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刀砍向金融

1992年年底,关于银行的传闻是发奖金:农行五千,工行一万,中行一万五。

1993年上半年,关于银行的传闻是“杀”行长:有的行长已被送上断头台,有的行长已锒铛入狱,有的行长正接受审查。

银行,经常是人们议论的热点。

这正显示了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银行感冒,全民咳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经济,就由银行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两道“闸门”控制,关死则下流枯竭,全开则洪水泛滥。

1992年,中国经济的这两道金融闸门突然失去了控制,于是,金融乱了,经济乱了。

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货币问题。1992年,在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大干快上的推动下,银行开始过量投放货币。当年计划发行货币500亿元,结果全年发了1158亿元,比1991年翻了一番。1993年计划1000亿元,但实际上达到1529亿元。货币发行得多,贷款自然也多。1993年贷款增加4846亿元,1992年贷款增加3600亿元,而1991年只增加了2900亿元。

一边是货币发行过多,信贷规模失控,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边却又是资金极度紧缺,银行支付困难,企业无法运转。货币,像一个魔方,出现一种奇怪的反差。

地方政府的头脑过热拉动了银行的货币过量发放和信贷规模失控,而银行的货币过量发放和信贷规模失控,又反过来推动了地方的经济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于是,一方面货币大量发放;一方面却又资金极度紧缺。

大量的资金被“泡沫经济”吞没了。单位想赚钱,个人要发财,于是,都把目光投向了收益率畸高的两个行业——房地产和股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公安法院都各显神通,从银行挖取资金,到沿海去炒地皮,炒楼房,炒股票,几百上千亿元的资金扔到房地产与股市中,“一江钞票向南流”。一句话,有“利”就“贷”,不管你拿去干什么,也不管以后能不能收回。相同利益驱动使银行卷入全国一哄而起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与股票热,为泡沫经济推波助澜。为了掌握更多的资金,银行开始违章拆借资金、转移专项贷款、变相集资,甚至直接参与哄炒房地产与股票,金融秩序一片混乱。

腐败现象也应运而生。由于银行掌握了中国第一俏“货”——钱,也就等于掌握了企业的命运与个人发财的契机,于是,银行有些官员开始“靠钱吃钱”,单位公开要回扣,要手续费,个人则暗地要贿赂。深圳泛信公司董事长陈先民先后给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副厅级)等银行官员行贿100多万元,套取银行贷款折合人民币1.1亿元,两年时间里已挥霍、损失5000多万元。北京“卫益行”老板丛松波,向北京市12家金融机构的行长、经理、信贷员等行贿共20多万元人民币,非法贷款、拆借资金7900余万元,其中已有5900万元难以追回。

这边十亿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在哄炒房地产,十万百万千万的资金被金融蛀虫吞噬,那边却在给农民打“白条”,打“绿条”,一些银行甚至连储户存的钱也不能保证支付,重点建设资金没有保证,企业无钱运转。

与此同时,货币的过量投放与信贷规模失控推动了经济的过热发展,拉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市场物价居高不下。

整顿金融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1993年4月1日,江泽民谈当前的经济工作时说:关键是控制好货币和信贷两个闸门,以保持全局的稳定。银行在这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通报处理少数地方和单位乱集资问题。

7月5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任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

7月11日,调高存款利率。

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首先从金融界开刀。

朱镕基稳操板斧,开始整顿金融秩序。他首先责令各级各类银行必须在8月5日前收回不合理的拆借资金。逾期要逐笔登记造册,说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各地银行官员坐不住了,有的不仅感觉到屁股底下的椅子不稳了,而且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牢门”。于是惶惶然,乘飞机,坐火车,要抢在8月15日前收回借出去的资金。

朱镕基的第二板斧是整顿金融部门的经济实体,要求这些实体一律与银行彻底脱钩,不准银行向自己的实体注入信贷资金。以前经济实体乱拆资金,用公款炒股、炒房地产的行为要进行清理。

第三板斧是明确金融纪律,不准银行违章拆借资金,不准变相提高存款利率,不准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

与朱镕基的三板斧呼应的是司法机关惩处了一批触犯刑律的金融界腐败分子。已有部分银行官员被送上断头台。

1993年的宏观调控与以前的治理整顿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不是经济的全面紧缩,而主要是对银行的紧缩,是对货币的有效调控。通过紧缩银根,控制货币,将过热的经济釜底抽薪,既不伤害经济的正常增长,又控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的波动。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宏观调控的第一刀砍向金融的根本原因。

整顿金融秩序奏效,不仅金融秩序迅速好转,而且整个经济秩序逐渐趋向正常。到8月中旬,国有银行体系逐渐趋向正常,国有银行体系收回了约727亿元轻率发放的贷款。货币供应量由6月份的54.1%下降到9月份的42.6%。“储蓄大战”停止,储蓄滑坡逐渐控制,七、八两个月城乡储蓄存款比上年同期多增加524亿元。相当于头6个月累计增加额的38.1%。全年存款增加4339亿元,比1992年增长23%。

与此同时,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开始降温,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减缓,生产资料价格由急速上涨转向缓和,超高速运行的国民经济显现平稳过渡的势头。

中国成功地打响了宏观调控的第一战役。

面对着当前还在肆虐亚洲的金融危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中国人不能不吓出一身冷汗:当时中国出现的金融失控、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与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何其相似乃尔。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我们今天的经济不会有如此稳定,我们今天的人民币也不会有如此坚挺。

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把1993年的宏观调控看做是中国避免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他指出:“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