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社区居民对文化真实性的认知

第一节　目的地社区居民对文化真实性的认知

在现有的有关旅游真实性的研究文献中，充斥着大量以旅游者体验为视角的实证案例研究。但这些文献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些研究通常更多地去关注个别的文化现象，而缺乏对整个目的地文化现象的真实性及其构建机制的研究。本研究上一章就是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忽视，往往将目的地文化作为被“凝视”的对象，而忽视了目的地居民在其中的主体性和作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地文化在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往往被开发者和开发专家随意选择取用乃至改动来满足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想象，而当地居民也往往被剥夺了话语权，他们很多时候只能作为素材提供者或者文化表现的载体，无法参与决策。这在科尔（S.Cole）对东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长期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地居民认为旅游业既让他们有自豪感和认同感，但同时又有一种被政治操纵的感觉。作者因此提出了问题：真实性的概念究竟是由谁来表述，表述的目的是什么（S.Cole，2007）？笔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现象，希望在本章节通过对九寨沟地方居民对沟外的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态度和认知进行研究，来探讨社区居民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旅游中的文化的真实性构建特征。

一些学者从歌舞真实性的构成要素上对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威廉姆斯（D.Williams）认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旅游中舞蹈表演的真实性旨在表现历史、地理、文化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外化动作（姿势、旋律表现的内容），社会上专业人员给定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规范的乐章以及代际流传下来的乐谱等进行表现（D.Williams，1994）。而徐红罡等人根据对黔东南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的说明和现状特点的分析，综合杨正文等人影响民族文化位移类型的分析，以及考察过程中所收集到的专家、游客等对黔东南各民族村寨民族歌舞、村寨歌舞旅游现状等的评价，将影响游客对民族歌舞真实性可接受的因素分为“客观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两大类。其中客观真实性因素包括人种环境、物理环境、功能要素、传承要素、音乐要素、服装要素、动作要素，存在真实性则主要指表演者对表演的投入。各要素中又下分若干子因子，并且根据各典型村寨旅游接待的性质对大众游客和散客游客对“真实性”不同的感知标准进行了评价（徐红罡，田美蓉，2004）。田美蓉也通过分离组成民族歌舞的各种要素，从细部研究了游客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的真实性体验。

而丹尼尔对旅游表演舞蹈的真实性进行探讨后却认为观众能否体验到歌舞表演的真实性，主要是由演员的表演来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对不同传统的舞蹈进行组合违反了舞蹈种类之间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虚假的”，但却是“创造性”的体现（Y.Daniel，1996）。谢（P.Xie）对美国Hip-Hop旅游进行研究后认为可用三种凝视来看Hip-Hop旅游：（1）最初的凝视——Hip-Hop旅游始于一些对他者好奇的游客的凝视。（2）大众凝视——Hip-Hop由“民间文化”发展为“流行文化”，最后成为“大众文化”，被用于多种方式的消费，变得商业化和全球化。Hip-Hop的大众凝视实际上是“移动的，便携的，甚至在文化上混杂不堪的”，因为它在美国以外不断被加以吸收和改造。（3）真实的凝视——真实性被Hip-Hop游客当做特殊的旅游兴趣来追求。真实的凝视被视为真实性的最后底线，“严肃的”Hip-Hop游客狂热追求现实，希望一睹所谓“真实的”Hip-Hop。真实的Hip-Hop不是意味着它是一种“原始的给定”，而是在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旅游实际上就是迎合游客的Hip-Hop的真实化过程（F.Xiea等，2007）。

上述研究多是从旅游者视角或消费者视角来探讨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而文化旅游更多的是旅游者与东道主社区的一个互动过程。对这种互动中的真实性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戈夫曼和麦康纳发展其起来的“前后台两分制”理论（E.Goffman，1959；D.McCannell，1973）。戈夫曼在分析社会结构时说明了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同一个真实”时所存在的限制，从而对“真实”产生不同的描述和认知。他在描述表演时提到了三个关键角色：表演者、观众和既非表演者也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后台，观众只能在台前区域，而局外人则与前后台都没有什么关系。东道主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往往是作为表演者出现的，因而他们的视角也很重要。本研究就是以九寨沟和桃坪羌寨居民的真实性认知对这一问题来进行初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