈耀破迷”的影响，⁽⁴¹⁾但他阅陆氏之旧课改作后仍赞道：“巾帼才若此，吾见亦罕矣。”并手书“藏六”、“寂照”两匾额。

安昌的传统教育分两类：第一类是私塾，第二类是书院。前者既是接受启蒙教育之所，又是科举入仕基础之地，多年来，对科举入仕颇有贡献，据悉，明清两代安昌共出进士16人，举人31人，均系私塾学子，具体又分3类：一是义塾，经费依靠祠堂、义田地租收入以及个人捐款，族中贫寒子弟免费入学，有娄氏绎思学塾、白洋朱氏义塾、文海家塾、九墩义屋等，如朱氏义塾即由白洋鲁斋公捐田12亩，用每年的地租收入作经费，供朱氏族子免费入学；二是学馆，由塾师自行开办，入学者多为中等人家子弟，有知耻书塾、易孟正学馆等，如易孟正学馆即由贡生易孟正在家设馆授徒，院中东厢三间书房内设书桌五六张，西厢为书画厅，正楼藏书，当地大户人家子弟慕名纷纷来此求学；三是绅、商家塾，有士绅徐氏家塾、商人陈氏家塾等，如陈氏家塾即开设于新街弄聚茂花行楼上，除自家子弟外，扩招亲友子女入学，学生满师后一般能胜任文书工作。后者既不同于官学，又与一般私学有所区别，安昌有3所，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设、位于丈午村海塘上的观海书院，光绪年间由文海家塾改设的文海书院、知耻书塾改设的知耻书院。

安昌的近代教育始于晚清政府被迫实行的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决定于下一年改革科举考试，即如戊戌变法所议行的：罢时文，废八股，要求使用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学术的文章；次年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改书院为学堂，同时，为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同意给予新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鼓励去日本留学。⁽⁴²⁾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诏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科试亦即停止，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时代的疾风骤雨很快打破了安昌的宁静。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昌首改文海书院为文海初等小学堂，该学堂的前身系文海家塾，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徐仕康等建于海湖徐氏宗祠旁，曾改为文海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建进化、知耻、储英小学堂。进化两等小学堂建于1月，在镇上，公立，其余情况不详。知耻初等小学堂建于1月，在安昌桥南堍，后迁至海湖徐氏宗祠旁，公立，原由名士徐烺峰设，曾作知耻书塾、知耻书院，现由举人戎念功等改设，后多次变迁，为安昌镇第一初高小学校、第9区区立安昌小学、安昌镇中心国民学校等。储英初等小学堂建于1月，在中市陈家溇，私立，原由成公设，曾作绎思学塾，现由娄寿颐等改设，有义田40亩，店屋4间，始招外姓子弟入学，后多次变迁，为第8区私立储英小学、安昌镇第10保私立储英代用国民学校等。宣统二年（1910）1月建尚志小学，在白洋朱氏义仓，私立，由朱子芳发起创办。由私塾、书院到学堂，是安昌近代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新高潮。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带来了全社会的新生机。在首任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中华民国教育部”陆续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实业学校令》、《壬子癸丑学制》等，在客观上促进了安昌近代教育的发展。根据绍兴县议会颁布的《取缔私塾案》，安昌的私塾才渐渐转办学校，有中山、长乐、启智、汇征、吉生、东市、西扆、区立第六小学等。中山学校建于1912年，在海湖徐氏宗祠旁，私立，由文海家塾、文海书院、文海初等小学堂延续而来，现由徐氏族人发起，从义仓及宗祠筹资，加上富商裘仰山的3000元赞助而改建，1921年，因义仓管理者桂生私吞公款，学校被迫停办。长乐初等小学建于1913年，在镇上，商会出资，原由王厚斋私塾改建，后因与安昌镇第一初高小学校争夺扫街捐，王厚斋告退，由何益仁接办，而王厚斋要何益仁缴纳大洋720多元，垫付学校亏空，并将校内设施全部搬回家中，引起诉讼，学校被迫停办。启智初等小学建于1913年元月，在西社庙，原系私塾，其余情况不详。汇征初等小学建于1913年元月，租房而建，其余情况不详。吉生小学建于1916年，在后盛陵，私立，由徐吉生独自创办，学生多时达500多人，学习成绩前三名者，学校发给奖金，毕业后可去吉生布厂或杭州庆成丝厂工作，徐氏族人免费入学，发学习用品及校服。东市初级小学建于1922年，在城隍殿后殿，公立，原称安昌镇国民初级小学，由安昌镇学务委员韩启鸿等发起，后多次变迁，为第8区安昌镇第二初级小学、第9区东市初级小学、东市初级小学等。西扆初级小学建于1925年2月，在西扆庙湾，公立，由孔旦宪创建，原称第8区安昌镇第五初级小学，后多次变迁，为第9区西扆小学、西扆初级小学、东昌乡中心国民学校等。安昌镇第六小学建于1925年，在西市姚宅，公立，1929年停办。

表7—1　1937年安昌镇小学一览表⁽⁴³⁾

表7—2　1937－1938年安昌镇短期义务小学一览表⁽⁴⁴⁾

不宁唯是，安昌的女子教育、中等教育、业余教育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12年12月9日，西扆沈王氏独资建维英初等女子学校，开女界学风，得县知褒奖；1944年9月建清远中学，系绍兴唯一的乡村中学，在海湖徐氏宗祠旁中山学校旧址，由绍兴县塘北行府捐集阳嘉弄部分宗祠、神会在安昌、斗门的田产而创建，因宋安昌西谓清风乡，加上塘北行府主任名程经远，故称清远中学，留日学生蒋屏风为校长，有教师20多人，设3班，学生150多人，部分来自塘北赭山、党山等地，住宿于嘉德当旧址，次年因日伪军来校骚扰，暑期招生仅得8人，被迫停办；1936年设民众识字班，属业余性质的夜校，让文盲或半文盲的店员前去扫盲。

（二）近代教育的特点与效应

1．特点

以安昌一介之镇的近代教育，自然无法与杭州、绍兴甚至山阴县的发展水平相媲美，但仍显现出许多独特的内涵，考其大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数量增多。近代严格地说应在晚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前，除几所书院外，安昌的教育清一色地全是民间所办的私塾，包括义塾，学馆及绅、商家塾等，数量可谓不少，“安昌私塾林立，约有50余处”，⁽⁴⁵⁾但因规模所限，能接受教育者寥寥无几，如徐氏家塾仅收4名面试及格的男童，而且多数只接受看书识字的启蒙教育。而近代以来，安昌创办的各级各类新学堂却大量增多，如在宣统二年（1910）即创建进化、知耻、储英3所小学堂。至于民国年间，学校则更增多，如在1937年即有安昌、储英、东市、西扆、尚志、吉生6所小学，前庄、山西、瑞麦、小西庄、湖村、沙地寿6所短期义务小学。以一介之镇创建10多所近代小学，并非易事。而接受教育者也相应地大量增加，如安昌小学仅1937年即有175名学生。

其二，种类趋全。就种类而言，安昌的近代教育自然无法与大中城市相媲美，如杭州在知府林启办求是书院后，陆续有了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法政学堂、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等高等学堂，杭州府中学堂等各类中小学堂，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等中等师范学堂，浙江中等蚕桑学堂、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等职业学堂，浙江武备学堂、弁目学堂、炮工学堂等新式军事学堂。而安昌仍保留着大量的私塾，1936年《安昌区区政概况》说：“本署计有私塾154所，塾童1782人。私塾虽不合现代教育，然在教育未发达之农村，未能趋于取缔。”当地儿童“大半入私塾肄业”，能接受近代教育者寥寥无几，仅1%—2%。⁽⁴⁶⁾而且，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如1934年仅2475元，⁽⁴⁷⁾而限制了近代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但安昌也出现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女学、夜校等，种类日呈多样化，基本能满足当地接受近代教育的需要。

其三，内容更新。安昌的传统教育基于隋唐以来的科举入仕制度。由于科举入仕制度的考试内容受到了严格限制，规定必须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就是演绎阐释某一经义，号“代圣人立言”，“许言前代，不及本朝”。⁽⁴⁸⁾《明史·选举二》称：“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⁴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固化，直接影响了安昌传统教育的内容，如假座安康大寺的包氏学馆，教学内容就是教授《百家姓》、《三字经》、《四书》、《幼学》，每当初一、月半，学生必须站着“理书”（亦即复读课文），声震屋宇。但近代以后安昌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不同的办学宗旨、性质、特点，教学内容也不尽相同，如安昌镇第六小学，设语文、数学、常识、体操等课程，行童子军操练。而安昌小学附设的民众学校，规定每班以招足12岁以上不识字者30人为最低标准，超过60人者得分班教授，设识字、珠算、常识3课程，除假日外，应办足110天，每日上课2小时。不仅针对性强，而且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也有所创新。

2．效应

安昌教育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教育本身，而且由此引发了当地社会风貌的一系列新的嬗变。

其一，不少知识分子正走向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识分子是一较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论博取功名，还是屡试不中；不论归隐自然，还是玄学清流，却永远忘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仰。他们普遍认为，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禄，才能奉养双亲，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两全，读了书不能为皇帝效劳，不能博取俸禄，那是白白读书，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载间？所谓“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纲”。⁽⁵⁰⁾置身于近代学校的安昌知识分子并不例外，他们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相反却走出了书斋，投身于火热的民主革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22日，安昌镇第一初高小学校校长徐延渠、中山学校校长徐丙瑺等“感于青岛被攫于日本”，拍案而起，向全镇各界散发“广用国货，拒绝日货，以挽利权，而雪国耻”传单数百张，文曰：⁽⁵¹⁾

　　　　山东青岛　我国要扼　倭奴强横　诡计攫夺　一入门户

　　　　苛刻压迫　良好鲁民　任意凌辱　贪得无厌　蹂躏全国

　　　　亲爱同胞　殃及顷刻　鉴昔亡国　朝鲜埃及　牛马虐待

　　　　权力尽失　目击惨状　毛发悚立　北京学生　矢志争执

　　　　无如力弱　挽回乏术　凡我同胞　各尽天职　抵制日货

　　　　利不外溢　广用国货　收效迅捷　同心合力　雪耻有日

　　　　舍此不图　后悔莫及　保国保家　全在今日　为此劝告

　　　　幸勿疏忽

激情的陈述，愤怒的控诉，如黄钟大吕般敲响在民众的心头，回荡在古镇的上空。5月26日，安昌等30多所学校作为会员，共400多人在绍兴觉民舞台出席绍兴国耻图雪会成立大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6年11月26日，安昌各界御敌后援会在安昌小学举行成立大会。12月，为声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收复百灵庙，安昌小学、东市初级小学部分师生向镇上富商大户募捐棉衣，以支持抗日将士。

其二，广大妇女地位获得了提高。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民主思潮的进一步渗入，以妇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主问题首先在大城市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世纪70年代，《申报》专门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先后刊发了《论女学》、《书枙论女学枛后》、《再论女学》等文，在介绍欧美国家女子教育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猛烈抨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大声疾呼提高妇女地位、创办女子学校。从此，“女界始一扫向日之阴霾毒瘴，而进于人类应享应尽之区域，遂一时女校林立，女学大兴、蓬蓬勃勃，生气顿增，不复呈向时萎靡不振黯淡无光之态”。⁽⁵²⁾正是在举国上下女学纷纷兴起之际，安昌也于1912年12月9日开办了维英初等女子学校，镇上许多女童进了学校，从而使安昌的女子教育得到了近代意义上的升华，即教育形式由不成形的个体教育向设有专门学校的社会化教育发展，教育宗旨由培养围绕男子的温婉淑女转向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女国民，教育内容由完全服从男权的三从四德发展为德、智、体并举。女学的兴起，扩大了广大妇女享受教育的权力，是其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而到20世纪30年代，安昌基本实现男女同校，如1937年，安昌各小学在校男女比例平均为2．38∶1，其中储英初级小学在校男女比例最低，为1．22∶1，西扆初级小学在校男女比例最高，为10．25∶1。女子教育形式、宗旨、内容的实质性变化，逐渐引发了安昌妇女对于纳妾、守节、缠足等封建礼教的极大不满，她们强烈要求破除礼教陋俗，树立独立人格，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教育让广大妇女从家庭走向了社会，扩大了社交，拓展了视野，有利于提高其自身价值、社会地位。

其三，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西学东渐尤其是晚清政府实行新政以来，由于社会对新人才的需要远远超过对旧学所培养人才的需求，使得“各省聪慧之少年，辄弃儒书，竞诵西学，略识途径，便号通才，视儒书为糟粕，华文若土苴，既逃于中，又获于西，若是者谓其无志”。⁽⁵³⁾许多在大中城市的求学者纷纷放弃举业，转向商业、实业。“清季外患日迫，不得已，废科举，别设学校。有普通有专门。然投考学生，以法政为最多，普通中学次之。法政近于官。普通中学更上之入大学，皆有做官之可能也。若医、若工、若农、若蚕，则各中学不录取之生始往投考。久之始有考医、工者。又久之，始有考农桑者。法政旋即停止”。⁽⁵⁴⁾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安昌不是领近代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与传统价值观念有着缠绵的情结，但因近代教育毕竟已经发端，受时风之影响，教学内容除保留经、史、朱熹著述、作文等传统的中文课外，增加了自然科学和实用知识。学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并非为了科举入仕，而是寻求一技之长，培养和塑就择业的能力，如男童女童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就学，主要是为了识字，而民众学校设置的识字、珠算、常识等课更是相当基础，12岁以上者入校学习，目的就是为了扫盲，并获得简单的生产、生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