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地名的由来与变迁

三、安昌地名的由来与变迁

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所传达的安昌人类早期活动的某些信息时，距此仅18公里的今绍兴城一带即将筑起一座国都。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复杂，此仅作简单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同俗并土”⁽²⁶⁾的吴越为谋自身生存和发展，刀光剑影，争战不休。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越国战败求和，许为属国，越王勾践被迫于吴国国都姑苏（今苏州）服了两年多的苦役，期满归国后，卧薪尝胆，择种山（今府山，或称卧龙山）东南麓兴建小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又在小城以东建筑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陆门三，水门三”。⁽²⁷⁾立国建都是越国灭吴的基础，更重要的则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而此时的山会平原仍与后海（今杭州湾）相连，“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即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²⁸⁾垦殖土地、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北御咸潮、中蓄淡水、南截山洪。改造水土成为势所必然，越王勾践采纳大夫计倪“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²⁹⁾的建议，立足于逐水向阳避风的平缓坡地，围堤筑塘，蓄淡拒咸，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名者有吴塘、练塘、石塘、苦竹城（塘）、富中大塘、山阴古水道等，使都城附近少数水患频仍的浅海沼泽地，慢慢成为可以垦殖的农田，提高了粮食产量，足以供给越国30万人口之需。

此后，鉴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的需要，山会平原的水利建设获得了深入、持久的发展，经历了从两汉魏晋点状、零散的水利建设，到唐宋主干水利网络的初步形成，再到明清区域水利格局的最终定型的道路。该地区的水利建设，“大体可以隋唐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隋唐以前主要以拦蓄为主，偏重于利用洼地兴建湖陂，用以蓄淡御咸，抗洪抗旱，是于越居民从山麓冲积扇聚落及孤丘聚落向平原聚落发展过程中采用的手段；隋唐以后，转向侧重于外阻内泄水利工程的建设，外阻即建立海塘防御工程，内泄即疏治平原上的河网”。⁽³⁰⁾正是在山会平原水利建设尤其是海塘修建的背景下，安昌被纳入到该地区发展的框架之内。

唐代以前，山会平原北部已有零星的海塘，并呈现出建设的两个趋势：一是由点状向线状发展；二是由南向北推移；但史书中的正式记载却从唐代开始。唐垂拱二年（686），在山阴与萧山交界处的后海沿岸，筑成长50里、宽9尺的海塘，因位于两县交界处，称作界塘。⁽³¹⁾开元十年（722），在会稽东北40里，李俊之增修海塘，“至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³²⁾捍卫了整个会稽的北部海岸。大历七年（775）和大和六年（832），皇甫温、李左次先后两次修筑会稽防海塘。⁽³³⁾《新唐书》有关防海塘的记载，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增修”之说，表明海塘早已有之，此时不过是加固与连接罢了；二是山会平原的开发正向海岸延伸，修筑防海塘主要是为了防御潮水泛滥，故多建在海岸地区，塘身低薄，高1—2米，且为土塘。而直到宋元时期，整个山会平原北部的海塘体系才告基本形成，那时，普遍采用石塘，抵御潮水冲击。

李左次修筑海塘的基本情况，史籍记载相当稀疏，根据推测，当凭借白洋山海拔125．2米的有利地形，以修筑海塘，白洋山由此易名大和山。⁽³⁴⁾大和山在安昌北部，濒钱塘江。表明安昌在此时或许更早的时候已开始修筑海塘。海塘有效地阻隔了安昌与后海的潮水，加快了把此地浅海沼泽变成垦殖土地的进程。

唐末，中央大权旁落，地方藩镇割据，狼烟四起，万民疲敝。绍兴很快被卷入到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的动荡政局。在争夺和厮杀中，安昌不经意地走进了历史。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起兵反唐，攻掠浙东、浙西诸州。董昌时戍石镜镇（今临安），遂以捍卫乡里为名，募集土团军，并平王郢，以功擢石镜镇将。乾符五年（878）又与余杭县陈晟、於潜县吴文举、盐官县徐及、新登县杜凌、唐山县饶京、富春县文禹、龙泉县凌文举等合建杭州八都兵，自任石镜都将。中和三年（883），董昌闻朝廷任路审中为杭州刺史，十分不满，率先攻入杭州，称都押司。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见无法控制局面，表请任董昌为杭州刺史。光启二年（886），董昌派麾下钱镠消灭了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徙镇越州（今绍兴），称知越州军讨事，后朝廷进为义胜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在越初期，治政尚廉，后则残暴酷虐，百姓稍有过错，即遭诛族之罪，以致“血流刑场，地为之赤”。又因朝廷未封越王，于乾宁二年（895）据越州自立，国号“大越罗平”，自称“圣人”，铸“顺天治国”银币。镇海节度使钱镠奉唐昭宗之命发兵征讨，大败董军，执董昌还杭州，至西小江。董昌自觉无颜见人，投江自杀（一说途中被杀）。⁽³⁵⁾钱镠为彰显自己的功绩，名俘获董昌地羊石寨为安昌，《羊石山石佛庵碑记》谓：“大唐中和间，武肃王镠以八郡（都）兵屯羊石寨，平刘汉宏及获董昌，因名其乡为安昌焉。”⁽³⁶⁾是安昌地名之缘起。

钱镠大获全胜以后，建吴越国，定杭州为吴越国西府，越州为东府。钱镠偏安东南一隅，“保境安民”，惨淡经营，同时崇尚佛教，致使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³⁷⁾始有“东南佛国”之称。而在吴越宝正五年（930），安昌竟也破天荒地兴建了两处寺院。一处叫福安院，又名福安寺，后称西扆涂山寺，在西扆山东麓寺前村。嘉泰《会稽志》谓：“福安院，在县西北九十二里，后唐长兴元年，于古栖隐寺基上建，号‘资福院’。治平元年改赐今额。”⁽³⁸⁾明嘉靖年间，因营造尚书何诏墓，迁寺于眠牛溪东岸，额曰“涂山古刹”。占地面积近15亩，黄墙黛瓦，山门巍峨，计有正殿、禅房、斋堂等200余间，为附近寺院之冠。明诗人罗颀《咏福安寺》诗曰：

密密松篁覆古阡，入林方见宝幢悬。
楼听潮汐三江近，山引沧洲七寺连。
楼鹃枝头传粥鼓，眠牛溪上起炉烟。
老僧尽日岩扉底，迎客唯供禹井泉。⁽³⁹⁾

据传，乾隆帝下江南，曾赐该院经本多部。兴盛之时，当地佛事，曾汇集过1000尼姑、800僧众。另一处叫安康教寺，在安昌东市街河南岸。嘉泰《会稽志》曰：“安康院，在县西北九十三里，⁽⁴⁰⁾后唐长兴三年建。”⁽⁴¹⁾嘉庆《山阴县志》则谓：安康教寺，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清风乡，地名安昌。后唐长兴元年，僧普安创建，初本号安昌院。《纲鉴易知录》载：为建寺，五代后唐郭崇韬后人舍宅基地十三亩，故寺之住持僧每岁首，辄至郭氏，拜崇韬灵座。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据传因赵构避难至此，始称安康寺。清顺治间重建，康熙年间又扩建。山门额题“天路云虹”和娄大任狂草“西方圣人”，寺内楼阁，黄墙雕甍，气势恢宏，有禅房、配飨房、香积厨和斗坛等近百间。观音阁旁有假山、荷花池，景色幽雅。清末民初，佛事颇盛。一度曾做警察分局、伤兵疗养院等。

千余年间，寺院修修建建，死死生生，既接纳过真命天子的恩典垂青，也饱尝过黎民百姓的顶礼膜拜；既领教过强权的无理干涉，也经历过兵燹的狰狞惨烈，如今更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坍塌不存，但观照其兴衰的命运，几乎与安昌的历史不谋而合。叙述安昌的过去，少不了吴越王钱镠，更无法抹去曾经香火缭绕的寺院。

【注释】

(1)陈桥驿：《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地理研究》1984年第3期。

(2)孙国平：《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特征及相关问题探索》，《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

(3)（汉）赵煜：《吴越春秋》（四库本）卷四《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4)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5)陈桥驿：《枙水经注枛记载的禹迹》，《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6)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7)（汉）赵煜：《吴越春秋》（四库本）卷四《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8)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15页。

(9)（吴）韦昭注：《国语》（四库本）卷五《鲁语下》。

(10)（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四库本）卷上“军容袜额”条。

(11)《说文解字》（平津馆丛书本）卷九“屾”部。

(12)（晋）常璩：《华阳国志》（四库本）卷一《巴志》。

(13)（唐）苏鹗：《苏氏演义》（四库本）卷上。

(14)（吴）韦昭注：《国语》（四库本）卷五《鲁语下》。

(15)转引自（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本）卷三○。

(16)转引自（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库本）卷三○。

(17)（汉）袁康：《越绝书》（四库本）卷八。

(18)（宋）施宿等：《会稽志》（四库本）卷九“山阴县”条。

(19)转引自《会稽志》（四库本）卷一三“古器物”条。

(20)转引自《会稽志》（四库本）卷六“诸暨县”条。

(21)《会稽志》卷一三“古器物”条。

(22)《会稽志》卷一三“古器物”条。

(23)（宋）《乐史》（四库本）：《太平寰宇记》卷九六“土产”条。

(24)安昌镇镇志编纂委员会：《安昌镇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345页。

(25)《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23年。

(26)（汉）袁康：《越绝书》卷六。

(27)《越绝书》卷八。

(28)《越绝书》卷四。

(29)《越绝书》卷四。

(30)陈雄：《论隋唐宋元时期宁绍地区水利建设及其兴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31)（南宋）《会稽志》卷一。

(32)《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33)《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34)《安昌镇志》，第64页。

(35)（宋）范埛、林禺：《吴越备史》卷一。

(36)《安昌镇志》，第354页。

(37)（清）王士禛：《五代诗话》卷一《吴越王钱镠》。

(38)《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

(39)《安昌镇志》，第367页。

(40)疑系“四十三里”之误。

(41)《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