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是合作的基础

三、独立自主是合作的基础

合作是发生在独立自主的行为体之间的，他们在差异互补的前提下实现协同行动，同时在行动中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对合作的这一认识中，是否定了对合作者的任何意义上的均衡问题的关注。比如，在20世纪处理国际关系时，人们主张把合作与和平寄托在国家间的势力均衡的基础上，事实上，国家规模以及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按照均衡的要求，小的国家就需要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结果形成两大阵营即两个巨型国家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弱国在联盟内实际上沦为附庸。也就是说，世界有了势力均衡，而均衡两极的国家联盟体内部却失去了均衡，小国、弱国既不独立也不能自主。所以，在均衡的两极之间所出现的是对立而不是合作，而在联盟体内，由于受到大国的操纵和控制，国家间在合作的名义下所开展的活动实际上具有支配和被支配的性质，在何种意义上拥有了所标榜的合作性质？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意志，甚至取决于大国领导人的怜悯。看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相信这种情况下的行动还是合作行动了。当然，在和平的意义上，是由于小国、弱国作出了无限的牺牲而出现了某种和平的假象，而就国际合作而言，则是从未出现过的。总之，合作并不在意合作者间的均衡，无论行为体在规模、能力等所有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只要他们是独立的和自主的行动者，就能够开展合作。而且，独立自主的行为体在发生交往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的方式，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从20世纪的国际政治来看，结盟的意义在于形成某种均势。显然，近代分权学说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直接启发就是谋求国家间的均势，以为国家间的均势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然而，恐怖主义的出现宣布均势理论的破产。从国家间的关系来看，根据国家是理性的而且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而存在的这样一种假设，的确可以认为均势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理性决策，以使其不敢冒然发动战争。但是，其一，国家的理性会经常性地表现为一种非完全理性，甚至有的时候恰恰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不仅极权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非理性会表现为国家的非理性，而且民主国家也会陷入一种集体非理性的状态，特别是在决策上，可能会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方式而形成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决策，并在“正义”的名义下去发动战争。所以，一个国家可能会由于复杂的原因而被导向非理性的状态，比如，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利益实现中的风险、国内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而不得不寻求外泄的途径……都可以使一个国家陷入非理性的状态，并发动战争。在国家之间，均势并不是一个国家在行动上达到理性状态的充分保证。其二，国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使把它看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存在着许许多多外向的接触面的，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比如，美国没有能力阻止反美情绪在这个地区积聚，并汇成足以对美国开展行动的力量。这些力量是跨国家的，不受国家的支配，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联合起来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国家间的均势又有什么意义呢？从21世纪前10年的情况看，美国在反恐的问题上已经与许多国家结成一个广泛的阵线，但是，如果对反恐的效果进行评估的话，显然很难形成乐观的结论。

合作行动的展开是以真诚的合作愿望为前提的，在真诚的合作愿望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行动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则是必要的保障。如果行为体仅仅声言合作而不准备付诸实际行动，那么它（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合作机会主义者，无异于是在欺骗其他行为体与它（他）合作。这种合作由于不是行为体之间的全面互动，所以，称不上是真正的合作，即使将其视为合作，也是不可持续的。当然，行为体可以通过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去赢得其他行为体对它（他）的信服，从而获得较长一段时间的合作。我们看到，在国际社会，西方强国往往通过文化传播的途径去确立一种所谓“软权力”，以求实现其他国家与它的合作。其实，通过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合作仅仅是一种“配合”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所包含的并不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仅仅是这样一种行动：以某个（些）行为体为主，去领导其他行为体一道为了某个（些）目的而开展行动，处于领导地位的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支配行为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他们的行动中。至于真正平等的合作，并不存在于他们的行动中。

当然，合作是人与人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的适应性得到增强的途径。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将带来人对自然的高度适应性和自然对人的适应性。当然，人类生活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适应性，人的适应性特征只是合作的一种附产品，而且，也只有当人是独立的和自主的，才会有一个与他人相互适应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所看到是人的适应性不断提升的历史，从早期的人对自然的适应性到后来人对社会的适应性，不仅是人的适应性范围的扩展，而且也是人的适应性在能力方面的展现。然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在工业社会尚未实现自觉，这个社会所要求的是人适应制度、适应社会，却并不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适应。所以，在理论思考中，即在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适应性的视角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那种与他人相竞争、对自然加以征服等行为导向。当人与他人的竞争有可能造成无序的结果时，人们发现了可以通过规则化、制度化的途径来加以控制和约束，当人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了自然的报复时，人们则开始求诸环境保护的行动和法律制度建设。如果在工业社会的早期，人们就能够确立起一种关于“适应性”的视角的话，也许人类社会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会作出更加合理的安排。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观察社会和思考问题的适应性的视角。把这个视角用于观察国际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国与国之间能够在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去实现相互适应，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合作的过程中去了。所以，在思考国际合作的问题时，需要首先承认作为国家的合作行为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承认国家间在独立性和自主性上的平等，才能自觉地去相互适应。而相互适应的过程本身就是合作的了，或者说，谋求相互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