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花儿”

再谈“花儿”

先说一首“花儿”词。在洮岷“花儿”的南路调“啊欧连儿”中，有这样一首唱词：“洮河沿上洗线哩，人在海峡两岸哩，多早才能见面哩，活把人心想烂哩。”在“花儿”演唱会上某位歌手唱出了两岸人民的深情。这种类型的“花儿”，是洮岷“花儿”的南路调。

我对“花儿”有一个定义，“花儿”是什么歌种呢？我的定义是：“花儿”是流行在大西北部分地区被当地群众称为“花儿”的一种民歌。大西北部分地区，不是全西北，是部分地区，甚至不是全省、全县流行。譬如说大西北陕甘宁青新五个省，陕西不流行“花儿”，陕西是信天游的天下，甘宁青新四省区流行“花儿”。由于移民的关系，中亚部分地区也流行“花儿”，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有一个苏联时期被称为东干族的民族，是当年陕甘回族的后裔，现在约有10多万人，他们的风俗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遗风，他们的语言是陕甘方言加杂俄语词汇，他们那里也唱“花儿”。不管怎么流行，总是在大西北部分地区传唱，这种民歌原本就被当地群众称为“花儿”。是“花儿”不是“花儿”，曲调有特点，但是最要紧的分野是群众把它叫什么？传唱的人把它叫什么？同样是民歌，这样唱叫“花儿”，那样唱不叫“花儿”，我们就把叫“花儿”的归入到“花儿”之中，大西北部分地区被称为“花儿”的民歌就是“花儿”。

“花儿”有不同流派，现在学术界把“花儿”的流派也称为类型，学术界表述分类的有些术语不太一致。但是两大类型或者两大流派的见解却有一致性。一种就是洮岷“花儿”，洮河的“洮”，岷山的“岷”。这种“花儿”为什么叫洮岷“花儿”？因为集中流唱地区是现在的临潭县和岷县一带。在民国以前临潭县称洮州，岷县称岷州。另一种类型是河州“花儿”，也叫临夏“花儿”，现在有些人把它叫河湟“花儿”，扩大了外延。不管怎么叫，都是指不同于洮岷“花儿”的另一种类型。从源头来看，洮岷“花儿”最为原始，我写过文章，我认为“花儿”是非多源的，洮岷“花儿”是源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源多流”的民间歌谣群体。洮岷“花儿”只有两种曲调，南路曲调叫啊欧连儿。我用“连儿”，有些人用“令”，我为什么不用“令”呢？“令”是借用宋元以来的小令名称，本不是民间原意。另一种是两连儿，群众为什么这样称呼呢？“花儿”曲调的用语，源自唱“花儿”的呼语。“啊欧连儿”用“啊欧—”起调，“两连儿”用“两连儿啊”结尾。

从词体结构来讲，洮岷南路“花儿”的三句段和四句段是最基本的，可以加长为两个三句，三个三句或四句。信天游两句，不少民歌多为四句，洮岷“花儿”三句、四句；北路调还有一种特殊的构词，老百姓叫“双花儿”或“双套”，研究“花儿”的人也因此叫双套“花儿”，一首六句。“花儿”的构词具有从《诗经》以来中国民歌的传统表现特点，赋、比、兴的形式都有，以兴式“花儿”居多。洮岷北路“花儿”的双套一首六句，特点是双句比兴，复合句结构，奇偶句各押一韵，一腔唱两句，单套“花儿”一腔唱一句。我采访到这样一首花儿：“麻雀儿子红雀娘，树上盘下窝者哩；一天到晚无事忙，想下稀不多者哩；黑了想你夜又长，心拿刀刀割者哩。”这是一首年轻妇女思念情人的双套“花儿”；在莲花山“花儿”会上，有这样一首双套“花儿”：“莲花山的蚰蜒路，太阳晒者火炼哩；你像牡丹打骨朵，我像黄花撤蔓哩；三天不见想糊涂，心连肝花撤断哩。”复合式双句起兴、定韵，紧接着两句比喻表现张力，第三个双句使情感达到极致。双套是洮岷“花儿”北路调的一种特殊唱法，其他都是以三句、四句为基本段，长调在12句以上，有些套“花儿”或本子“花儿”，如唱杨家将的故事，唱白蛇传的故事，可以连续不间断地唱下去。长调或本子“花儿”具有叙事性。

这次参加研讨会的都是正规军，只有我是游击队，都是学院派，只有我是来自山野而又没有进山入野的人。但是研究民歌和种种民间文学，都应该具备某种基因，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譬如说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所研究的这种艺术形式的载体，主人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处境，他们的经济结构，他们的家庭类型，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礼仪关系，他们的风俗，包括信仰风俗。前不久，甘肃省召开了一次规格很高的“花儿”学术研讨会，我去参加了，以中国文联与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间文化保护项目的名义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但会上的状态怎么样呢？我离开的时候对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某副主席说：“我觉得这是一次规格最高水平最低的研讨会。”北大的、北师大的、国家研究所的一些专家教授上台发言，所谈的内容叫人哭笑不得。他们不缺乏学问，也不缺乏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所缺乏的正是民间文化的基因。所以在沿海地区，在我们的宝岛台湾，谈“花儿”比较不易进入状态，因为大家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

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中国的民歌总是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悲情倾向，民歌多是悲歌，特别是洮岷“花儿”，是千年悲歌，诉情、诉苦、诉怨。其他民歌多有悲歌，听听蒙古族的呼麦与长调；另一种倾向是对激情的爆发式释放，这种释放往往是悲情过度聚积的必然结果，就像各种号子那样。

洮岷“花儿”是悲凉的，是千年悲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调呢？我想与我们民族的遭遇，与我们父老们的生活处境有关。“花儿”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国的农业经济结构非常稳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几千年来如此，几乎没有质的改变，对世世代代生活的我们的先辈来讲，忧多于乐。贫瘠的土地，茂密而辽远的山林，要生存，非常不易。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们在饥饿乃至死亡线上挣扎，兵、匪、饥荒，非常艰难，要耕、要猎、要樵，不像今天，生活得无忧无虑。我们的祖辈是怎样走过来的，真不堪回首。

1982年，我下乡考察秦长城遗址和地方“花儿”。在距县城50多公里的农村，当地乡政府给我请来三位老太太，在她们的家里通宵唱“花儿”，太悲情，使我等听歌者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时时充满泪花。有一位67岁的老妇，唱家庭生活及对人生的感慨：“元山坪只有我难寒，住的房子没撩檐，院里没有水畅眼（出水孔）。”“我人老了者心败了，全是钢刀不快了，钢刀老了可磨哩，人老了者咋活哩！是磨石时重锻哩，是骡马时捣换哩，这人老了者咋办哩！就像背包打起就走哩，我羞者阿么开口哩！”她想的不是死的恐惧，而是不好开口的难为情。“我是杨白劳的命根子，死了没处靠身子。”还忧心死后谁来管她！农村妇女们在“花儿”中所表达的爱情也令人心酸，有这样一首“花儿”：“鸦乌沟么艾花儿滩，想你哭了十五天，眼泪擦在袖口尖，入伏天气晒不干。”这种爱情的思念是悲情的。陆游怀念唐婉的词：“泪痕红浥鲛绡透”，她们是用丝帕擦泪，民家女只能用袖口擦泪。有一首思念情人的“花儿”：“想你晚上没瞌睡，手拿长香院里跪，凌霜落了一脊背。”你说它荒唐，你说他浮浅，李清照怎么样，朱淑珍又怎么样，现代诗人的情歌有这种表现吗？我与柯杨教授在二郎山“花儿”会上听到有位妇女唱：“把人世成鹁鸽儿了，刚飞起时没伴儿了，丢下孽障一个儿了。”这是失伴的悲情。“莲花山的盘盘路，往前走时云遮雾，到后退时难换步，你要给我指条路。”似乎是中年丧夫之妇的两难处境。洮岷地区的“花儿”会，要说以娱乐为主也可以，但唱“花儿”的歌手们总是在诉情，即使悲情也要一诉为快。

关于“花儿”的原有名称，我很赞赏民国十四年（1925）地质学家袁复礼的表述词，叫“话儿”。现在“花儿”学界认为袁复礼不懂当地方言，误记为“话儿”。哪怕是巧合，我认为袁复礼的表达符合原本称谓。恐怕我们所称为“花儿”的民歌形式，其源头就称“话儿”，在洮岷地带，“花儿”和“话儿”是同音、同韵，应该想到“花儿”是流变后的称谓。有一首“花儿”唱：“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这里的老百姓把讲故事叫说“古话儿”。心上的话儿，讲出来是故事，唱出来是歌——“话儿”。宋元以来把讲故事叫“说话”，故事的脚本叫“话本”，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主张“话儿”是原本称谓的只有我一个人，算是“孤军”。袁复礼如果听错了，就是巧合，如果没有听错就是抓住了本质。“花儿”这个词很优美，而且已经通用，我们没有必要回归到“话儿”，但却应该追溯“花儿”的原本称谓。

“花儿”的传唱形式，或者说歌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场面，另一个是“花儿”会。“花儿”本来就是劳动场面相互表达感情甚至是在传言问事、隔河对话中形成的。田野山林是“花儿”最重要的歌场。我收集到民国十年（1921）前后，岷县去省城上学的青年学生与田间劳动妇女的一首对歌。那时没有汽车，青年学子徒步跋涉7天才达省城兰州，看见妇女们正在拔田，便唱：“不是跟着你来哩，害怕露水湿鞋（hǎi）哩。”田间有妇女对唱：“露水湿鞋鞋在哩，阳婆（太阳）出来可晒哩。”人们在田间劳动，特别是春夏之际妇女们从事锄拔活动的时候，互相对歌，“花儿”本来就是在田间地头诞生的。另一重要歌场就是“花儿”会。民间唱“花儿”是有禁忌的，进村不唱，在家不唱，长辈面前不唱，“花儿”会则是无所顾忌尽情宣泄的场所。

了解“花儿”这只是一个梗概，我邀请诸位在某年夏天，最好是在二郎山“花儿”会期间，来我乡做客、采风，希望有生之年有幸在敝乡接待诸位。谢谢诸君！

2011．12.22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