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

11.那些“花儿”

作者：杨咏

在宁夏西海固八县，在六盘山山下的每一个小村寨，不经意地，你就会在田间地头、羊肠小道上，听见一些极高亢的歌调。

唱歌的人也许是一位白了胡子的老汉，也许是刚做了婆婆的中年女人，或许是赶着毛驴挑着货担的脚夫……他们寂寞的时候唱，高兴的时候唱，悲苦的时候也唱。那歌的调子悠悠地甩着腔儿，一会儿又下了山。

这些极高亢的歌调，这些从山沟沟或土塬子上飘出来的声音，就是“花儿”——

2005年8月，宁夏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得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自2005年起至2020年，分三阶段全面实施《宁夏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借此繁荣文艺事业。所以，随后开办的“第一届宁夏文化艺术节”，无疑是该《方案》的身体力行，而“花儿”作为宁夏本土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样式，自然成为关注焦点。

“花儿”的命名

“花儿”的研究者张亚雄在他的《花儿集》里这样写道：“《诗经》也称《葩经》，实际上就是‘花经’。其他‘花拍’、‘花调’，皆以花字名曲谱。又有唐人《花间集》、李贺之《花游集》，皆以花字颜歌曲。总之这个‘花字’，便是采花之花。花事为少年倜傥之行径，故‘花儿’又名‘少年’。”

9月16日，记者在采访本次艺术节论文二等奖获得者王莲喜时，她明确告诉记者，“花儿”最早指的是牡丹，牡丹又指的是女子，为诗歌“比”的手法。如《这个妹妹好人才》

天边里的红云彩

这个妹妹好人才

活像好牡丹

自古以来，我国各地区的人们在山野劳作或休闲时，即兴而唱的山歌有许多种，称谓也不尽相同，南方地区多以民族或地区冠名，如安徽“挣劲红”；北方地区也多习惯冠以特殊称谓，如信天游、爬山调。唯有这种在西北多民族中广泛流唱的山野之歌，被亲切地称为“花儿”或“少年”。

为什么这样命名？本次艺术节论文二等奖另一位获得者刘育说：“人们生活在贫瘠地带，对美好事物尤为向往，心里的浪漫就借着对花儿的喜爱表达了出来。‘花儿’就是花儿，以花喻人，以花明事，以花状物。”

“花儿”的传播

“花儿”在西北地区出现并流唱的具体时间，现在没有确切的文字考证。宁夏艺术工作者从《隆德县志》上得知，新时器时代宁夏六盘山地区就出现了绘画艺术，所以，人们推测，随着绘画艺术的出现与发展，音乐等其他艺术样式也渐次出现在六盘山地区。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自明末清初以来，“花儿”在河湟地区就已经十分流行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袁复礼赴西北进行地质勘探后，著文介绍：“话儿（花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州，都听见过。”

因历史上西北是回族及其先民活动的重要区域，所以，可以确定，“花儿”的传唱者多属于回族。“花儿”与回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回族对“花儿”的传播上。哪里有回族，哪里就流传“花儿”；哪里唱“花儿”，哪里就必然有回族。

回族传播“花儿”的主要途径是屯垦。元明之后，历代统治者采取强制措施大力兴办军屯、民屯。屯垦是“花儿”信息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回族在“花儿”流布及其辐射带进行商贸活动的大致趋向是：西进藏区，北上蒙区，东去京津，南下川陕。而通过行商活动传播的“花儿”最为繁多。

“花儿”的内容

南人山歌集有《新到如苏花锦域赵盛兰山歌刻传》，全书唱序起首便说：自从盘古立婆娑，三千法律是萧何，伏羲置立男和女，张良制造唱山歌；

又说：山歌要唱好私情，采花要采嫩花心，唱得和尚还了俗，寺姑乱了法华经。

可以说，这段文字把“花儿”的内容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说，“花儿”从诞生之日起，便已无法离开一个“情”字。和《诗经》一样，爱情成为“花儿”的主题。爱情到了文人骚客的手里，便成了诗词曲赋，到了赶着羊挑着担的乡野后生嘴里，就成了遏云响谷的“花儿”。相比起来，后者因其贴近生活，言简味长，所以显得尤为热烈与朴实。我们今天听到的大多数“花儿”，其内容大多是绵长缱绻的男女之情，有的粗犷豪爽，有的悲苦忧郁，其实唱的也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拿“花儿”与现代流行歌曲做对比，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歌唱了爱情，这样一来，我们就尤为赞叹那些生活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人们了，贫乏的生活并没有抹掉他们人性里的浪漫和热情。除过爱情，“花儿”歌唱的还有其他内容，如社会生活、自然景色、生活习俗等等。每一首“花儿”因其内容、形式与题材不同，也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的民情民风。

“花儿”的保护

此次艺术节上，获奖的几篇关于“花儿”的论文里都谈到了挖掘、保护、认证和研究工作的紧迫性。其中三等奖获得者周立梅在她的《传播民族音乐的使者——论我区“花儿”歌手的培养上》一文里，着重对“花儿”歌手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作为“花儿”这种民间艺术的承载者，“花儿”的传播和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他们，但实际情况是，宁夏“花儿”歌手这一人才资源出现了很大的缺口。

周立梅分析说，由于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歌手并不能走出大山，他们的音乐才华只能展现给大山和羊群。另外，一部分优秀的“花儿”歌手已经进入中年，许多老一辈歌手也相继去世，由于现代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效应以及审美观念的差异，年轻一代对现代音乐的兴趣远远大于这种传统音乐。同时，他们对于“花儿”的认识少之又少，用“花儿盲”一词来形容他们并不为过。因此，我区“花儿”歌手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花儿”领域缺少生力军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宁夏“花儿”歌手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再次，相关机制不够健全，体制不够完善，也是造成我区“花儿”歌手人才缺乏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立梅所言及的这种情况并非言过其实的。2004年12月，记者在海原县采访时已明显感觉到这一点。那一天，海原县著名的“花儿王”马生林，在我们的鼓动下走上了自家后面的土梁子，拉开嗓门唱了没几句，远处便走来了五六个爱唱也爱听的年轻后生。马生林有些难为情，为了减除他的羞怯心理，我们邀请几个年轻人一同来唱。几个年轻后生都说不会唱，但最终禁不住我们的鼓励，有两个年轻人唱了起来，他们唱得也煞为好听，但我们都知道他俩唱的不是“花儿”。为了确证这个想法，我们请教马生林，马生林含蓄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他们唱的是小调儿。”后来，年轻后生们告诉我们，马生林的“花儿”，他们唱不来，但家里录音机里放着的流行歌曲，他们大多都能唱几首。

今天，我们庆幸已经有周立梅这样一批热爱民间艺术的工作者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建议。比如，加强对“花儿”的普及教育，建立完善“花儿”歌手的保护和培训机制，创造更多“花儿”歌手交流的机会。再比如，我区歌手苏阳根据马生林所唱“花儿”所进行的再加工和再创造。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并不足够，这些办法和建议需要切实有效的实施，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协作，而如苏阳般的宁夏艺术家，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