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困境之“原罪”与“类意识”的深层觉醒

牛庆燕

摘　要：生态困境不仅是自然生命系统的困境，同时是人类生存的困境和人的精神意义世界失落的困境。遗忘了“类本质”的人类必定会陷入动物本能式的思维模式，导致“自然观”的误置、“科技观”的歧途与“人性观”的偏差。借用基督教“原罪”的理念，现代人类如果要获得最后的“救赎”，必须运用生态智慧驾驭对自然的“控制力”，通过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和“类意识”的深层觉醒，推动道德的进化，在追寻生命“自由”之境的过程中谋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关键词：生态困境；原罪；类本质

当前社会，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与生态失衡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关注的时代难题。对生态困境的根源问题的探寻一直是生态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如果仅仅把生态困境难题的产生归于客观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后果，便极易把人类自身排除在生态危机乃至文明危机之外，甚至直接消解人的道德责任意识与伦理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和深化。借用基督教中的“原罪”理念，从宏观的视野把握“原罪”所反映的精神内核，直面现实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必要性。

一、叩问与反思：“原罪”与生态困境

“原罪”具有始基、本原的哲学性质。“原罪”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基督教的圣典——《圣经》，《圣经》讲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经不住蛇的引诱而偷吃了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于是耳聪目明、智慧洞开，这严重地触犯了上帝的禁令，盛怒之下，上帝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并让亚当与夏娃的后代子孙在人间承受劳作之苦来偿还人类始祖犯下的这一“原罪”。《圣经》借助“原罪”的理念使人类世世代代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旨，从而失去了上帝的恩泽，必定要在尘世蒙受苦难、承受肉体之痛。但是，至善至美的最高统摄“上帝”以宽厚博爱的胸怀为人类的子孙指明了摆脱“原罪”的救赎方式，即在尘世中辛勤劳作、恪守教规，履行宗教律条，以仁慈、律己和爱人的原则渗透思想深层，净化心灵、克己修行、行善积德，方能依凭现世的赎“罪”皈依上帝、获取来世的美好生活。因此，原始宗教教义中的“原罪”的摆脱凭借一种宗教神学的理念表达了尘世之人渴望认同、企盼超越的精神追求和灵魂慰藉，无形中搭建起世俗中人与“上帝”心灵沟通的桥梁，其导引世人向善、求善的效果具有了社会伦理与道德的价值蕴味。然而，这种对“上帝”理念的推崇和信仰以及对上帝恩泽的感激一定程度上又带有神学玄思的唯心弊端。

尼采曾经指出，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已使得基督教的精神王国开始瓦解。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层面对未知的自然生态领域的开拓、哲学变革在思想意识深层对蒙昧世界观的冲击以及主体意识形态的觉醒对神学的扫荡与颠覆，使得绝对的权威中心“上帝”在本体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中失去了栖身之所。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的大门，在摆脱了神权教条枷锁束缚的状况下，自然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在没有上帝的日子里，人们用自然主义的武器寻找生活的价值目标与意义。但是，“上帝死了”，人却没有得到救赎，人类的精神皈依和心灵安顿在世俗物欲羁绊和功利诱惑下成为无根基的浮萍，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下引发的生态困境应当是一场人文困境和价值危机，无论人类中心主义、物种歧视主义还是人类沙文主义都忽视了人类文化的“生态”内涵，割裂了自然价值、自然利益、自然存在与人类价值、人类利益、人类存在和人类文化的关系，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人类运用科技和理性征服自然的能力达到了空前，“类本质”的遗忘加速了人类“主体世界”与“对象化世界”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带有始基、本原性质的生态难题（如同偷食禁果的人类始祖不得不进入尘世承受苦难）。

二、“类本质”的异化与消解

自人类产生以来，人们就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以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本位”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个体本位”形态，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类本位”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历经生存—生活—生命的发展逻辑，有限的生命逐渐获得无限的价值意义，当超越物种关系把自然界看成是自身的“无机的身体”时，“类本质”便凸显出来。

“人类的进化有两个组成部分，生物学的或有机体的，文化的或超机体的。这些组成部分既非相互排斥，也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类的进化不能理解为一种纯生物学过程，也不能完全描写为一部文化史。它是生物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1]因此，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进化系统，人之为人，恰恰在于源于文化进化所拥有的根本区别于动物本能式生存方式的“类本质”，这种特殊的文化进化方式使人作为一个“类”的整体从动物本能世界中超拔出来，人的存在的本真价值因赋予文化属性的“类本质”的内涵而凸显出来，如此，人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自觉地把自身当作类来对待，以类为自身活动的内在规定，并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行为中去贯彻”。[2]马克思曾经指明，“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因此，人类生产劳动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的生命主体地位，同时是人的“类本质”特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人类通过“类本质”的实践活动与客观事物和自身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关系，在“类本质”的引导下，人类在摆脱自然束缚与限制的过程中能够超越动物本能的生存方式并进而超越自身，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然而，自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在运用科学技术作用于自然、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历程中却导致人性的碎片化和生命的物化，在掠夺自然的行动中陷入动物本能式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遗忘了人的“类本质”和基于道德进化的人类的进化。

（一）“自然观”：“人为自然立法”还是“人为自身立法”

主客一体的原始思维模式使得人类的意识与自我意识被自然强大的威慑力所掩盖，“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然而，它却塑造了人与自然在远古文明时期的古朴和谐关系，此时，自然之“魅”是原初直观混沌的极致状态，也是特定时代“自然观”的生态印记。当人类文明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道德认知理念发生了变化，主客二分的工具论和认识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带来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否定自然的实践行动中实际上又在不断地否定人类自身，“天人相分”的自然观催生了人类对自然掠夺和征服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本性异化的展现。

因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应当向内追索，使“人为自身立法”，在“主客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探寻“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建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唯有如此，人类在经历“自卑”、“自负”之后真正开始“自省”。

（二）“科技观”：“科技理性”还是“生态理性”

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神学的桎梏被打破，然而，生态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缺位”却使科技理性的发展偏离了预定的“轨道”，科技理性从实现人类生命自由和解放的工具变为奴役人和统治人的工具，自然沦为对象化的工具，人类沦为技术的奴隶，这就是“科技观”的歧途所引发的生态困境难题。科学技术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被认为是一种“座架”，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科技座架在限制“类”本性自由呈现的同时限制了自然物质的真实展现，引发物种歧视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指出科技发展对人类所造成的“压抑性的统治”，在物质利益的追逐中逐渐丧失了本应具有的追求精神自由和进行社会批判的思维能力，人的异化和人性的碎片化由此发生；美国哲学家芒福德认为技术带来的是一个野蛮的新纪元，要摆脱技术理性主义，使人类自我解脱出来谋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就要通过提高自主性，进行自我控制达到自我实现从而摆脱人类“机器化”的倾向，即实现“类本质”的回归。

对现代性视野下的生态困境进行“科技理性”反思，应当重新确立科技理性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定位，在生态理性和伦理精神的信念支撑下，超越功利主义科技观与理性主义科技观，凸显科技理性内蕴的价值含义，注重科技理性应用的社会效应，使科技理性在价值理性和人文理性的指引下，成为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真、善、美相结合的“生态理性”，构建科学理性、生态理念与价值关怀相契合的生态“理念”，使“科技理性”成为“生态理性”，形成“科技理性——生态理性”辩证融合的合理生态体系。

（三）“人性观”：“生物自然人”、“理性经济人”还是“道德生态人”

在体制化的科技成果背后，人们遭受着“自由”的悖论。在物欲追求和消费享乐面前，人的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逐渐单面化直至丧失，人在自然面前不再具有神圣性的敬畏感，失去了对生存家园眷恋和依赖的道德情感。现代性将人的“欲望”高度膨胀并合理化为人的生命本质，于是，人类被主观情欲所支配，并一度成为“欲望”的奴隶，精神失落的背后折射出“人性观”的偏差，由此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人性确证的密码或许永远无法破译，但是人类认识自己的努力从未止息。

不同的历史视野呈现出不同的人性观，无论把人类看作上帝神性关照的至上存在，或者看作追求感官享乐和欲望满足的单面人，都具有统治自然、掠夺自然的人性倾向。在理性主义人性论大行其道的当前社会，应当进行理性与人文价值整合的人性设计，超越自在的“生物自然人”与“理性经济人”，应当寻求自觉追求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生态人”，在生态道德理性和生态伦理精神的支撑下，自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之境。人不仅是社会之子，在生命的源头上考察，人首先应当是自然之子，人性深层似乎应当重建“类”的终极实体，那就是——生命自然，在生态人格重塑的基础上实现人性向自然生态生成，实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真正统一。

工业现代化以来，背负着沉重的“原罪”枷锁的人类在世代往复的生态实践中不断地追问、探寻走出生态困境的答案。如果说，宗教视野中的“原罪”的解脱依靠现世的辛勤劳作指向不能确证的“玄思来世”，那么，生态困境中的“原罪”的超越则需要经过“类”意识的深层觉醒和生命的“自由”之境的提升，从而建构能够达到、可以预知的“绿色文明”的生态世界。

三、最后的救赎：“类意识”的深层觉醒

“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于是，人便获得了双重生命存在，即“本能生命”和“超本能生命”，如果说前一种生命存在形态是人和一般动物共同具有的“种生命”，那么，后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则是人所独具的并超越于动物本能式生存的“类生命”。然而，掌握着丰厚的文化进化成果的人类在向自然进行工具性掠夺和本能性征服的过程中，“类本质”被遮蔽和遗忘，精神自由在实现文化自觉的生命历程中失落了。

人类总是能够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实现内在的超越。经过了“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发展，人类必定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支撑下向“类本位”跃迁，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类意识”的深层觉醒体现于人与自然关系上需要拓展道德关怀范围、推动道德进化，体现于人与人关系上则应当致力于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寻归“精神自由”和“解放”并实现“类意识”的深层觉醒，谋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类意识”觉醒：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

“人类的自主的文化进化，就是一个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使文化走向自觉。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类的道德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以及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地扩大，并且将道德的进化真正看成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和任务。”[7]道德从最初动物性本能式的先天利他性到运用文化理性的力量实现人性化的自主自觉的超越，是道德进化的展现和人的“类意识”的深层觉醒，因此，“从基于总适合度的先天利它现象转变为以做出决断为基础的道德可能是人性化最重要的步骤”[8]。

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从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推扩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从关注人类生命存在到关注非人类的生命存在，直到宇宙万物包括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就是道德进化的表征。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人类中心论”，正是由于人类相对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所以人类才应该基于对生态系统复杂性的认识而“尊重自然”，基于对自身优越性的认识而“照料自然”，在肯定人与自然生命系统“类”的相通性的基础上践履“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如此，人类能够按照特有的文化方式超越动物的本能式生存样态，实现人与自然在“类”的层面上的统一，人类道德关怀范围的每一次拓展都是人类道德理性的觉醒和人类的道德进化，体现着人类对自然以及对自身的超越和提升，而这种道德进化过程的迈进正是逐渐向人的“类本质”的不断逼近，也是人类作为自觉的文化存在的“类本质”的呈现。同样，人不断走向自觉的“类”存在的过程也是伦理文化发展和道德进化的过程，二者相得益彰，推动着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在认识自然、摆脱外界控制与约束的过程中，依循“类本质”的引领去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人类生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二）人与人关系的“类意识”觉醒：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跨越宗教、民族、种族、阶级、经济与政治的争斗时有发生，要求削减军备、裁减军队和废除核武器的呼声越来越高；贫富分化、利益争夺、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蔓延，使代内正义、代际公平与共同发展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自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两个“开发的十年”的计划后，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本身也是对“类意识”的呼唤。通过建立总体、内生、综合与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使贫困者的生存需求优先于富裕者的奢侈需求，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与人的进步，真正的发展是在综合考虑整体人类的长远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地域差别和利益多样性的需求，统筹兼顾，立足本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实际，充分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从而实现的内生性发展，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来说，尤其如此。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全球一体化必然带动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进而推进“类本质”深层的伦理认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和解。

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利益的延伸和深层展现，而环境殖民主义、环境利己主义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忽视了他人、后代、整体人类、社会以及生态系统的利益，人与自然的冲突与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的对抗相伴而行，贫富分化的困扰、社会不公的困惑、人类物欲的过度张扬都为“生态困境”的加剧推波助澜，遗忘了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唯一的家园也是最后的家园，因此，应当通过“类意识”的深层觉醒推动生命自由之境的呈现。

（三）“自由”之境

黑格尔曾指出，自由的本质其实就是“解放”，一种“解放”包含了伦理，它要求人从个体的有限性中解放出来，回归实体的普遍性，达到“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摆脱外在必然性的控制获得“客观自由”；另一种“解放”包含了道德，它要求人从自然质朴性、主观任意性和偶然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主观自由”。完整的生命“自由”境界的呈现过程，不仅是无序、有限的本能生命冲动与有序、无限的道德生命冲动的力量对峙的过程，同时是人“类”合理的生命秩序的建构过程：以道德的生命秩序引导、规范本能的生命行为，使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在生态道德的引领下与社会生活秩序相契合，从而摆脱不合理的物质欲求，追求富有道德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合理“得”到。“从伦理精神的意义上诠释，生命的过程，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显现人的特点和人的尊严的过程；在肯定性意义上是自我造就、自我提升，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生存—生活—生命，以生命追求为真义和最高境界。生命的真谛在于‘意义’与‘价值’，有了意义与价值，‘生命’就超越了生物性的有限，达到价值的无限。”[9]因此，人类的自我意识经由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生存—生活—生命”的境界提升，由谋求生存、规划生活到寻求生命“自由”之境的成长和成熟，不仅强化了人类的道德责任感和伦理使命感，同时表征了人的“类”意识的深层觉醒。摆脱了“生存”顾虑的人类，应当进行生存与生活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以生态道德秩序明确生活目的，进而扬弃生物本能冲动并克服生命存在的任意性和偶然性，建构生命存在的良性秩序，追寻自我实现的“自由”，超越有限，趋向无限。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从容应对生态难题，获得最后的“救赎”。

参考文献

[1][德]F.J.阿亚拉，T.普劳特.纪念杜布赞斯基[J].科学与哲学，1979（3）：32.

[2]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7]郑慧子.生态伦理的文化进化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7）：7.

[8][美]E.迈尔.生物学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81.

[9]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