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的消亡

二十四、滇国的消亡

1956年在石寨山6号墓中发现的那枚小小的“滇王之印”，像一道闪电，划过历史的茫茫夜空，照亮了一段沉睡地下达2000年之久的古代文明，拉开了揭示滇国、滇文化这个精彩神秘古代舞台的序幕。但同时，这枚小小的“滇王之印”出自墓葬，实际上也宣告了滇国的终结。

这颗金印出所在的石寨山第6号墓，墓长4.20米，宽1.90米，深2.85米，在众多墓葬中属于大墓。墓内发现各类器物172件，其中有滇国重器贮贝器5件、铜编钟一套6件、带金鞘的剑5件、黄金珠、大量玛瑙、车马饰品等等，显示出一代滇王的显赫和威风。

第6号墓，究竟是哪个滇王的墓葬呢？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出的寻求“蜀身毒道”使者，受到滇王尝羌的热情款待。因此，13年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当汉武帝“以兵临滇”之时，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不仅没有诛杀滇王，反而在设立益州郡的同时，“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司马迁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

现在，我们并不知道接受“滇王之印”的滇王是否还是尝羌。如他此时已不在位，降汉者应为另一滇王。

不过，不管是那一位滇王，汉武赐印并非意味着他从部族联盟首领之王真的成为“宠王”，名正言顺地成为滇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按照汉仪建立自己统治体系，位极人臣，发号施令，享尽荣华。实际上，汉武赐印就是那个独立自主的部族联盟古滇国消亡之时，也是滇王丧失统治权之时。

这是为什么呢？

西汉时期，朝廷经历了由分封诸王到削弱诸王势力的过程。

汉初，汉高祖为了奖励开国功臣，曾分封了一批诸侯王，史称“异姓诸王”，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异姓诸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于是，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消灭异姓诸王，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王”。但这些同姓诸王仍然形成了地方割据，并发生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即降低了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仅是一个拥有一定封地的爵位。

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削弱诸王的势力，允许诸侯王将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诸侯王的封地不过数县，侯国封地与县相当。

所以，汉武赐滇王金印，不是封国立王，仅是授爵封地。所谓“复长其民”，不过是在益州郡守的指挥下，“奔走惟命”，推行政令，令其部属纳贡应役而已。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之时，显得颇费心思，既要笼络滇王，利用其在部族中的威望安定一方，又要防止滇王坐大，阻碍中央王朝的统治。于是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这方滇王蛇纽金印。

据专家分析，按照当时的规矩，汉朝皇帝赐印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给外国前来朝贡、表示臣服者所赐之印，这类印加一“汉”字，但无“印”字，印章上刻曰“汉××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印（委，即倭，当时指日本）。对这类国王，汉朝皇帝并不直接统辖，史学家称其为“外臣”，赐印并加一“汉”字，无非是表示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罢了。另一类是赐给国内下属的诸侯王和列侯等内臣，这类印没有加“汉”字。“滇王之印”没有加“汉”字，说明滇王已经成为汉朝的内臣。因此，“滇王之印”也验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公元前109年，滇国成为汉帝国版图的组成部分。滇人，开始融入祖国大家庭。

对内臣，一般官印多为铜质，诸侯王及丞相等高级官员用金印，皇帝之玺则用玉。“滇王之印”是金印，无疑是属于汉代一枚级别很高的官印。但是，赐给诸侯王的金印，都称为“玺”，刻云“×王之玺”，如“广陵王玺”；而职位较低的列侯则称印，刻曰“×侯之印”，如“关内侯印”。滇王金印没有按照规矩篆文为“滇王之玺”，而是“滇王之印”，有点蹊跷，看来是降低了等级。而且“滇王之印”使用蛇纽，也是与内地官印大不相同，蛇钮或驼钮多用于赐外国君长之印，用于此，也表示滇王管辖的只是他原来的部族而已。

由此可见，在汉武帝这一巧妙的安排下，滇的首领尽管被册封为“王”，但只领受了“侯”的印信，其地位在郡守之下，还得听命于“太守”，没有带兵的权力，只管辖原族群。由此可见，汉武赐滇王印之日，正是滇国消亡之时，滇国的历史，至此终结。

果不其然，自滇王受印之后，史籍中再无滇王的踪影，不管是那一位滇王，他们“复长其民”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

汉朝在边郡屯戍，传播进步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生活方式，推动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之发展。由于落后势力的保守性与顽固性，新旧势力的斗争激烈，以至发生战争。《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六年（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此时距离汉武赐滇王印仅有4年。

19年后，孝昭始元元年（前86年），即汉武帝刚去世，年仅8岁的汉昭帝登基之时，益州境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叛。《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载：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曰：“聏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聏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这里说的“廉头”，指的是安宁的盐工；“姑缯”，当时在今楚雄地区；牂柯即今贵州地区；叶榆，在今大理地区。汉军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平定了发生在益州的反叛。

在这两次反叛中，滇王是否参加反叛，史料没有任何记载。

此刻滇王到哪里去了呢？有几种可能：如果滇王率部众协助朝廷镇压叛乱，史书上肯定会留下记载。协助汉军镇压叛乱的聏町侯为此而擢升为王，朝廷也一定不会薄待滇王。如果滇王率众造反参与杀太守事件，那末，此次叛乱既已平息，滇王一定伏诛，然而史书上仍无记载，而且从石寨山6号墓看，滇王还享有一定的荣华。那末，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解释：滇王并没有参与反叛，也没有积极参与平叛，既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失去了中央政府的信任，从而失去了他固有的权力和地位，默默无闻地被废除了。

末代滇王在他寂寞去世时，滇国早已宣告终结，王位也不复存在，不可能继续传承下去，于是，他只有将“滇王之印”随着其他财产一起带入坟墓。就连他试图仿效内地王族丧葬时盛行制作的“金缕玉衣”，也是那样粗糙和残缺不全。这套由176片玉片组成的玉衣，竟然有97块片还是玉坯，而且没有金丝连缀。

滇文化的消逝

汉昭帝初期，汉军对益州反叛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疯狂的掠夺，“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对于人口不多的云南来说，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内地的吏卒、民工、屯户、商贾等不断进入云南边疆。西汉末至东汉初，云南不仅出现了大面积的汉族聚居区，而且形成一批拥有“部曲”的地方实力派——“南中大姓”。他们不仅把持着当时云南的经济和文化，在政治上也有较大的势力，连益州郡的地方官吏有时也得罪他们不起。随着汉族的大量进入，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及“汉式器物”也在云南广为流传，对边疆各族群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加速了滇文化消逝的速度。

考古资料显示，西汉中期以后，滇国早期墓中常见的铜伞、铜枕、针盒、贮贝器及动物纹扣饰等已很少发现或不再发现，用海贝随葬的现象也基本消失。早期墓中出土的狼牙棒、铜喙、铜斧、铜剑、铜矛等显著在减少或消失，取代出现的则是铜铁合制的剑、矛、斧以及全用铁制的长剑、环首刀和铁戟等。生活用具中，早期墓常见的立牛盖铜壶、铜杯及铜勺等不再发现，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原地区的铜釜、甑、洗、准斗及漆奁、漆案、漆耳杯等。乐器中葫芦笙消失了，铜鼓虽继续存在，但数量较少，纹饰也远不及早期铜鼓精美。有的铜鼓被改作他用，有的甚至成为别的青铜器或装饰品的器座，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国之重器”，此时竟成为任人畜践踏的坐垫。铜鼓的命运和滇王的权势一样，早已今非昔比。

西汉末至东汉初，滇池地区的墓葬中再无滇文化风格的随葬品，连墓葬的形制也由原来的竖穴土坑开始演变成砖室墓。至东汉中期以后，滇文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