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运动与社会自主意识的觉醒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美国社会也随之进入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仅居世界第4位，到1894年就迅速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从1865年至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了500%，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33%上升到53%^[4]，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伴随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1790年美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1%，1840年达到10.8%，1870年达到25.7%，1900年达到32.9%，192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总人口51.2%。^[5]1870年至1920年的半个世纪，成为美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大体上，内战结束至20世纪初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指出的那样，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6]。

1.大转型时期的美国社会秩序危机

相对于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美国借助于后发优势及其丰富的资源，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速度更快，压缩式发展进程引发的社会变迁也表现得更为剧烈和深刻。在政府软弱无力，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环境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法则诱发出的是一个贪婪的资本肆意侵蚀社会正常秩序，以致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混乱景象。

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适当规制和干预，没有活跃的社会自组织力量对资本肆虐的抵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只会在走向自由竞争的反面即垄断的同时，使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19世纪末以来，美国出现了企业兼并的狂潮。1899年美国185家垄断公司拥有资本总额30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三分之一。^[7]到1914年，产值100万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占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2%，其所雇佣的职工则超过全行业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产值更是占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49%。^[8]凭借垄断的优势，一些巨无霸式的垄断公司的收入和雇员远远超过了州政府，得以轻而易举地操纵整个行业的经济活动，进而“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过程”^[9]，以致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也感叹说：“如今的美国政府只不过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养子。”^[10]

在垄断公司势力迅速膨胀而政府监管体系软弱不堪的背景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当时的一位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描述官商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分工的好处……你们把我们送进国会，我们就通过法案使你们赚钱；你们把赚的一部分利润捐献作为我们的竞选经费，让我们再进国会制定更多的法律，使你们发更大的财。使我们留在这里是你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则是立法。”^[11]权钱交易使资本力量得以轻而易举将州长、议员、法官及从事具体公共事务管理的官员玩弄于股掌之间，大公司操纵美国政治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就连后来的塔夫脱总统（1909-1913年在位）也曾深有感触地说：“时至今日，某几个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董事已经能够一方面下令订购钢轨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命令派代表出席州、县或全国的政治性会议，而且不论哪一方面都满有把握地认为一定能照办不误。在本世纪初，人民开始充分认识到他们几乎被富豪集团所控制。”^[1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为猖撅的时期”^[13]。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社会各个角落蔓延。1905年，美国《文摘杂志》刊载了一位法国人绘制的美国政治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腐败状况进行了分类，其中只有6个“没有腐败，政治清明”，25个“完全腐败”，13个“特别腐败”。^[14]对财富的疯狂追逐与腐败的盛行，极大地腐蚀了清教徒传统的价值信仰和道德观念，导致大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普遍浮躁化和粗鄙化。投机发财、一夜暴富成为人们最大的梦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为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世纪初的美国也因此经历了一个精神上的“饥饿时代”。

20世纪初的大转型时代，是美国社会利益结构失衡最为严重的时代。190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达到170亿美元，个人平均收入为327美元，处于世界最高水平。^[15]而据查理斯·斯布尔1896年的统计，当时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16]与富豪、政客大发横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部分普通民众生活困苦，充其量只处于温饱到小康阶段。据统计，1890年美国普遍劳动者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为58.4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为0.21美元，1895年则分别为58.1小时和0.21美元，1900年分别为57.3小时和0.22美元。^[17]由于入不敷出，贫寒人家让未成年子女外出做工挣取微薄报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仅在1890-1900年间，美国14至16岁的童工就增加了36%以上，从300万上升到410万人。14岁以下做零活的非法童工更是难计其数。^[18]爱德温·马卡姆1906年发表在《世界主义者》9月号上的《荷锄人的成长》，是“扒粪运动”期间很有影响力的一篇著名报道，报道严厉抨击了美国普遍存在的童工制以及劳动时间冗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报酬微薄等状况。根据马卡姆的调查，美国在各个纺织厂里工作的童工共有8万名，其中大多数为女孩，最小的只有8-9岁，有的甚至只有4-5岁。报道还列举了北卡罗莱纳州劳动委员会统计的该州纺织厂使用童工的情况。当时该州共有261家棉纺厂，雇用了近四万名工人，其中就有近8000名儿童。这些工人的日平均工资是57美分，而妇女的平均工资是39美分，儿童则是22美分。^[19]

1890年至1917年间，约有1800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欧洲贫困家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到美国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聚居于城市贫民窟中。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20]近代中国思想家梁启超这一时期曾经游历过美国，他在1900年写的《新大陆游记》中这样描述了纽约贫民窟的生活景象：“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莫如纽约。”“一座楼中，就居者数十家，其不透光不透气者过半，燃煤灯昼夜不熄，入其门秽臭之气扑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吾于纽约亲见之矣。”^[21]

同贫困的生活境遇相伴随的还有恶劣的劳动条件及习以为常的生产事故。这一时期，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能源、资源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生活水平低下以致普通劳动者命贱如蚁，其结果只能是企业主良心泯没，任由生产事故频繁发生。据新闻记者威廉·哈德的调查，美国钢铁公司南芝加哥工厂1906年一年就有598人伤亡，其中死亡46人，短期丧失劳动能力184人，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368人。如果算上13周之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可能有高达1200人被卷入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如果算上造成轻微痛感的烫伤之类的小纰漏，每年至少有2000起事故。^[22]而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美国每年有536165人因工业生产而死亡或残疾”。^[23]另有资料表明，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工厂因工业事故丧生者，每年达35000人，致残者50000人。^[24]美国生产事故的峰值年份是1907年，这一年的12月一个月之内死亡人数达3242人，西弗吉尼亚一次矿难就夺去了362位矿工的生命。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工厂大火，因无良企业主以防盗为名锁住了工场通道，导致一场大火夺去146名年轻女工的鲜活生命，其情形同1993年11月的中国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事件（致死87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恶劣的生存环境、严重失衡的利益结构以及权力和资本对社会公平秩序及道德体系的野蛮践踏，不可避免地激化了社会矛盾。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时期，1893—1898年间，平均每年发生的工人罢工多达1171次。^[25]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参与，一度导致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最终在最高法院对罢工发出禁令，联邦政府据此出兵弹压才将罢工平息下去。1890年代还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运动锋芒所向同样是垄断资本对农业经济及农民利益的损害，是“新奴隶制”不仅将农场主同时也把“缝纫女工、媒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统统变成了“百万富翁的奴隶主束缚下”的奴隶。^[26]

2.黑幕揭发与社会觉醒

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恶性事件的刺激下，19世纪末以来，少数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揭露社会的重重黑幕，唤醒人们对于摧残人性尊严、践踏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生存环境的反思，掀起了著名的黑幕揭发运动（亦称“扒粪运动”）。针对经济垄断、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富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陆续加入到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队伍中来，他们揭露的残酷甚至血淋淋的事实，他们发出的正义呐喊，唤醒了社会的良知，激励了公众的变革愿望，也给政府应对社会问题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19世纪后期，陆续有黑幕揭发文章见诸报端，如1881年3月亨利·乔治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揭露美孚石油公司内幕的《大垄断企业的故事》，1894年亨利·德雷斯·特劳埃德出版的揭露美孚石油公司操纵市场和向立法者行贿等黑幕的《危害共和国的财富》等等。这一时期美国还出版了像《镀金时代》（1873年）、《美国政客》（1884年）、《养家糊口的人》（1882年），《不义之财》（1892年）等大量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作品。^[27]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一大批专门刊载揭发黑幕文章的杂志大量出现，越来越多新闻记者和作家揭开了社会各领域存在的令人震惊的黑幕。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篇文章。黑幕揭发运动揭露的黑幕事实，涉及垄断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官商勾结的腐败、劳动者的悲惨生活、血汗工场、不良企业的制假售劣等各种社会问题。当下中国百姓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的主要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美国版，都曾被黑幕揭发运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黑幕揭发运动”的高潮是在1902-1912年间，代表作品是1903年1月发表于《麦克卢杂志》上三篇重磅炸弹，即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雷·斯坦纳德·贝克的《工作的权力》三篇文章。被誉为“揭开地狱盖子的美国新闻人”林肯·斯蒂芬斯先后调查了多个城市政治状况，收集了大量政客与企业家结盟，操纵政府行为的材料。1904年他将其揭露城市政治腐败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城市的耻辱》，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埃达·塔贝尔从1902年11月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美孚石油公司史》，连载15个月，全面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的种种恶行，如采用不公正手段对付竞争对手，以欺诈、勒索、贿赂、暴力等手段扩大势力等等。1906年辛克莱出版了揭露屠宰托拉斯生产劣质肉内幕的《屠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国肉类食品加工存在的检验形同虚设，以及用长满了脓疮的残老病牛加工制作罐头牛肉，掺入令美国人反胃的动物内脏、猪油、牛板油及废弃的小牛肉残沫制作罐装鸡，甚至在香肠制作中掺入死老鼠肉等惊人事实，令举国为之震动。

1906年3月，《世界主义者》杂志发表了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文章《参议院的叛国罪》，文中不仅采用了诸如“叛国”、“无耻”、“掠夺”、“强盗”等充满道德义愤的激烈言词，而且公开指名道姓地抨击了二十多位参议员，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该文的发表激怒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后者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以“扒粪者”（Muckrakers）指称从事揭丑的记者，借以讽刺黑幕揭发者眼睛专注于那些可耻和肮脏东西。不料，黑幕揭发者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号，西奥多·罗斯福的讥讽反而变成了揭露运动的命名仪式。

黑幕揭发运动在聚焦社会问题、唤醒公众良知、营造社会改革舆论氛围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揭发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揭发全国的罪恶意识”。^[28]在黑幕揭发运动的刺激下，一大批富有正义感的知识界人士、律师、宗教界人士和政治家们着手在社会各个领域推动社会改良运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便有社会服务处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及政府改革运动。^[29]社会服务处是当时一些宗教人士和大学毕业生们设立在城市贫民区的一种民间社区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处运动以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加强邻里合作和促进“分裂阶级间的友好关系”为宗旨，主要为城市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当时从事这种社区福利工作的服务处多达四百多家。

“社会福音运动”是由宗教界人士发起的宗教服务社会运动。“社会福音”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一些思想开明的宗教界人士在佐治亚州创办了《社会福音》杂志，传播一种强调宗教应该承担社会使命的“新神学”思想。^[30]他们面对问题丛生的社会，重新阐释了基督教的福音理论，将教会和教徒的使命从拯救个人灵魂，扩展为拯救社会与社会中人，强调“必须像拯救个人一样去拯救社会”。从1908年开始，美国基督教的各个宗派纷纷将社会福音作为本宗派的行动纲领，并就广泛的社会问题展开跨宗派合作，从而将运动推向高潮。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新教各教派怀有社会改革思想的神职人员以及一些其他社会改革力量在“社会福音”的旗帜下开始了紧密的合作，在缓解劳资纠纷、改造贫民窟、稳定社会秩序进行了大量尝试，也取得了一些社会成效。

3.进步主义运动与社会主流价值的重塑

在新世纪降临之际，各种社会变革诉求共同汇集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改革浪潮，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Principle Movement）。“进步主义运动”并不是一场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地点的统一运动，而是泛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各项改革运动。

进步主义运动作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诉求和实践共同汇聚形成的一场社会改良实践，是在美国社会转型的阵痛期，在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近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问题的反应”^[31]。虽然美国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实践主体及运动性质至今仍有较大的分歧，国内学术界也提出了诸如“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调节和完善”^[32]、“文化重建运动”^[33]、“中产阶级崛起”^[34]等多种界说，但在我们看来，从社会转型的视野来考察，进步主义运动的实质乃是社会的成长及其对资本力量侵蚀社会秩序的自主抗拒。

美国在转型时期经历的社会阵痛充分表明，在政府角色定位还受到“守夜人”政府理念的制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的条件下，社会的成长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引发的社会阵痛，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政府的规制和社会的抗衡，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的演进，不可能自动地带来合理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只会在资本贪焚欲望的支配下，走向自由竞争的反面，并带来社会正常秩序的毁灭。

美国社会成长的轨迹显示，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趋于解组，甚至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也受到资本力量的野蛮侵蚀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觉醒及其对于社会重建责任的自觉担当，是社会成长的重要催化剂。进步主义运动的行动主体尽管来自社会不同领域，职业角色各异，但中坚力量是无疑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钱德勒研究了260位进步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背景和职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律师、教授、工程师、新闻编辑、农场主、中小商人与企业家等。^[35]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威比在《寻求秩序》一书中，也用“城市新中产阶级”的概念来定义进步主义者，认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新中产阶级致力于以本阶级的一套全新价值观念体系去取代过时的传统观念，他们呼吁并带头进行社会改革，希望籍此消除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36]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在数量上急剧增长。由大学教师、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层等构成的城市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富有理想和社会正义感。他们面对社会秩序的瓦解，特别是不断被揭发出来的腐败现象和社会苦难，率先觉醒，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发出了改造社会的强烈心声，并通过黑幕揭发运动和多种形式的社会改良实践，形成了社会重建的强大诉求。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大分化格局中，社会上层群体即使对社会失范的现象有一定认识，既得利益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往往很难摆脱利益的羁绊，成为社会觉醒的先驱力量。而社会层底群体虽然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但现实处境决定了他们往往无暇顾及个人和家庭生存以外的问题，或者只能停留于对抗性的情绪宣泄。在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对立情绪不断高涨的格局中，唯有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平衡社会利益诉求，凝聚社会共识，塑造社会主流价值的特殊责任。

中产阶级对社会变革的呐喊，不仅唤醒了公众和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其致力于社会改良的建设性姿态也有效地弥合了社会意识的裂痕。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历史上有四个“信念激情”时期，19世纪20-40年代即为其中之一。“信念激情”时期政治氛围的最大特征就是“广泛而强烈的道德义愤”^[37]，人们普遍被一种“唤醒的道德激情”所支配，而且充满了“向善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冲动”^[38]。当社会既得利益群体沉耽于权钱交易带来的粗鄙的放纵感、成就感，而社会底层基于自身的生存体验不断积蓄起对社会的绝望感时，放任社会裂痕的扩大，就意味着社会最终走向决裂式的革命。而中产阶级由其社会地位决定，更容易倾向于以建设性的姿态来谋求社会的改良，弥补上层与底层之间利益诉求的裂痕。自上世纪初以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改革倡导者就以“进步派”自居，此后“进步主义”成为一种时尚，主张社会变革的人都乐于自称“进步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年美国改革者广泛采用的“进步”一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落后”的反义词，而是源于当时一种流行的社会信念，即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39]即使是那些极富道德激情的黑幕揭发者，也没有表现出对社会的绝望，而是秉持社会进步的信念，致力于社会改良事业。

正是在这样一种积极而务实的社会态度的支配下，进步主义运动逐步营造出了社会改造的基本共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发生了明显的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和合作的转向。在此，传统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被关注社会公平、社会团结的观念所冲淡，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想被强调个体社会责任的新个人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的政策导向也开始向主张适度国家干预的新国家主义转化。在进步主义运动发生之前，美国流行的价值观念是个人奋斗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几乎完全将社会平等价值排除在了自由范畴之外，也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即穷人们应当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负责。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莱姆·萨姆纳就曾提出，自由的正当涵义应当是“对政府权力的彻底否定”和对不平等现象的坦然接受。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无人有权”“要求他人给予帮助，也无人可以被要求来帮助他人”^[40]。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式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者不光包括了劳工和平民党人，也包括了教士，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而震惊；同时还包括了新一代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建议为建立社会平等，采用国家能动主义的政策。^[41]

进步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赫伯特·克罗利阐述的“美国生活的希望”，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社会主流价值的转变。克罗利指出，美国生活希望的实现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且需要个人的服从，并具有忘我的无私精神。“财富权利和经济权利集中于少数缺乏责任感的人手中，这是我们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实行混乱无序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这对国家的民主也是极不利的，这将导致政治弊端和社会不平等最终成为一种体制。”^[42]克罗利描绘了一个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社会和谐前景，那就是：“个人成为国家的缩影，为个人的独特目的而努力；国家成为一个放大的个人，它的目的就是关心人们生活的改善。在国家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43]

社会的成长不仅需要有社会自主意识的觉醒，而且需要凝聚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除了新闻记者、思想家、大学教授们营造的公共舆论，社会组织的发育无疑是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时期正是美国的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重要时期。新旧世纪之交，以社会改革为己任的全国性组织开始大量出现，逐步成为社会各领域改良实践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1890年，争取妇女选举权为宗旨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致力于保护女工、废止童工、改进教育、保护消费者权利、保护自然资源的妇女俱乐部总联盟宣告成立；1897年，致力于帮助北方黑人姑娘的白玫瑰产业协会在纽约成立；1898年，全国消费者联盟成立；1899年，旨在调解劳资冲突、推动劳工立法的全国公民联合会成立；1904年，全国童工委员会成立；1906年，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和美国娱乐场所与消遣协会成立；1910年，黑人运动的第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1911年，改善纽约黑人工业条件委员会、全国保护黑人妇女联盟、城市黑人条件委员会三个组织合并为全国城市联盟，其宗旨是反对种族歧视、改善城市黑人聚居区的条件和防治流行病。^[44]几乎在同一时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各种宗教团体（如基督教劳工会、社会服务联盟、新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基督教社会主义协会等等）以及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

知识群体的呐喊，黑幕揭发运动营造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及由此形成的舆论监督传统，社会组织的发育及其推动的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共同形成了一种督促、推动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社会现实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顺应社会变革诉求，推动了反垄断、反腐败的政府改革。其中最有成就的便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推动国会在1890年通过了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反垄断法律，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而且曾经以强迫煤矿接受政府调解的方式，表达了政府对有组织罢工的支持态度。威尔逊则推动国会于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为反垄断诉讼提供了有利武器。在他的努力下，1912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17条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在遏制制度性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政府实施的多项社会改革，都是在社会力量的直接推动下完成的。在黑幕揭发运动暴露出城市贫民窟存在的难以忍受的生存境遇之后，纽约市和芝加哥市分别在1901、1902年颁布了建造经济公寓和普通住宅的法律。到1917年已有40个城市、11个州制定了有关提供经济公寓的法律规定。1906年厄普顿·辛克来出版的《屠场》引起了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焦虑，直接催生了当年出台的《纯净食品法及药品管理法》和《肉类管理法》两部法律，成为美国食品行业发展的转折点。1907年西弗吉尼亚州的矿难夺走362个鲜活的生命，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生产安全问题引起政府切实关注，美国随后出台了多项监管法律，建立了工业事故赔偿制度，并于1910建立了专门从事生产安全监管的美国矿务局，从而使美国的工业事故伤亡率在1910年前后出现了拐点。1911年3月25日的纽约三角公司火灾则成为工厂劳动立法的重要依据。事故发生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组织10万工人参加遇难者追悼大会，纽约市随即建立了有25个成员参加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美国进入了“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三角公司大火后来也被称作“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以致在罗斯福政府担任劳工部长的珀金斯女士后来称“这一天是新政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