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的人口规模为什么这么大？

一、社会群体

（一）人口规模

讨论历史上安昌的人口规模，几乎不太可能，因为现存的少量记载非常笼统，仅泛泛而言“千万居”、“人烟稠密”⁽¹⁾或“周围农村剩余劳力与破产的农民涌入市集，成为脚夫、小贩和手工业工匠。这是该镇农村劳动力涌入市集，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第一次浪潮”⁽²⁾云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也与历朝政府忽视城乡差别的传统相关联。安昌地名由来已久，南宋时已置安昌乡，辖齐贤、东林两里，而开市却在明弘治二年（1489），即所谓“有前明郑斗南者，由浦江迁安昌，谋诸众，捐地为街，捐荡为河”，⁽³⁾经济始获长足发展。即使如此，政府在行政管理上仍将它类同于乡村，以致没有任何人口统计资料存世。

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了零星的人口统计资料。清宣统二年（1910），根据清廷政策，绍兴府属山阴、会稽两县筹办地方自治，山阴知县增春召集地方士绅，分划自治区域，城内分坊，城外分都图，拟城1、镇2、乡42。安昌镇计5都、15图、56村、人口57402。民国时期，镇域调整较大，人口随之变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34年，人口31203。1936年，61保617甲6511户，人口28962，其中男性15637人，女性13325人。1946年，23保343甲4706户，人口14147，其中男性7103人，女性7044人。1947年，户3640，人口14245，其中男性6936人，女性7309人。⁽⁴⁾

如果将这些统计资料制作为简明表格，就能一目了然地观察清末民初安昌户口变化的基本情况，见表51。

表5—1　清末民初安昌户口统计

由表51，可以获得以下的信息：其一，就统计范围看，仍未逾越市镇与乡村并举的窠臼，其中既包括镇上的人口数据，也包括乡村的人口数据，但两者之间的比例却难区别，仅凭这些统计资料，仍然无法估算出安昌镇上确切的人口数据；其二，就统计数据看，整个安昌户最多的年份是1936年，计6511户，最少的年份是1947年，仅3640户，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10年，计57402人，最少的年份是1946年，仅14147人，这与“千万居”、“人烟稠密”的笼统描述基本吻合，而通常说，市镇的人口规模有千户以下、千户以上、达到万户或超过万户3种类型，并由此分为小型、中型、大型或特大型市镇，表明安昌是一个中等偏上类型的市镇；其三，就发展趋势看，户口明显下降，户从6511户降至3640户，减少2871户，口从57402人降至14147人，减少43255人，下降的幅度相当大。排除天灾人祸对人口规模的一定影响，安昌户口明显下降，实因镇域调整所致，例如，1936年有61保617甲，6511户28962口，10年后即1946年，有23保343甲，4706户14147口，所辖保甲分别减少38保、274甲，户口随之变动，分别减少1805户、14815口；其四，就家庭规模看，1936年户均4．45口，1946年户均3口，1947年户均3．91口。而据多数史家估计，中国传统后期家庭规模为户均5口弱，⁽⁵⁾安昌家庭规模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为4．45口，这与中国传统后期家庭规模为户均5口左右基本一致，但经八年抗日战争，家庭规模迅速缩小，仅为户均3口。在短期内，战争对人口、家庭的影响，可能相当剧烈；其五，就性别比例看，1936年男女比例1．17∶1，1946年男女比例1．01∶1，1947年男女比例0．88∶1。中国传统社会是绝对的男权社会，理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束缚于男权社会的罗网中，处于被奴役的无权状态。在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背景下，女性漏口、溺女婴的现象较严重，表现在人口统计数据中，即男女性别比例一向失衡，男性一定多于女性，而从安昌的人口统计数据看，两者比例并不悬殊，女性甚至一度超过了男性，出现了男女性别比例倒挂的现象，这与江南市镇由于“女性就业人员增多，尤其在缫丝、棉织等工业集中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男女性别倒挂的情形”⁽⁶⁾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变化，意味着安昌人口性别比例的调整和广大妇女地位的改善。

（二）群体构成

社会群体，即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活动的共同体。它的形成，往往取决于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职业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是它决定或影响了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并按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决定其存在的形式，构成相应的社会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又因经济发展、谋生需要，职业分化日趋细致，社会群体随之增多，“古有四民……今有二十四民”，除士、农、工、商以及兵、僧外，尚有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蛆侩、驾长、异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稽，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骑与盛哉”！⁽⁷⁾对此，王士性亦曾有揭示：“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⁸⁾对于包括安昌在内的绍兴市镇的社会群体或曰居民结构，有学者曾作过一定的研究，将其概括为这样几大类：一是地主，其中少部分地主因同时从事工商活动，兼具工商业者身份；二是农民，其中大量农民因失去了土地，纷纷涌入市镇，或成小商小贩，或出卖劳动力，或为无业游民，甚至乞讨为生；三是工商业者，包括富商大户、高利贷者、一般客商、手工业作坊主；四是官吏，包括市镇行政机构管理人员、闲居官吏；五是士绅，包括在官学、社学、乡学、私塾、书院、义学中前来讲学和求学的士人；六是艺人，包括在茶馆酒楼、街头巷尾表演的艺人；七是宗教人员，主要指在祠庙寺观集聚的僧尼道士。⁽⁹⁾这一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安昌的社会群体奠定了一定基础，并为继续考察安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大致方向。

对安昌的各个社会群体，前人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分析，仅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资料。那是1949年以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安昌（当时分设西安昌镇和东安昌镇，下辖11个行政村）有2450户9937口，⁽¹⁰⁾各阶层划分：地主112户，占户总数的4．57%；富农7户，占0．29%；中农269户，占10．98%；贫农314户，占12．82%；雇农37户，占1．51%；小土地出租者210户，占8．57%；小商223户，占9．1%；工商181户，占7．39户；手工业作坊主325户，占13．27%；职工174户，占7．1%；小贩122户，占4．98%；自由职业者62户，占2．53%；宗教人员10户，占0．41%；无业游民390户，占15．92%；其他人员14户，占0．57%。⁽¹¹⁾

资料固然有些“过时”，反映的恐怕也非安昌社会群体的全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其一，安昌是周围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中心，农业人口明显少于非农业人口，这是安昌的特点之一。该镇农业人口949户，占户总数的38．73%，非农业人口1501户，占61．27%，是农业人口的1．58倍。安昌作为一个中等偏上类型的市镇，既不是县城，也不是乡村，但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同一层次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因此一定聚集着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非农业人口；其二，安昌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较多，约有1025户，占户总数的41．83%，包括开设花行、布行、米行等的富商大户，机坊、染坊、磨坊等的手工业作坊主，饭馆、旅馆、茶馆等的店主以及仰食于商家店铺的脚夫、雇工、伙计等；其三，安昌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已经超过农业人口，商业色彩浓厚，但从业者的档次并不高，手工业作坊主、小商小贩670户，占从事工商业户总数的65．37%，真正从事工商业者181户，占17．66%，不及手工业作坊主、小商小贩的1／3，表明安昌的近代化水平并不高，尚未实现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其四，安昌农业人口与从事工商业的人口1974户，占户总数的80．57%，此外尚有其他人口476户，占19．43%，包括自有职业、无业游民、宗教人员等，共同构成了安昌的社会群体，这同样是不容小视的。

士绅：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群体结构之中，士为“四民之首”，绅为“一邑之望”。⁽¹²⁾士绅作为一个享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特权的社会群体，地位重要，势力强大，所谓“官于朝，绅于乡”。受绍兴“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¹³⁾社会风尚的影响，安昌文风昌盛，早在明代已有私塾“翠西精舍”，此后，陆续设置的尚有冯师咏师馆、绎思学塾、朱氏义塾、文海家塾、知耻书塾、易孟正学馆、徐氏家塾、九墩义屋、小西庄私塾、陈氏家塾、包氏学馆等，而据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昌共出进士16人，举人31人，均为私塾莘莘学子。⁽¹⁴⁾这部分幸运者，算是私塾培养的佼佼者，至少进入了入仕做官的流程，享有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成为士绅群体的一分子，甚至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如朱赓以进士入翰林院，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万历时独掌朝政，提出增阁臣、补大僚、广言路之三事，力请更新庶政。又如朱燮元官兵部尚书兼督川、贵、云、广军务，平定叛乱，晋升少保少师，赐尚方宝剑。

当然，能够步入士绅群体，并获取一官半职者，毕竟凤毛麟角，多数私塾学子屡试不售，名落孙山，被拒之于士绅群体之外。为了养家糊口，被迫中断举业，因为“还有几条岔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是学生意，但也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¹⁵⁾教书很便当，根本不需要改弦更张，只要随手拣起以前背得滚瓜烂熟的烂时文，完全可以应付了事，只是收入微薄。“儒作医，菜作齑”，意思是读书人学做中医，就像把青菜做成腌菜那样方便，只是各地寒燠不同，燥湿各异，人的体质复杂多样，若跬步不离，拘泥于成方教条，容易误诊。“若要富，开当铺”，钱业、典业是牟取暴利的两种职业，只是多被徽商垄断，外人较难插足。与教书、学医相比较，作幕除了有优厚的待遇，“吾辈从事于幕者，类皆章句之儒，为童子师，岁脩不过数十金，幕脩收入，或数倍焉，或十数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¹⁶⁾更有一种自我心理的慰藉，汪辉祖在回忆自己学做绍兴师爷的动机时这样说道：“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唯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¹⁷⁾上述分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适用于安昌。那么，安昌绍兴师爷的情形又如何？此不赘述，容后详叙。

农民：农业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迄今为止，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依然是亟须解决的头号难题，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但讨论历史上安昌的农业人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存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有了第一份关于耕地、劳动力、收入的统计资料。当时，该镇耕地23880亩，其中粮食耕地21227亩；农业人口19011人，农村总劳动力8804人，其中农业劳动力（指在农田里直接参加劳动者）8671人，占总劳动力的98．4%；粮食亩产0．298吨，总产6328吨，人均口粮0．201吨；总收入174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68万元，除去各项支出、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农民实际所得74万元，人均收入38元，一般农户仅分得口粮和稻草。⁽¹⁸⁾而据上引统计资料显示，10年前的50年代初，安昌农业人口949户，若以中国传统后期家庭规模户均5口左右估算，农业人口4745人，60年代初是50年代初的4倍。根据这一变化，是否可作如下推论：其一，安昌曾是绍兴重要的棉花种植区，至1919年，仍有植棉地19000亩，但因镇域多次调整，多数植棉地被划归萧山，至50年代初，仅剩植棉地2208亩，⁽¹⁹⁾依赖植棉为生的农户也随之划归萧山，人数大幅度减少，可惜具体数字不详；其二，由于植棉地大量划归萧山，50年代初仅剩2208亩，植棉农户相应减少，故将4745人视作主要依赖耕地尤其是粮食耕地生存的农业人口；其三，棉业不仅是安昌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棉业之兴也带动了其他工商各业的发展，市镇经济繁荣。无处不在的商机，吸引着周围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穷苦潦倒乃至破产农户纷纷涌入安昌，或成为小商小贩，或充当雇工脚夫，或加工农副产品。但离乡不离土，仍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市镇经济繁荣，即从事副业；市镇经济衰退，便回家务农。在事实上，安昌棉业与其他工商各业衰退后，在镇上讨生活的大量农户被迫回归土地，这也是50年代后当地农业人口快速攀升的原因之一。

工匠：如前所述，安昌的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份额接近1／4，从业人员较多。抗日战争前夕有241户，1949年前后有325户。从总体上看，这些手工业作坊规模普遍不大，资金一般在数百元之间，少者三四十元，雇工一般数人。而竹业、竹器业、铁器业、铜锡业等行业则规模更小，基本不用雇工，作坊主即工匠，属个体劳动者。

商人：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本抑末，商人被毫不留情地列于“四民”之末，地位低下。然而，至明中叶以来，因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事商业的利润已明显高于农业，不少士绅遂改变了过去对商人贱业的看法，转而从事商业，“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²⁰⁾士商、官商合流；而大量农户或因失去土地，或为贴补家用，亦试做小本生意，或凭一技之长，以求生活小康，张瀚曾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²¹⁾因此，不少市镇从事商业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地位也相应地有所提高。

安昌的商人群体大致有三个层次：其一，富商大户，以顾、娄、徐、方等姓为代表，资金均在10万以上（富商大户的讨论详见本章第三节）；其二，一般商户，分作住商与行商两大类，前者又分生活用品类、副食品类、饮食服务类3类，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约有342户；后者称“跑单帮”，从业人员以杭州、上海失业回乡者居多，经营地点包括钱塘江上游、杭州、上海、江西、安徽等，经营品种包括输出土布，输入百杂货、土特产，因无营业场所，加上流动性大，从业人员很难估计，1951年登记时，分3组，有27人，但实际人数可能多得多；⁽²²⁾其三，小商小贩，分作固定摊贩和流动摊贩两大类，前者主要经营粮杂（种子、杂粮、饲料）、熟食（油条烧饼、馒头印糕）、蔬菜瓜果、南货（水产、咸鲞、咸肉）、糖果炒货、卷烟、酱酒、油烛、竹器（淘箩、饭架、筅帚）、小百货文具、旧衣旧货、理发、小型手工（铜匠、白铁皮、补镬修锅），具体又分两类：一类经营场所比较固定，一般为家庭式经营，称夫妻店，家中妻儿老小一起参与经营，很少雇伙计或收容学徒，另一类虽有固定场所，但随时需要搬迁，尤其是设摊的，早设晚撤，或参与临时性的交易，如在迎神赛会期间，时间一过，则搬至别处设店或摊；后者主要经营破布换糖，以外乡人居多。

官吏：在历史上，安昌白洋曾为绍兴海上航运的重要港口，明洪武二十年（1387），汤和在大和山南麓设白洋巡检司，驻扎弓兵32人，负责防务、治安，这是当地较早见诸于史料记载的行政管理机构。开市后，花、布、米兴旺，面对繁杂、精细的各类事物，尤其是治安、赋税等棘手难题，白洋巡检司迁安昌中市花行堡，管理治安、赋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检司移驻柯桥后，商业登记收归山阴县，而有老吏、老幕、老胥“三老”负责日常管理。总体上看，安昌的行政管理机构并不多，“办事”的官、“应役”的吏⁽²³⁾也十分有限。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晚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以来，安昌的公职人员开始大量增加，大致划分，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是行政机构公职人员，因清末民初行政机构的设置变化很大，或属北二区，或设议事会，或置自治所，或建自治会，或立镇公所，其中的公职人员的名称、数量相异，如属北二区时，有15个图，每图配有保正（俗称地保）1人。而设议事会时，有议事员21人；建自治会时，有总董1人领56村，每村设自治委员1人。至于立镇公所时，则有多次变化，如1932年有镇长1人、副镇长2人、监察委员5人，下设闾长、邻长，1946年有专任人员7人、镇丁2人；第二类是税务机构公职人员，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棉花厘卡，征收沿海花捐，后又多次易名，此外陆续增设田赋粮食管理处安昌办事处、安昌卷烟特税稽征所、县税稽征处安昌分处，人数不多，如田赋粮食管理处安昌办事处仅设主任、稽征股长各1人，稽征员若干名；第三类是军警人员，包括地方保卫团、抗日自卫大队、警察所等。人员多寡不等，每种在数人至数十人间。

艺人：安昌还有一些艺人，这些艺人包括本地人和外乡人两部分。前者以散居在彭家溇等地的数十户堕民⁽²⁴⁾为主，因认其祖为唐明皇教习之“梨园子弟”，多操祖业，即充当寿庆、喜庆的鼓手；后者多在茶馆演出，包括鹦歌班、武林调、莲花落、说大书等，流动性较大。

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一般包括医生、律师、记者、作家等，但安昌的自由职业者却以医生居多，民国时期先后有29家中医诊所、9家西医诊所、10位坐堂医生，而从事其他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并不多，这反映出安昌仍属传统社会，职业变化甚少，与发展较快的城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无业游民：在安昌的历史上，失去土地的农户若欲谋取养家糊口的职业，并非易事，即使在经济繁荣的乾隆时期也是如此。根据前引“米行脚夫合约”、“脚夫绝卖文契”分析，米行新添脚夫、增加就业岗位是件喜事，必须演戏、置酒，表示感谢，农户一旦获取脚夫资格，轻易决不放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资格“绝卖”，表明安昌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甚至连出卖体力的脚夫也非唾手可得，必须公议，以防“强横硬进者”。当经济衰退后，就业形势则变得更加沉重，过去涌入安昌讨生活的农户随时都有沦为无业游民的威胁。事实上，至1949年前后，安昌已存在大量无业游民，计390户，近2000人，以致不得不采取生产自救、社会互济的办法，安排无业游民，以消弭社会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