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广袤无垠的大海，因为有深邃的底蕴，才会有飞驰的情、澎湃的爱；因为有不同籍贯江河力量的聚集，才会敢于与日月对话，同长风交流……在激流中升华，在海涛中飞腾。

吴文化在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使不同籍贯的流水在吴地荟萃，择善而取，不拘流派，不分门户，不求千口一腔，兼收并蓄，熔各种文化于一炉，才浪涛升腾，撒出粒粒晶莹的珍珠，结出丰满的硕果。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说：“任何文化，只要发展到其活动能力已达到可以比较广泛地同其他文化相接触并相互发生影响的程度，每一个文化内部都不会只有一种属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因素，而且这种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彼此影响，不会只发生一次。”

从地理上来看，吴地处于大江大河之中，并向广阔浩瀚的太平洋敞开，本身既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又是一个聚集的地方（地处长江、淮河、太湖的中下游）。早在四五千年前，吴越人就已驾船航行到太平洋各大岛屿。殷商时期已经自发形成繁荣的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在吴国出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器皿。秦汉以后，中国商船主要从扬州、宁波、泉州、广州等地出发，途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开辟了与西北丝绸之路相比肩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2007年由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化厅共同组建的西沙考古工作队对深埋海底的“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发掘，出水近万件南宋时期文物，成为吴地与周边国家、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日本出土中国古镜的地点，仅以汉镜计算，已超过50处。”⁽²⁸⁾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一词泛指亚欧大陆古代的东西交通，年代可上溯至先秦，路线也兼包海陆。特别是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各地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无论是异域文化的传入还是海外移民或丝绸、陶瓷制品的输出，吴越地区更多的时候则是开风气之先。⁽²⁹⁾尤其是在嘉靖（1522年）到万历（1573年）年间，江南的商品经济繁荣，与同时代世界各国的工商业和技术水平相比，江南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地区。史料证明，早在六七百年前，吴越地区已经走到了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大门口。

今天，上海是长江下游通向远洋的第一大港。但是明代早期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从太仓浏河口起航，驶向了东南亚海域。作为历史见证，至今浏河镇还有一座巍峨的海神庙——天后宫。浏河作为港口并不仅限明代，早在元代浏河也是各国客商云集之地，号称“六国码头”而载誉史册。远溯唐代，六次航海东渡赴日的鉴真和尚，最后一次是在今天张家港鹿苑镇的黄泗浦搭乘日本遣唐使的海船，成功地东渡赴日的。这说明现今远离大海的黄泗浦当年该是水天苍茫的出海口。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在他的文学作品《七发》中，生动地描述了“广陵海潮”的雄伟奇观：“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清楚地说明西汉时观潮胜地的海口确在“广陵”——今日的扬州。晋代文学家郭璞则在他的《江赋》里写道：“鼓洪涛于赤岸，扬余波于柴桑”，说明距今1700年左右的晋代，海潮的余波竟还影响到今日的九江（古名柴桑）一带。众所周知，扬州对岸的镇江曾名“京口”，金山之巅在六朝时筑有“吞海亭”，而在焦山的半山亭石柱上，至今还留存着“海门吞夜月”的石刻联句。由此可见，在秦汉时期，扬州、镇江曾是出入大海之门。由此向东，陆地在南北两岸突然敞开，形成巨大的喇叭口，烟波浩渺的水面已纯然是一派东海景色了。

因此，在吴文化的整体中有许多亚文化及次亚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海外文化；既有南方百越文化之灵秀，又有西面楚蜀文化之神韵，更有中原、齐鲁文化之精髓。不难看出，吴文化将孔子的“一颗爱心”、孟子的“一股正气”、墨子的“一腔热血”，以及韩非子的“一双冷眼”、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和荀子的“科学的进取心”……融为一体，乃多元互补，自成一家，并时时处在发展、创造、淘汰、更新的流变之中。

（一）纳“越”逐岛飘航的开拓创业、竞争性的海洋文化

吴越之间因地理相近，环境、气候条件大体类似。《越绝书》中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中亦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些记载足以反映出吴越同源的历史。《孙子·九地》中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思是：虽有旧怨，但当在遭遇风波危难时能互相救助如左右手，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吴越人善种水稻，自古以来文化与经济互动，功能相互见长，恰如齐文化与鲁文化互恃构成齐鲁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互补构成吴越文化。观念成就人生，也极大地影响着吴越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是今天吴语的原型。可见，吴越同体，很难区别。典型的吴文化和典型的越文化的区别远小于吴越文化和其他文化间的差距，但两者毕竟又是各有特色的。

越国偏南，建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在春秋以前尚很少见于史籍。以往人们传统地认为这是因为当地开发得很迟，是一片蛮荒之地，只是后来在晋楚等大国的扶持下才迅速崛起并参与春秋后期争霸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古代文献中未见记载或少提及的地区并不一定就非常落后，这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文明史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无需多加解释，因为最近考古发掘已经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遗漏。“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及“凌家滩文化”等已经证实了吴越文化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另两朵为楚文化及巴蜀文化）古区域文化之花。

越国在以宁绍平原为中心的钱塘江以南，以绍兴为核心地域，是建立在浙江大地上的第一个古代王朝。从风俗语言等方面看，与华夏文明相比，越文化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先秦典籍中屡屡提及越地民俗特点，如“断发文身”、“凿齿锥髻”、“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等，具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深谋远虑。所以，越地的文人较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更看重的是经世致用。秦汉以后的越文化就是一种刚和柔矛盾统一、文雅和质朴有机结合、重智慧更重智谋而水乳交融的区域文化，并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越地经济、文化主要是在山区与海岛之间展开的，“地狭民贫”之称到南宋年间因循未改，这就迫使越地居民致力于以斗争求生存。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生活在海洋区域的人们的特性：勇敢，机智，为追求利益敢于冒险。《越绝书》上记载着越王勾践二十年卧薪尝胆的复仇事迹以及民间传说里许多反抗斗争的故事，再联系到铸剑、尚武的种种传统和“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的西施，忍辱负重、舍身为国，以及近代“鉴湖女侠”——秋瑾、“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诸人的思想性格，则越人那种独具一格的勇悍气质当不难窥见。

由于地处山区与海岛、“地狭民贫”，越人善于向外拓展，尤其是沿着海路外移，或北上山东、辽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或南下闽、台、海南及东南亚，到处传播着越文化的印迹，其冒险、开拓、进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三个事例足以昭显，那就是明清的“绍兴师爷”、民国期间的“宁波同乡会”和当代出现的“温州模式”、“温州商人”。

明清时代，越地经济、文化已经发达起来，受教育的士子陡然增多，而因科举取士在各地实行配额制，众多越地人才无缘由科举晋身仕途，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转入幕僚队伍，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景观。“绍兴师爷”在文人笔下以刚正不阿、足智多谋及利口机心著称，近于恶谥，其实并不简单。学做“师爷”，要抛弃弄惯了的八股文，去熟悉钱粮、刑法等各种实务，还要通达人情世故，练就写公文的好手笔，对习举业的人来说不啻是脱胎换骨，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是做不到的。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以原籍浙江省为最多。浙江移民中的宁波籍人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宁波同乡会”，不仅起到联络乡情、互通声气的作用，且能与上海的租界相抗争，以捍卫乡人的权益，在当时创下不小的名声。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机遇，以灵活的手段和方式来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被商界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温州模式”，温州人以个体小生产发家，而今经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乃至世界各地，不少地区和城市出现“温州街”、“温州村”之类温州人聚居或经营的场所。温州人的性格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做生意往往从小处着手，赚钱不嫌小利，只要市场需求、有利可图，温州人就会涉足其中。所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温州一无地缘优势，二无资源优势，三无政治背景，这显然又成为冒险开拓行为的样板。

可见，越文化更多地表现为通俗、朴野、素淡、刚猛乃至逐岛飘航的开拓创业、竞争性的海洋文化，这种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意识正是吴人所缺少的。

吴人的风俗习惯虽与越人相仿，但因吴地距中原为近，开发较早，接受华夏文明的浸润较深，其百越文化的基因便不够显扬。加以身处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带，为典型的“鱼米之乡”，经济富足，生活安定，容易养成人们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自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失败以后，历代执政者多有一种“偏安”情结，往往以割据江东为满足而不思进取，直至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犹有“东南自保”的呼声发起，也常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满足，不习惯于离乡背井去另创家业，更多地趋于典雅、精巧、藻厉乃至精神创造能力的智慧诗性文化。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苏南人利用“地利”，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无数次地到浙江实地参观取经，用改革的大潮、竞争的哲学冲刷与改造“小巷”意识、自恋倾向，走出去、请进来，使吴地在开放中崛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成功典范。可见，了解别人是大智慧，战胜自己才是硬功夫。

与浙江接壤的苏州市在多年发展基础上，围绕“两个率先”目标，认真落实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的“四个优先”方针，“快中求好，好中求优”；“扬长补短，整体推进”；“以点带面，典型示范”；“全市一盘棋，凝成一股劲”，经过3年多不懈的努力，率先实现了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总体上实现了一个不含水分、人民群众得实惠、百姓认可的和谐小康，成为江苏全面小康建设的先行军。2006年，苏州市人均GDP近800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316元，全市城镇劳动保障三大保险各自覆盖面达98．3%。全国十强县苏州占一半，正如老百姓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富民。”2006年，荣获“CCTV中国魅力城市”桂冠，在中国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中位居榜首，并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投资环境金牌城市”。全市私营企业总数突破10万户，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后，已成为全国第五个“私企10万户俱乐部”的城市。海外注册企业累计已达134家，还在宿迁市创办了“苏州工业园”。创业富民、创业安民，建立扶持基金培植“小老板”。可以说，苏州经济已完成了又一次嬗变——从开放型经济的“一花独放”到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核心是自主创新）的百舸争流、万船竞发，傲然破浪前行。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了百姓的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科技创新指数。

为吸纳浙江的经验与资本，苏州市在“十一五”规划编制中，勾画出“两轴三带”，其中就有“一轴”（苏嘉杭南北发展轴）、“一带”（沿沪浙现代加工产业带）。

无锡是一座有着5000多年人类活动史、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如果说苏州更文化，则无锡更工商。它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产生过较大影响。2005年，无锡市政府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产业优势，先后与中科院、清华、北大、南大、东大、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8所院校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形成了独特的“7＋1”（七校一院）产学研战略性合作模式，即市科技局向每个合作院校提供产学研工作一定经费，并为他们来锡产学研合作提供服务；合作院校落实专人负责与无锡的产学研工作，组织并协助办好在无锡的各项产学研工作等。继2005年“百家企业科技行”以来，2006年举办了“百名教授无锡行”，当年共有91个项目在无锡实施，涉及项目总投资8．85亿元。2007年初见成效，8所院校又提供了百余个高科技产业项目，并最终促成了十多个项目的合作。其中，清华同方科创园与清华大学合作的“电子废料再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在国内都具有领先水平。通过“7＋1”合作打造吸纳整合全国一流大学和顶尖科研院所最新科研成果在无锡转化并产业化的重要平台。新区与江南大学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并共同建立了无锡首个动漫产学研基地，与西南石油大学共建博士后基地；宜兴市天石饲料有限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建教学科研基地；江阴市举行了“2006科技合作西安院校行”洽谈会；锡山区的“科技直通车”则将百家企业开进了大上海，进一步加深了与“7＋1”院校的交流，在互利双赢中携手共进，体现了无锡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劳动的理念，促进了无锡上下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提升。在合作中，无锡的各级干部从科研院所、大学教授身上学到了在平时工作中难以学到的东西，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双方得益，越来越紧，越来越热，把“7＋1”合作推向了新高度、新深度、新速度。2006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1821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达55．2%。全年民营经济上交税金207．58亿元，增幅达21．2%，占全市税收总量的47．9%。日益壮大的民营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大“蓄水池”，从业人数达到141．77万人，重化工业的比例已达73．5%，全市产业密度仅次于上海。

（二）纳“楚”励精图治的民族文化

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部族的一支，大约在商周之际来到江汉地区，与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结合建立了楚国。当楚的先祖鬻熊在今湖北荆山一带立国时，就与中原发生了关系。鬻熊背弃日暮途穷的商朝，亲附蒸蒸日上的周朝，“子事文王”，其重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以“子男之田”，立“楚”为国号，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楚”作为正式国号兼族名载入史册，开创了长达800年的宏伟基业，一部气势磅礴的楚国历史由此开始。

“荆”与“楚”为同义语，本是一种植物的两种名称。《说文解字》：“荆，楚木也。”《毛诗·小雅·渐渐之石序》笺云：“荆谓楚也。”其时楚尚不为中原列国所重视，西周初的楚国还十分弱小，地盘也很局促，史书上说它“方五十里”。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篮缕”，生产力低下，社会形态也比较原始。但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诗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狁并列。《诗经·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熊绎还要对周王朝尽进贡等职分。在楚的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小国，其中有一些是西周分封的“汉阳诸姬”，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楚人具有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自尊心很强，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把荣誉看得比生死更为重要，如为理想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在乌江边自刎的项羽等。

熊绎五传至熊渠，加速与东南的扬越、西与南的濮人、巴人的交往，以扩大影响和控制区。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已不能满足楚人的发展要求。春秋以降，王室衰败，偏居南方的楚国奋发图强、日渐强大，遂积极参与争夺土地和人口的争霸战争，乘机消灭了周围的小国。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更是不可一世，吞鲁灭越，“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³⁰⁾，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³¹⁾的秦国相埒。据有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大地区，其势力影响远达五岭以南，几乎控制了整个南中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³²⁾

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³³⁾楚、赵斗富，赵使自愧弗如。楚考烈王封春申君于江东后，春申君遂在今苏州大肆兴建都邑，至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东游吴，见到宫室仍然十分富丽，不禁大为惊叹：“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现有资料表明，崛起于江汉的楚文化，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游和下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数百年间席卷江淮。由此张正明先生提出了楚文化的六大要素：一是青铜器的冶炼工艺，二是丝织刺绣工艺，三是髹漆工艺，四是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六是美术和乐舞。⁽³⁴⁾它清奇如长江之水伴随着楚国军事上的成功向东流淌，在战争的悲喜剧中实现了文化的传递和交融。

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白发苏州”，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原址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临”的双棋盘格局和“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人家”的古朴风貌。其城就是楚人伍子胥来吴“相土尝水”，帮吴王阖闾设计建造的，后被吴越、吴楚战争焚毁，公元前3世纪楚人黄歇（？—公元前228年，号春申君）又重建。据马学强《上海通史·古代》卷说：“春申君父子前后治吴14年，有所政绩。”吴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将他组织修建的偃埭叫做“黄埭”，将他组织开凿的入海水道称作“黄浦江”（又称“春申浦”），上海的别称也叫“申城”。还将春申君奉为苏州府城隍神，并将今城中景德路上建于三国东吴名将周瑜活动旧址之上的雍熙寺，改作了一座恢宏的城隍（春申君）庙，不但成为信众还愿祈福活动的场所，也成了励精图治——吴楚文化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

这种交融，使吴地的智慧诗性文化根基更为粗壮，结出了更多励精图治的民族文化硕果，其中“荣氏家族”就是一例。

“荣氏家族”，清末崛起于无锡荣巷，民国时名震上海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显赫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富豪家族，它以百年不败的富贵高高地屹立在中国的商界中，并用富过四代的辉煌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其祖辈则从一介平民出身，励精图治，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民族大业。

多年来，荣氏家族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国家培植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其中以商界人士最为突出，从创业先人荣宗敬、荣德生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从荣家第三代子孙荣智健的“中国首富”到荣氏四代曾孙荣明杰的商界明星，无不显示出荣氏家族人物的非凡商业才干。近百年来，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上运筹帷幄，纵横驰骋，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重要领军人。

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年）当家时，他开始做点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一来一去，赚些蝇头小利，贴补家用。尽管他们日子过得仍然很艰苦，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做师爷，勉强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两兄弟做起了“撑沙船”的生意。沙船是一种平底船，不容易在沙洲上搁浅。撑沙船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无锡俗语说，“世上三件苦差事，撑船打铁磨豆腐”，不过两兄弟靠它一年能赚二三十两银子。后来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在封建社会，大部分人数众多的家族都流传着各种训条，作为教育本家族年轻人的准则。在《荣氏宗谱》上，《荣氏家训十二则》就将“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列为其中之一，并有着重教、轻仕、务实、克俭的传统。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1937年夏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正值日本全面侵华。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不幸病逝。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都遭受重创。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6年，荣毅仁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递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赢得普遍的尊重。1957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79年10月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便以大上海资本家的经营谋略和中国政府的强大背景，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

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成为脍炙人口的美谈。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公司、法律、会计事务所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向海外成功地发行了债券，仪征化纤厂建成投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家出租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旗帜，甚至发展成为其一大重要的业务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赁部等。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说，“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三）纳“齐鲁”的“仁道”文化

齐鲁文化是在东夷文化和商周礼乐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太公姜尚、周公姬旦分封于齐、鲁，东夷文化与周文化汇流、融合，产生了新的齐鲁文化。

齐国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上因俗简礼，在经济上通工商、便鱼盐、农工商并重，在政治上举贤而尚功，奠定了齐文化开放、务实、崇尚功利的基本特色。伯禽封鲁，实行“尊尊亲亲”方针，推行宗法制，重视发展农业，在意识形态上，“变其俗，革其礼”，形成鲁文化重仁义、贵人和、尚伦理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孔子、墨子、孟子等思想家。特别是孔子的《论语》，他提出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主张维护以周礼为核心的礼乐文明制度，回应、解答了礼崩乐坏的情况下社会普遍价值和理想社会的时代课题。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

齐鲁文化的文脉显示，儒家的“仁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仁道精神即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

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虽然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具有很高的价值，但他讲的“爱人”，本质上仍有差别。《尚书·皋陶谟》中就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³⁵⁾其意是说：王公大人们应该懂得天意来源于民意，天威来源于民威；要时刻铭记这一真理，将自己的人格修养与关怀百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对上古以来的思想文化进行总结时，对于民本思想特别关注，从而建立起以“仁”为基础的人生哲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匡亚明（1906～1996年，江苏丹阳人）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首先“冲破了殷周以来认为人的命运是受鬼神支配的迷信习俗的藩篱，而代之以人的命运应该由人自己支配”；其次是在承认封建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冲破了封建社会把一部分最底层庶民不当作人看的阶级藩篱，主张各种人“都应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权利”。前者表明的是“将自己作人看”的自觉，后者则表达了“泛爱众”的思想，最后导致了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孔子的这一思想被两千多年以来包括吴地在内的大多数思想家继承和发展，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孔子的“爱人”有三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体现的这种爱的人道精神是无私的、博大的、为人的。孔子以仁为核心辐射到各个层面，并贯彻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典章制度、尊卑长幼之序、亲疏远近之别，这便是礼的层面，“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无礼，社会就会无序；无礼，伦理关系就会错位；无礼，亲疏关系就会不辨；无礼，天地神祇就无法礼敬。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使“礼”具有爱人的人道主义的意蕴，使礼的各种关系能保持一种理解的、人文关怀的、和谐的张力。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仁的人是说不上礼和乐的，没有仁作为内涵的礼和乐，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称作礼乐的。但“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或形式，没有表现或形式，仁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体现。

仁在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培养上具有核心地位。“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思、问、志之中都体现了仁的精神境界。对于读书的人，即士要志向强毅，任重道远，以实现仁为己任。君子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认为，君子应以道义为原则，行为合乎礼节，说话要谦逊，做事讲诚信。圣人是至善至美的仁人，是孔子的理想人格。

总之，仁辐射到道、学、政。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生以求道为标的。为人为求道，道即仁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杀身以成仁”的奉献精神，是获得终极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学的终极追求是道，亦即仁道。学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养，亦包括对知识的学习及学习与言行的融合。《论语》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学了要去实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与思考互补，缺一就会罔或殆。“政”的价值理想是尧舜禅让政治，就当时现实而言是有道之邦，这是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评价甯武子时亦体现其价值判断：士君子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服务对象，对无道之邦可拒绝或变着法逃避为其服务；为有道之邦服务就显露才智，利国利民；为无道之邦服务，便是“助纣为虐”。有道之邦就是“为政以德”的仁政之邦。

天道乃天人之道，也就是人道；天理乃天人之理，也就是为人做人之理。

因泰山在那里崛起，黄河在那里入海，孔子在那里诞生，孟子在那里出现，主张施行仁政，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故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取士，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学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之所以南下，一方面是他们看中了南方的勃发生机。泰山顶上的孔庙门口就有一高大石牌坊，上面的横联就是“望吴圣迹”。2006年10月，笔者在石牌坊前向南方望去，烟气氤氲，不胜感慨。另一方面，齐鲁名士和齐鲁文化的南下为江南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直至北宋，散文家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

尤其是“南方夫子”言偃（公元前506年～公元前443年，字子游，又称叔氏，吴国即今常熟人），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誉为“北学中国，南方一人”。言子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育士民，境内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称赞：“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后言偃学成南归，道启东南，文开吴会，被敬为“先贤”，后人配祀孔庙，列入“孔门十哲”。唐以后多次追封号侯、吴公、吴国公等。明嘉靖时改称“先贤言子”，对江南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可见，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言偃逝世后，葬在虞山脚下。现常熟存有言子墓、言子故宅、言子专祠、言子故里亭等遗迹（见图8－4）。言偃的言行及这些遗迹长期地张扬了齐鲁的“仁道”文化，对吴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图8－4　常熟虞山东麓的言子墓

有着悠久的重农桑、多元文化传统的吴文化，吸收、融合了齐鲁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骚人墨客推崇“文统”，艺术流派和工艺行帮讲究“家法”、“师法”，人们的思想与活动也成为伦理道德观念的引申。政事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经济要求重义轻利，多了一些道统师承和人文关怀；文学强调教化功能；教育以德育居首，智育次之；哲学更是与伦理学相结合，构成一种道德哲学。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要求“修德”、“勤政”，鼓励人们自觉维护正义，注重集体社会，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自强不息”等，都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吴地人守住多元文化，出现了一批围着百姓转、跟着百姓想、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先进典型。

2006年，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长江润发集团董事长郁全和，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常熟市蒋巷村党委书记、常盛集团董事长常德盛等三位村官，被评为“全国兴村富民百佳领军人物”。其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自强不息”、“村企合一”、兴村富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30多年前，长江村还是长江泥沙堆积起来的小渔村，是全县有名的落后村，现在已成为集机械、电子、冶金、造船、运输、餐饮服务、旅游等产业为一体的工业园区。目前，长江村村民年均收入高达15000元，九成村民住上了别墅式楼房。永联村用15万元起家，依托发展起来的雄厚工业经济实力（永钢集团年销售收入高达150亿元），村民福利待遇在张家港市属最好的。如6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补贴1200元，60岁以上的老党员每年补贴2400元；村民买房有补贴，看病有报销，上学有基金，养老有费用，吃菜还有补贴金。这些，处处包含着共产党人的“爱人”、“富民福民”的心愿。人的生命是最大的资源。我们传承文化，归根到底不就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更现代吗？

只有自己文化的根扎得深，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才会强。正因为吴地有这么雄厚的传统文化的资本，才敢于大胆引进外资，参与西方企业管理，吸收西方文化。如明清时，苏州太湖东、西山出现的洞庭商帮，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上海滩上长期管理外国洋行和银行。仅席氏后人席正甫、席立功和席鹿笙祖孙三代，从1874年至1929年世袭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雇用的中国经理）长达56年，这在近代可谓经营高手。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蜂捅而来，仅2005年长三角13个国家级开发区GDP总量达3385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63．33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43．65%。

以海纳百川著称于世的吴越人敢拼爱赢。2007年6月26日，如同长虹一般卧于东海碧波之上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贯通，就是开放融合的结果。在我国版图上，杭州湾就像一个切开的喇叭口，把北侧的上海与南侧的宁波远远分开。宁波人要去上海，必须绕着喇叭口走一圈，路程300多公里。大桥贯通后，把沪甬之间的行车路线从“＜”型变成了“≮”型。用桥身新添出来的这一笔，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一下子划掉了120多公里，使宁波加入了上海的两小时经济圈。该大桥北起嘉兴市海盐，向南跨越杭州湾宽阔的海面和滩涂，止于宁波市的慈溪。大桥全长36公里，书写了世界之最。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设计使用年限100年。在杭州湾大桥合扰前，英国《独立报》发表文章称，世界最长的大桥引发华东经济繁荣，中国人因建造了世界最长的城墙而闻名，现在他们又在建造最长的大桥（见图8－5）。

图8－5　2007年6月26日贯通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苏通大桥和杭州湾大桥先后顺利合扰，这给长三角南北两翼地区建立起了新的经济通道，使两块肥沃的土地连成一片，必将出现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形态，而且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是流动的结果、融合的产物。只要太阳还是这样东升西落，地球上文明的流变就不会改变。它既是人类的标志，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营养。吴地这片古老的地方，从来就是向四面八方开放的，永远等待着想“走出去”和要“迎进来”的人。开放，既是泱泱大吴的姿态，又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吴文化不仅是发散型文化，更是吸取型文化。新世纪新阶段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我们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突破现有模式的弊端，以人为本，审时度势，发愤图强，学会在浪尖上舞蹈，创新创造。值得指出的是：文化资源不等于生产力。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具备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情怀才能把文化的力量变成市场占有率。为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吴地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平台：

一要利用吴地制造业基地的优势，提升制造业的文化含量，生产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目前吴地的传统文化基本上还属于“原生态”，一旦有人抢得先机，等于抢占了吴地几千年的文化资源。我们的文化企业要善于挖掘本土文化，使吴地传统文化延伸发展。

二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网络改变世界，数字创新时代。面对高科技造就的高速、开放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已不可逆转。网络文化，依靠当代信息传输技术的重大突破如火如荼、喷薄而出，越来越强势。它的诞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大众、最开放、最自由、最活跃，也最具求同存异的包容性的文化领域。从理论上讲，它基本上是一种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可以而且能够实现全民参与。在网络文化面前，实际上已经消灭了作家与读者的区别，消灭了临于上的传者与居于下的受者的差异，消灭了专事传的记者编辑与渴求信息的读者观众的界限，大家都是平等的互动的文化参与者，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之分，是道“天然活水”。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网民人数已达1．37亿，并且这支网络文化大军的参与者每年保持10～20%的增长速度，而长三角地区的参与者每年则保持15～25%的增长速度。我们应利用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全球性，以吞吐历代经典的魄力、贯通古今的智慧和不断创造的精神动感，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吴地乃至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充分享受网络这个人类文明最新、最优秀的文化成果。

三要谦虚谨慎，善于学习。罗素在《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一文中说：“亚里士多德以为妇女牙齿的数目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他都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他自以为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23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08页。

(3)《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4)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统计。

(5)《汉书》卷99《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51页。

(6)［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95页。

(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850页。

(8)［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381页。

(9)熊月之，《上海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证大研究所编《上海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3～64页。

(10)《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11)北京科技报，2006年4月6日。

(12)顾禄，《清嘉录》卷。

(13)《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稚传）。

(14)《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15)同③。

(16)《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7)《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9年第6期。

(18)《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19)《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20)《后汉书》卷二十一（李忠传）。

(21)《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22)《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23)《通典·州郡十二》。

(24)《论衡·率性》。

(25)《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26)同⑥。

(27)杨赤宇，《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2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77页。

(29)张朝晖、刘志英，《鲁苏浙沪人文传统与质的差异比较》，2006年11月03日。

(30)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604页。

(31)《史记·张仪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611页。

(32)同②。

(33)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639页。

(34)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0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