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对全球化世界的贡献

论中国历史对全球化世界的贡献

汪荣祖

摘要：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知识对正在发展中的全球化世界可能有的贡献，探讨特殊的中国历史知识如何能与全人类经验相结合。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剩下单调的一种文化，然而特殊文化的共同经验，诸如人民的苦难、生态危机等重要议题，必然能够增益人类全体的经验，中国的历史经验大可增进全球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本文认为全球化并不需要一元化的文化，多元文化可以适用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知识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会有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史学；全球化；文化多元论；人民苦难；生态危机

作者简介：

汪荣祖，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

中国历史在传统中国大都由史官执笔，其目的主要为了资鉴，为政治服务，往往引起官史任意褒贬、不可信赖的批评。⁽¹⁾然而史官之职责既在资鉴，史若不实，岂非失去资鉴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在儒家影响之下，难免没有道德裁判，但鉴往知来，力求真实的往事以为官府资鉴之用，则无可疑。中国传统史学不啻就是“朝代史”。

及至近代，西风东渐，列国争胜，史学亦随之而变，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一篇攻排旧史的宣言，指斥朝代史无异是帝王家谱，而力主国民的历史，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国别史的影响。梁氏更引进西方治史方法，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之写作遂跟随西方“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之模式及其方法。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即欲借镜欧美史学观点与方法来改造旧史，西方式的史学期刊亦应运而生。中国史学之西化或近代化在全国各地，可谓遍地开花。国史之研究尤重实证，如档案研究、史料批判、考订辨伪，重建信史，无不显示近代西方史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无论顾颉刚的疑古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还是傅斯年要把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都来自西方史学的启示。西学对中国史学固然有正面贡献，诸如历史学的学院化与专业化，以及加强求真、求信的力度，然而也造成一些负面效果，诸如为疑古而疑古，以论带史，以及史学即史料学等流弊。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在西潮冲击下成为专家之学，较有成就的历史著作莫不利用第一手史料，作专题研究，有所发见，诸如孟森之研究满洲、陈寅恪之隋唐史研究、陈垣之宗教史、岑仲勉之研究井田制、向达之用敦煌手卷考订西域对长安的影响以及韩儒林确定成吉思汗十三翼的每个人名。李大钊首先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介绍到中国，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成为主流，郭沫若尤试图让中国历史适合马克思五阶段说。

中国近代史学也受到二战之后西方史学重视社会科学的影响，于是历史著作充满统计数字、图表、术语。史实往往塞入理论或模式，史书无异成为社会科学报告书。然而，物极必反，西方遂有“叙事再生”（revival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²⁾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又有“后现代”否定历史真相的风潮，⁽³⁾令遵奉西方实证史学的中国史家无所适从，警觉到刻意追随西方史学的窘境。

中国史学应该走向何方？可能已到值得深思的时候了。中国史学如何独立自主发展以及如何对西方史学有所贡献或影响，兹事体大，有待深入研究，非本文所能处理。然当面对正在发展中的全球化世界，中国历史知识可能有之贡献，应先作一初步论述，亦本文的主要目的。今日世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基本结构仍然未变，但国家之间的全球化走向益趋明朗，除了国家主权屹立不动之外，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心理，莫不趋向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在此大背景下，历史书写也必然要突破“国别史”而进入“全球史”，中国历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以及可以作出的贡献，自是亟需注意的议题。

发展中的全球化世界

人类之间全球性的接触虽早，但直到近代由于洲际、国际，以及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才算进入全球化时代，相互来往既频繁而又密切。严格而论，由于领土、主权、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尚遥不可及，全球化世界仍在发展之中。

远洋贸易在历史上发生虽早，但全球性商务到近代才有。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在全球各地推广自由贸易，争夺霸权，导致全球性的迫害、仇恨与民族主义。欧战后终结了欧洲世纪，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出现民族自决、集体安全以及自由贸易等现象。但1929年引发的全球经济大恐慌又迫使加剧保护主义，重创全球贸易，也多少鼓动法西斯主义。终结法西斯帝国的二战则引来了“美国世纪”，以及美式的全球化进程。然而美国并未能主导其所设计的世界新秩序，而成为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才终结两极的冷战体制。然而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并不明确，而人权、安全、环保、贸易等全球议题益趋复杂；不过，越洋交通、网上通讯、电子传送的便捷，有助于世界的一体化，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天涯真若比邻，跨越国界省时、省钱，国际合作如雨后春笋，世界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整合。但是快速的全球化也加剧世界性的分歧、不公与冲突，国际合作亦不免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既不见踪影，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又全无消逝的迹象。简言之，全球化时代仍有难以视而不见的分歧，有待克服。

全球之和谐不能全靠科技与交通，而必须寻求全球一致的道德共识与共同准则。转向全球化固然主要由欧美推动，但全球化不能等同欧化或美化，全世界能够共同遵守的准则必须来自各国、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忍让与适应。欲达此目的，非洞悉全球化时代之中民族与文化之异不可。一个可行的全球化不仅仅依赖政治合作与经济整合。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不能不严肃对待。全球密切的来往，以及经济上需求的一致，自然会消除物质文化上的差异，诸如衣、食、住、行、娱乐等逐渐趋向一致，学者包丁（Kenneth Boulding）因而说人类的生活方式将愈来愈相同。⁽⁴⁾包丁虽不能确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是否能有共同的语言，然英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换言之，包丁认为全球会有共同的文化。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乐观预测，未来的人将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后代。⁽⁵⁾但是最近有一位作者费石斯东（Mike Featherstone）并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一个世界国，不可能有整合的世界文化，而世界国是极其不可能的事”。⁽⁶⁾笔者认为全球化不需要一个单一的文化，人文世界不必像自然界那样一致而有规律。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曾说，由于语言、风俗、族性之隔，不必将人勉强化合在一起。⁽⁷⁾赫德虽未及见快速的全球化淡化了语言、风俗与族性之异，但这些差异不可能完全消失，也无此必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是特殊的。章太炎并不知道这位德国历史哲学家，却在20世纪初呼应了赫德的看法，特别是认为历史乃维系民族与文化特性的要素。历史乃国粹之本，而国之生存与延续有赖于国粹，不同的历史经验呈现不同的思想与言语，人之思想与行为不可能像几何、物理、声学、化学那样有通则。⁽⁸⁾太炎之见也无意中同意了意大利大哲维科（Giambattista Vico）对“心灵世界”（the World of Minds）与“自然世界”（the World of Nature）的区分，前者是内在之知，后者是外在之知。维科的内在之知就是他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or New Science），将“心灵之知”提升到与自然科学平等的位置。⁽⁹⁾即使有朝一日，全球化果能化解国家与民族间的界线，每一个特殊的历史经验既不应也不必消失。如果认知到这一点，不同的历史经验将会存在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众不同的历史不仅不会阻碍世界融合，反而会有助于相互了解，中国的历史经验应不例外。

面对全球化世界的中国历史

如果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并存共荣，则全球无妨拥有思想史名家柏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反之所谓全球“普世文化”（Cultural universalism），很可能形成文化霸权，或单调无趣的单元文化，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人类共同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枝独秀，俨然以全球文化自居，但时至今日，已很少人视西方文化即全球文化为当然，而不能忽视其他文化的价值。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知识如何才能对全球化时代有所贡献？首先要摆脱传统朝代史与近代国别史的概念，而如当代史家麦克尼尔（John and William McNeills）所说，是要能聚沙成金，建立一个多元而合理的“全人类的网络”（human web），⁽¹⁰⁾而中国历史将可为人类之间提供相互了解的有效知识。网络互动已成为人类历史的“核心”（centrality）。⁽¹¹⁾在现代之前，各地都很孤立，人类交往多凭偶然的机遇，而所失去的机会更是不少。例如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曾翻山越岭到达印度，于公元前326年深入旁遮普（Punjab），虽因兵变迫使他退兵巴比伦（Babylon），但他并未气馁，他更大规模的进军计划未能实现只是因为他于33岁之年猝死。若天假以年，他很可能与中国人以及光辉的先秦文化接触，如果希腊哲学家能与先秦诸子相遇，或能产生两大文明碰撞的火花。后汉的班超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西方的帝国，已抵达里海东南边的安息（Parthia），但因误听当地人说，到达罗马帝国之前，必须要花三年的时间渡过地中海，而退缩不前，未能完成任务。甘英如果坚决向前，则东汉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早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在唐朝时，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 of Antioch）于公元635年将“基督教，时称拜火教”（Nestorian Mission）引进长安，并建立“教堂”（abbey），得到许多包括士人与官员在内唐朝人的热忱回应。在公元781年于长安举行的拜火教之会，据传有数千中国人参与⁽¹²⁾③然因当时唐廷受制于国内问题，没有抓住机会，使得这一支基督教信仰者未能够促成与拜占庭王朝建立关系。不过，佛教与贸易仍然在第6、7世纪的时候连接了唐朝与部分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其他亚洲地区。

又过了好几个世纪，在此期间东西方之间有了联系，蒙古在第13世纪的兴起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蒙古人的传递系统开启东西方之间的来往，导致马可波罗来华，将中华文化介绍到欧陆，激动西方人心。然而蒙古大帝国的瓦解几乎使欧亚交通停滞，一直要到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与欧洲之间才出现前所未有的来往。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eo Ricci）来华传教，相当成功，著名儒生如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也相继入教。但是由于教廷的“礼仪之争”the ritual controversy）否定了利玛窦包容中国文化的传教方式，也终止了利玛窦推行一种“中国基督教”（a Chinese Christianity）的梦想，⁽¹³⁾中国也失去了及时吸收西方科技的机会。最后到19世纪中叶，中国才被迫纳入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体制，然而由于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上的弱势，不可能与世界其他各国建立有意义的合作关系，更无法与列强抗衡或竞争，以至于往往盲目地仇外。中国人的对外知识固然极其有限，外国人也不想了解中国，也不在乎真正认识中国。几乎在整个20世纪之中，许多西方政治领袖与知识精英仍将中国视为一个“神秘的国度”（mysterious Middle Kingdom）。二战之后，中国历史虽在欧美著名大学讲授，但一直被视为孤立的地区研究，而不被纳入全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势必要与世界各地人民联系，互通音问与彼此理解，并奠定共同的准则。网络时代加速讯息的传递，但有助于相互理解的讯息莫过于历史知识。外人可从中国历史镜子里看清中国的面貌，于此可说，中国历史可以减少误会、恐惧、猜忌与不安，对全世界的和睦共处有帮助，自有利于全球化过程中追求共同目标与价值。全球经济整合尚不足以完成单一的世界性“人网”（human web），使各国人民在友谊、合作而非仇恨、竞逐、冲突的框架下互相来往。对中国过去的认识必然有助于对今日中国的了解。中国历史为适应全球化之需，至少应该充实两方面的内容，即人民的苦难与环境生态。

中国的过去像其他国家一样，有太多的战争、动乱、自然灾害与疾病，然而人民遭受这些苦难的实况却很少被记录下来，以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为例，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为期15年，约有2 000万人死亡，江南地区遭遇到空前的破坏。然而现有的太平天国历史大都聚焦于战役、思想与制度，很少提到因战争与暴力所带来的苦难与创伤。⁽¹⁴⁾当太平天国结束时，富庶的东南地区，诚如石达开的诗句所说：“东南到处有啼痕”，⁽¹⁵⁾许多富裕的城镇几无人烟，笔者旌德老家的徽州团练于1859年抗拒40日后惨遭屠城，伤亡殆尽，逃亡山林的幸存者，最后也死于饥饿，吾家只有一人存活，因其恰巧不在家乡。此一悲惨的内战始于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双方的伤亡自始即高，所用的武器不仅仅是刀矛弓箭，且有来自外洋的枪炮。永安一役就有四位清朝高级将领丧命，桂林之战乌兰泰也因伤致死，武昌失守时自巡抚以下大小官吏不是自尽就是被杀，当太平军1853年攻下南京时，总督陆建瀛与两万旗兵惨遭屠杀。在太平军方面，伤亡也极惨重，南王冯云山与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战场，太平军的北伐几乎全军覆没，西征也先胜后败，1854年10月14日被湘军击败失去武昌，无人能够估计武昌拉锯战中到底有多少伤亡。⁽¹⁶⁾

太平天国于1856年在南京城内的自相残杀，其惨烈较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北王韦昌辉伙同秦日纲，奉天王之命突然攻打东王杨秀清的宫宅，除东王本人之外，他的家人、亲属、部下都被无情地虐杀。杨秀清的脑袋高悬在大街上。⁽¹⁷⁾有一个不知名的爱尔兰人是一佣兵，亲眼目睹这惨烈的一幕：“有些地方死尸堆积五六尺高，有些人自尽，另有些人被炸药炸得焦烂”，在之后的几周内，成百成千的人被带赴刑场授首。⁽¹⁸⁾所有的妇孺凡曾就食于东王者，都受到牵连。⁽¹⁹⁾洪秀全的杀戮未止于此，他又诱骗杨秀清的6千卫士入圈套而尽杀之。经过三个月的整肃，几乎每一个与东王有关的人都难以活命，包括500名女兵。1856年的10月初，翼王石达开不满自相残杀而自武昌返南京，然而他的妻子已受到威胁，他即于当日就逃出天京，但他的妻儿未及脱离，均被处死。这一场兄弟相残，估计死亡人数在2万到4万之间，但近有学者比较不同的数据，参照当时南京的人口数字，认为2万较为近乎实际。⁽²⁰⁾翼王石达开对此自相残杀事件感触最深，还形诸诗篇。⁽²¹⁾在翼王的压力下，天王洪秀全不得不处死北王与秦王，但并未能阻止翼王出走，此后太平军内斗不息，随兴残杀，造成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毫无道理的苦难”（pointlessness of suffering）。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带领的清军在三天三夜激烈巷战后，于1864年7月15日攻陷南京，十万太平天国男女除自尽者之外，均于被俘后处决。忠王李秀成也于被俘后为曾氏兄弟处死。学者梅谷（Franz Michael）注意到，此一杀戮是由于太平军的狂热与不屈服以及曾国藩的“除恶务尽”的策略。⁽²²⁾

近15年的内战以及无数次残酷的作战使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富庶地区遭遇到毁坏，更不用说大批人员的伤亡。当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巡抚与十名部属自裁，全城20%至30%的居民被杀害，还有20%至30%不是投井就是悬梁。之后的屠杀与自杀更是恐怖，富裕的苏州在1830年有341万人缴纳税金，到战后1865年只剩下128万纳税者，几乎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口。⁽²³⁾一个外国商人说战后苏州几乎是一座空城，只见腐尸与白骨。繁华的扬州也同样被毁，战后的瘟疫更使死亡率猛升，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于1853年的2月至7月居住在扬州，亲自经历扬州城被太平军攻下，生动地记录了城破后的瘟疫与死亡，说是死尸堆积如丘，阻挡了街巷。⁽²⁴⁾1861年9月5日当安庆被政府军攻克后，16 000名太平军无一人生还。翌年英王陈玉成被俘后处死，石达开独自战斗6年后，愿以自己的死换取2万部属的生命而在四川降清。33岁的他被判凌迟处死，但他的部属并未因而免死。战后的报复行为，特别是残酷的杀俘，引起国际注目与抗议。事实上，政府军还处死了大量疑与太平军有关的平民百姓。

上述太平天国动乱只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灾难之一，所记录下来的战争、暴力、杀戮、饥荒、瘟疫以及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不知凡几，但鲜将灾难对个人与群体所造成的苦难，详加叙述，更不用说进而探讨苦难的心灵，以及人们对创伤的反应。后人应知古人如何面对不幸、伤痛、残酷、恐惧、震撼与焦虑，唯有加入中国的苦难史，才能有比较完整的全球苦难史。

关于环境议题，也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必然是全球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既然是世界性的，自然界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势必对全球环境的理解有其重要性。中国人对明清之际小冰期的看法与反应将增益17世纪全世界受气候异变影响的知识。中外生态知识之互通可显示更为完整的环境史，能够获得对气候变化、动植物的分布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土地形态的转变。

历史上的生态变化会对所有的生物与人文有持续的影响，诸如森林面积的减少，饥荒与疾病的蔓延，与干旱为患，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生态历史无疑有助于从古至今环境变迁过程的研究。⁽²⁵⁾中国的森林从明朝中期到清代的五百年间，迅速地消失。华北的森林在明初仍然茂密，⁽²⁶⁾然而由于人口与城市的遽增需要无数的燃料与建材，持续地消耗林木，不久长城一带的森林很快消失，以至于到了晚明，伐木者已需深入偏远的四川、贵州与云南等省区。⁽²⁷⁾人为的砍伐逐渐使中国的森林大面积地消失，导致近代中国严重的土壤流失，旱涝为患，以及沙尘暴。⁽²⁸⁾

清除林区以为农地，此举无可避免地减少了飞禽走兽的生存空间，许多物种包括熊猫在内，在17世纪之前面临灭种的威胁，⁽²⁹⁾饥饿的华南虎从山林中出来伤人。在明清中国，森林的消失迫使老虎出现在黄河以南的许多城镇与乡村，找寻食物，甚至有报导称老虎曾侵入杭州民宅。⁽³⁰⁾长江三角洲的虎患到明末已十分严重，并延续到清代。当中国在18世纪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村民仍然需要设置陷阱捕虎。直到清中期经过不断的捕杀，逐渐使老虎绝迹，华南虎也终于成为濒临灭绝的动物。⁽³¹⁾老虎问题成为中国生态危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从生态看中国历史，也就是重视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意识与政策，以及瘟疫疾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无疑可补全球范围内环境史之不足。跨文化的全球生态史仍然有待开发，没有中国的环境史必然是不完整的，必然只有地区性的意义，故有必要理清跨地区、跨文化的人与自然间的互动。

中国史如何能够真正融入全球史？所谓世界史早已存在，但事实上尚未见到一部真正完备统合的世界史，著名的韦尔斯《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虽然声称“是一本人类生活史”，但仅仅简略提到早期的中国史，作者也承认“中国史对欧洲人来说仍然所知甚少，而我们自己的记载尤其难以令人满意”⁽³²⁾。不过，韦尔斯的史纲自从于1928年译成中文后，在二战之前在中国也是一部广受欢迎的世界史。⁽³³⁾众所周知的25卷本《史家的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聚集了大量的材料，但基本上是许多民族国家史的合编，有点各说各话，而非融为一体的世界史。⁽³⁴⁾戞拉替（John A. Garraty）与盖彼得（Peter Gay）合写的多卷本《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也是在第一卷中将不同地区与国家合而编之，然后在二、三卷中按年叙事，但中国史部分时而中断，不能畅述，内容也远不够充实。⁽³⁵⁾其他许多世界史大致而言都难令人满意。中国史家周谷城曾试图以各民族与文化的交往，特别是欧亚之间的交流来写世界史。周氏且有破除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史的雄心壮志，不认同西方文明单向传布到世界各地的观点，但周氏没有完成他所企划的世界史，只写到工业革命，当然他也试图以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来写这部书。⁽³⁶⁾

欲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史难度颇高，因当代史家大都是专治一端的“专家”，缺少全球视野的历史知识，鲜能从浩瀚的材料中作适当的选择与平衡的判断。晚近流行解构历史知识以及史学“零碎化”的趋向，亦与全球观点背道而驰。再者，民族主义并未退潮，使公正的全球史难以出现。但是全球时代毕竟需要全球史来因应，也许我们可以从近现代全球史开始，因各国在近现代的互动已十分密切，已形成无可分隔的“人网”，希望有朝一日正在成长中的“全球主义”（globalism）能使这个世界成为真正的地球村，包容不同的人民与多元的文化，中国史不仅充分融入全球史，而且成为人类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论

时至今日，全球化多限于密切的洲际往来、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整合。各国在思维上与心理上的鸿沟仍然存在，然而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来到之前，必须先要有一个和谐的世界，辨认国家民族间的歧见与文化上的异同，以便订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

本文聚焦于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中国史只为汉语世界服务，到近代由于西方的影响，以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书写历史，现在当及时以更新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史。一部全球观点的中国史不是将特殊的中国历史经验普世化，而是形成一个多元的“人网”。中国特有的历史经验，如本文所述的苦难与生态环境必然能增益在这些方面全球性的知识。降临在中国过去的苦难，自然界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人对于其生存空间的记忆，必大有助于全球史的理解。同时，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们需要克服国家至上意识，学术界的专治一端，以及后现代的虚无主义，使中国史真正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汉学”Sinology）。中国历史最终望能充实世界史，并为全球提供相互理解的有益知识。

【注释】

(1)参见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edited by Arthur F.Wri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2，135. Etienne Balazs，“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in 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 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61，p.78。

(2)参见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1，pp.74—75. Peter Burke，“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in 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33—248。

(3)对后现代史学之强烈批判可参见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汉学研究通讯》第21卷第1期，2002年2月；另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页，第38—44页，第80—88页，第156—162页，第222页。

(4)Kenneth E.Boulding，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64，p.18.

(5)Arnold Toynbee，Civilization on Trail and the World and the We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p.85.

(6)原文是“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identify an integrated global culture without the formation of a world state—a highly unlikely prospect.”Mike Featherstone，“Glob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in Mike Featherstone，ed.，Global 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p.1。

(7)Isaiah Berlin，Vico and Herder：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6，p.159；另参见汪荣祖：《康章合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55—56页。

(8)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31—832页。章炳麟：《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另参见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

(9)参见汪荣祖：《史传通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98页。

(10)参见John R.McNeill and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3。

(11)Ibid.，p.3.

(12)参见徐子明的一篇英文演讲稿，徐子明：“What the World's History Might Have Been，”《宜兴徐子明先生遗稿》，华冈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13)详阅Donald W.Treadgold，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vol.2，pp.8—12。

(14)参见Franz H.Micha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ung-li Chang，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6。

(15)石达开：《石达开全集》，埔田出版1971年版，第30页。

(16)参见Franz H.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pp.69，97，103—104，123，153；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24页。

(17)参见Jen Yu-w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94—295；Jonathan D.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6，p.242；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pp.109—115。

(18)Spence，God's Chinese Son，p.243.

(19)Ibid.，pp.243—244.

(20)徐彻：《天京事件中韦昌辉杀人问题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1页。作者指出北王不可能杀掉20 000人，这一数字疑是整个事件的死亡人数。

(21)见石达开：《石达开全集》，第30—31页。

(22)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p.174.

(23)据苏州府志，该府在1830年的人口数字是3 412 694，当1865战争结束后只剩下1 288 145，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高纪言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册1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344页。

(24)佚名：《广陵史稿》，《四库未收书辑刊》，卷2，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16页。

(25)参见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26)Walter C.Lowdermilk and Dean R.Wickes，History of Sail Use in the Wu T'ai Shan Area，Shanghai：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8，pp.4—5.

(27)参见蓝勇：《明清时期皇木采办研究》，《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8)参见丁建民、徐廷弼：《我国的森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9)参见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有关中国帝国晚期的生态危机可参见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09—332。汪荣祖：《“天地之盗”：明清帝国生态危机综说》，《中国文化研究学报》2010年7月。

(30)参见陈继儒：《虎荟》，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卷1364，中华书局1983年版。

(31)参见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32)Herbert G. 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vol.1，Garden City：Doubleday＆Company，1971，p.150.

(33)参见韦尔斯著，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4)参见Henry S.Williams，eds.，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AComprehensive Narrative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s Recorded by the Great Writers of All Ages，London：The Times，1907—1908。

(35)参见John A.Garraty and Peter Gay，A History of the World，3 vols.，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72。

(36)参见周谷城：《世界通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