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茂县东兴乡是羌族吗

第二节　近现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一、杨国桢（1781～1849年）

羌族，字海梁，清代著名爱国将领杨遇春之次子。清嘉庆年间中举，授户部郎中。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安徽颍州知府。道光元年（1821年）任云南按察使司。两年后擢升河南布政使司。道光七年（1827年），任河南巡抚。道光十九年（1839年）任刑部右侍郎，旋授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得浙江总督之任，因受投降派权臣穆彰阿等的阻扰而未能莅任。返乡后，曾校刻《十经音训》《古文雅正》等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内阁奉上谕升任总督。次年病故，朝廷授光禄大夫，入祀成都府暨崇庆州贤良祠。

二、赵万嚞（1819～1885年）

羌族，号三吉，四川汶川县雁门乡月里村人。清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其高曾祖父均为当地名儒。赵万嚞天资聪颖，自幼熟读儒家诗书，博学能文，且擅长书法，儒门中堪称文坛秀士，名重一时。平生创作了大量文章、著作及诗词歌赋，至民国末期尚存少量写本，惜于“文化大革命”中焚毁。从现已掌握的情况来看，赵万嚞留下的诗歌作品共有25首，主要收录在四川省雁门乡人民政府编《汶川县雁门乡概况》中，有《岁试蓉城醉后题壁》《自遣诗》《过街楼》《志别杨兄》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抒怨愤世的自遣诗；二是寄情山水的写景诗；三是与友人唱和的应酬诗。另有《月里庙宇》《重建索桥外三圣宫庙宇碑序》等文存世。

自遣诗是赵万嚞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他自幼家境贫寒，一生坎坷，曾多次参加各种科举考试却屡试不中。赵万嚞虽有才华而终不得志，因此一方面靠外出教书谋生，一方面寄情山水，探幽访胜，遍游岷江上游的名川古关。其写景诗作善于在大自然的闲适风光中融入个人的心境，也较为注重于对民情风俗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总之，在诗歌创作方面，赵万嚞不仅继承了“高氏五子”⁽²⁾的“立足故乡，描绘山川”的创作风格，而且还把清代羌族的山水诗创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董湘琴（1843～1900年）

羌族，灌县（现都江堰市）虹口乡人。光绪十年（1885年），以直隶理番厅乙酉科“拔贡”入仕。董湘琴有“川西第一大才子”之称，尤以脍炙人口的游记长诗《松游小唱》而远近闻名。

董湘琴是川西羌族董姓土司的后裔。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年），“茂州羌起事”，诸羌叛乱，唐王朝出兵镇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羌酋董和那蓬固守松州有功”“以董和那蓬为刺史”，从此董姓羌族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姓，历史上一直成为中央政府在羌族区的代言人。宋代也以董姓为羌长。元朝推行土司制度，董旺格封为静州长官土司。明代成化时期，董百彪被封为通化土司，住维城。清朝顺治时期，静州土司董怀德归附清朝，建立衙门，其子董光书中举，建立董氏祠堂，设立祖先牌位，制定宗支行序。康熙时期，董百彪一支后裔迁往灌县，世居虹口，清朝末期这支董姓羌人通过开办煤窑、淘金、开矿、种茶、种药、制漆、开发森林逐渐成为富豪。董湘琴就是董百彪一支的后裔。

董湘琴受到了羌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长期生活在羌族与汉族的过渡地带，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他看到了满清的腐败，帝国主义势力时常入侵中国，慈禧太后又专权误国，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董湘琴耳濡目染，也“世乱每怀陶侃志，时艰独抱仲淹心。”可是时运不济，常感怀才不遇，“尝以戎马书生自命”。

咸丰年间，四川东乡（现四川宣汉）发生了“东乡血案”。其原因是东乡发生旱灾，而县令孙定扬却增加苛捐杂税，税亩之外另增五百文，东乡老百姓涌进县衙理论，孙却谎报“百姓造反”。四川总督文格行文“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带队进剿，一天一夜杀死百姓四百余人。生员袁廷蛟，是“哥老会”成员，进京状告贪官，却被刑部拘捕。史称“东乡血案”。清政府也对孙定扬、李有恒、文格进行了简单处置。张之洞不断收到四川生员所报东乡血案实情，对川中百姓深表同情，对贪官深恶痛绝，连续向朝廷呈上《附呈蜀民困苦情形》等奏折。清政府重审东乡案，孙定扬、李有恒判监处决，总督文格另行议处，还处置了很多办事不力的大小官员。1879年，东乡血案沉冤得洗，四川“哥老会”成员到京向张之洞致谢。董湘琴是“哥老会”成员，曾经得到过张之洞的关照，常以张之洞“门生”谦称。因此，也随同前往张府表示感谢。在整个过程中，董湘琴胆识过人，不辞辛劳，公正无私，加之又是羌族豪门，就被“哥老会”尊为“冒顶”，成为四川西路袍哥“九合宫”会首。

光绪年间，松潘境内矛盾激化，清朝派夏毓秀任松潘总兵，进行围剿，但收效甚微。因为董湘琴是土司后裔，出身豪门，熟悉羌藏民情且深谙汉族文化，加上又是袍哥会首，夏毓秀知道松潘、理县、茂县、汶川有很多地方乡绅加入了以董湘琴为首的袍哥组织，就盛情邀请董湘琴为幕僚。董湘琴一直报国无门，得到这个邀请，欣然接受，甚至有求之不得的感觉。此后，因夏毓秀提升为四川提督，董湘琴也被授予“蓝领后补知县”的头衔。但由于他秉性刚直，厌恶官场丑恶，终究还是弃职回归故里，携妻在成都百花谭附近隐居。

《松游小唱》写于1891年，是董湘琴由灌县赴松潘就任途中即兴而作，凡一万言长诗传世。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系统叙述松茂茶马古道的珍贵史料。松茂古道全长700里，秦汉以来一直是川中盆地通往阿坝、青海、甘肃等地区的商贸通道，也是四川及其以南地域连接著名丝绸之路的纽带，有了这条通道，就把古代的西南和西北连接在一起了，在交通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在历代史书中罕见有对其叙述者。《松游小唱》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诗记述了“三垴九坪十八关，一罗一鼓上松潘”。凡32处景观，120处风景名胜，叙述了18处历史古迹，16处民族风情，10余个掌故传说，讲述了都江古堰、沙窝奇观、神禹故乡，把从都江堰到松潘沿途景致进行了或略或详的讲述。例如写汶川景致之一：“晚塞暮云横，凉月又东升。山深况复又秋深，西风飒飒肩舆冷。何处远人村，烟火迷离，茅屋柴门，疏离透出寒灯影。姜维城下起茄声，忍听秋贲。不必雨纷纷，已是行人欲断魂。猛抬头，威州已近。”可见其诗文晓畅明白而不失才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现在汶川、松潘、茂县一带地区都还流传着他的作品。他在清末被捕和获释的趣闻，也极富传奇色彩。

四、高体全（1854～1936年）

著名羌族诗人，号用周，别号野侨。汶川绵虒乡人。从现存的绵虒乡高氏家谱来看，高体全是高腾凤的后裔，其家族当为羌族诗人高志安之孙。他自幼熟读儒家诗文，曾考取廪生，长于金石书画，尤以墨龙画远近闻名，求画者络绎不绝。高体全文武兼备，并急公好义，济困扶危。参加同盟会，率领本地民众参加革命斗争，为推翻满清王朝在汶川的统治作出了贡献，人称“同志大王”。据传高体全生前除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外，还对诗歌创作有浓厚的兴趣。平时常与挚友吟咏唱和，写有不少诗文。惜多数无存，目前仅《汶川县绵虒乡志》中收录其两首无题小诗。

这两首诗均系其晚年之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国难当头，政府腐败。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民大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身为老同盟会的会员，高体全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均治幸福口头禅，呼吁时闻实可怜，帝制推翻偿夙愿，未知何日乐尧天。”作者以直抒胸臆的笔法，写出了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失望与不满。

五、杨叔明（1894～1961年）

羌族，字永浚，字菽庵。四川省成都市人。其父杨光析为清朝末年的优贡。从小在家塾读书，8岁后转入成都第四小学，后毕业于崇实学堂，考入四川存古学堂（即四川国学院），接受了经学、哲学的严格训练。1917年，考入德文学堂，不久该校停办，乃从师学习经学、诗文、绘画、中医，并先后受聘于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重庆艺术专门学校、成都政法专门学校。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任中国青年党四川省支部主席、青年党四川党务特派员。1934年秋，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检审委员。次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青年党西康党务特派员。1939年，任西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后任四川省政府顾问。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委员和四川省支部代理主席，后又退出民盟。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在成都起义。1958年，以“反动党团骨干”罪名判处徒刑8年，1961年3月7日病逝。1981年，有关部门撤销原判。1985年平反，明确“起义人员”身份。

六、文治昌（1902～1989年）

四川茂县人，著名运动员、教育工作者。1923年考入成都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因热爱体育运动，192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体育系。同年7月，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获纪念铜牌一枚。1930年毕业，3月赴杭州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获万米长跑第二名，首次为四川捧回银杯一个。其后，在成都、新都担任中学体育教师。1942年1月，回茂县任茂松理汶县立初级中学体育教师。1945年，第十六区专员公署在茂县禹乡运动场举办首届专区运动会，文治昌任总指挥、总教练、总裁判。1949年任县参议员。1959年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1975年获释返乡。1983年5月平反。同年，任茂县政协委员、政协阿坝州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享年87岁。

七、顺公著（1907～1965年）

羌族，字仲熙，号师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生于石钮乡石鼓村。少时曾在乡随伯父顺玉章（前清贡生）读私塾，后进县城读高小。1928年考入省立成都师范大学。1931年考入四川大学文学系，在校读书时即关心家乡人民疾苦。1933年叠溪发生强烈地震，后又发生洪水，他在成都积极联络十六专区各县旅蓉同乡会成员，向省政府及社会发出请愿书，要求拨款赈灾。1934年顺公著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被聘任为四川省赈济会秘书，并兼任省立成都石室中学和成都市中国文教员。

清末除石泉曾设一所中学堂外，其他地区中学之置实为民国之事。1931年秋，四川屯殖督办署在茂县创办“松理茂汶联立初级中学”，但仅4年就因政局动荡夭折。顺公著看到自己家乡文化落后，人民吃尽了苦头，早有在家乡办学的夙愿。1940年，十六区专署联络松潘、理番、汶川、茂县，拟在茂县创办联立初级中学。顺公著放弃了在成都的优裕生活，于1941年2月回县筹办学校。1941年，茂松理汶县立初级中学正式开学，这是茂县历史上也是羌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顺公著先生成了开创羌民族中学教育的第一人。至2001年，茂县中学一共毕业了50届初高中学生，培育各类人才上万人（少数民族占85%），成为阿坝州教育的中坚力量。

茂松理汶县立中学开办后，顺公著任校长，不顾校务繁忙，兼任了国文教学。他办学有方，言传身教，校风良好，纪律严明，所教学生大部分成绩优良，有的考入成都、金堂等有名学校。解放后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办学中，为解决经费困难问题，顺公著常常带领学生平整操场、开荒地、种蔬菜，翻山越岭到土门背运木料，添置体育器具，还组织师生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教唱抗日歌曲，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1943年后，通货膨胀，教师薪资菲薄，生活困难，部分教师辞职，顺公著面临重重困难，费尽心力稳定教师队伍，维持办学。1946年因办学经费的分歧，该校改由茂县自办并更名“茂县县立初级中学”。至1949年秋，学校增招高中学生，始发羌区高中教育先声。

1942～1946年，顺公著被选为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参议长。此间，他对地方苛税、禁止鸦片、兴办教育和改善道路等问题，向政府多次提出咨议。1947年，他被选为国大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回四川后，应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聘请，出任西康省政府秘书，并兼康定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随刘文辉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顺公著被安置在康定人民旅馆工作，曾因历史问题备受委屈。1965年因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8岁。1986年6月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给顺公著落实了政策，证明其起义人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