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能够消亡吗

三、宗教能够消亡吗

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宗教极大地摧残着人的创造心灵，充分表明了宗教认识对人的消极作用。直到今天，宗教认识仍然具有消极的意义，不过表现形式与古代和中世纪不同罢了。由于宗教认识不断地对人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促使人们努力讨论宗教消亡的问题。

宗教究竟能不能够消亡?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曾引起了一代代思想家的思考、探讨和论争。

远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明确宣布：“全人类，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同样都相信神的存在。”^[19]时至今日，乃有学者断言：“我们确知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不论怎样野蛮和落后，都已经觉察到它自身面对着神。”^[20]甚至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其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是来自神的意志的统一。”^[21]

与之相反，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则认为，所谓宗教无非是贪婪成性的统治者和祭司们施之于民众的欺骗，应当与之抗争。他们批判宗教对生活的解释，否定直接启示的信念，把基督教作为罪犯推上了理性的法庭，要求从根本上废除基督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尼采则明确提出“撇开上帝”、“反对基督教”、“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他借一个寻找上帝的疯子之口喊道：“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22]

与以上两派不同，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了宗教在历史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预见了未来宗教的消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生产作为宗教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宗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发现了宗教消亡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3]斯鲁威尔在《西方无神论简史》一书中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象征着人企望来克服他所谓的‘异化’，来真实地实现他自身——虽然是用某种幻想的方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不能轻易简单地抹杀掉”^[24]。这一点表明：“马克思对宗教的分析和理解所具有的深度，是那些持有较肤浅目的，去研究宗教的起源及其持久性的许多人所没有的。”^[25]

随着文化哲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开展，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把宗教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认为：“文化与宗教，这是受历史制约的社会现象，反映着人类生存、认识和活动的方式。”“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其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人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过程中，扩大着知识的领域和对外部世界的掌握;同时，在与自然界不断相互作用的进程中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人逐渐获得了自我意识。文化的发展，是人对其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在按其利益、目的、计划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的回答。宗教，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由此人才开始形成其自我意识，虚妄地认识着自己、自己的力量，填补着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历史局限性。”^[26]有的研究者还指出，在马克思所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里，“所有现存的社会弊病都将克服，一切焦虑、不安的情绪都随着社会的完美化而消除得干干净净，所以人们或许无需借助宗教来调节自己的精神。我们坚信这种社会最终会实现，人类一定会学会最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然而，问题在于理想社会的到来并非指日可待，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没有完成之前，各种各样的人们还将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生活。包括宗教活动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其存在都是合情合理的”^[27]。

以上种种关于宗教能否消亡的探讨，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认为，关于宗教消亡这一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去找根据，也不能简单地从社会阶级根源上去考察，而必须从文化—历史入手进行综合的探讨。在探讨中，我们不仅要考察宗教的社会功能，还要注意考察宗教世界观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宗教世界观尽管是消极的、片面的，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人的一种真实的情感，而且，正是由于有这种情感，人才主动地面对外部世界，结成社会。如果说神话这种以幻想征服自然力的认识形式，只有待科学认识得到充分发展、人们能够现实地把握外部世界时，才最终被取代，那么宗教这种以消极的形式反映人的情感的认识形式，是否只有当人们发展出能够现实地反映人的这一相应的情感的认识形式时，才能最终被取代呢?按照逻辑推论，结论只能如此。根据前面所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期望发展一种能代替宗教认识作用的现实认识来取代宗教认识的。但是，这种认识形式至今仍未出现。以后能否出现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构、特征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待于文化理论研究的拓展，有待于宗教学、宗教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化，更主要地有待于人类历史与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