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小学

第一节　民间教育

很早以来，朝鲜民众就重视子女教育，然而到近现代国家公办大众教育以前，各种教育启蒙均由民间形式进行。从朝鲜族民间教育形式看，可分私塾书堂教育和民办学校教育。

一、私塾书堂教育

朝鲜民众重视子女教育，在那移居拓荒的艰苦年代也不忘子女教育，只要一个地方形成一定规模的朝鲜族聚居村落，那里就会出现私塾书堂，就能听见孩子们的琅琅书声。私塾体现了当年刚从朝鲜半岛移居而来的朝鲜族教育热。

私塾或书堂教育属于平民教育场所，在近代学校教育开始以前，它是民间进行教育、传授知识的主要形式。朝鲜族的私塾书堂教育继承了朝鲜的教育传统，没有脱离封建制度影响，“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教育是其主要内容，大都以《千字文》开始，依次学习《童蒙先习》《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同时读一些《五言》《七言绝句》《四律》等诗词。教授形式主要包括讲读、写作和习字。据不完全统计，1914年延边地区延吉县就已经有朝鲜族垦民私塾116处。

私塾书堂的一切事务由教师管理，如果学生较多，就指定学习好或年龄较大的学生帮教师给年龄较小的学生教习知识，教师不在时则由年龄较大的学生出面处理相关事务。

私塾书堂的创办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塾师自办的；二是有识之士独办或合办的；三是村落公办的。教师一般聘请当地或外地有名望的人，其居住、伙食及生活费用由学生家长共同承担，以实物支付。在私塾里就读的学徒年龄一般是7～8岁和15～16岁，也有20岁以上的青年人。

私塾设施简单，只要有一间屋子和一位先生就能开办，易于普及。尽管当时私塾书堂简陋，也没有学制及班级分类，但它为一般民众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场所，为民族的文化教育启蒙作出一定的贡献。

夜校也属于此类。自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半岛以后，更多的朝鲜半岛居民来到中国。他们在各地开展抗日独立斗争的同时，纷纷创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并传播抗日爱国思想，因此夜校成为民间进行大众教育的另一种形式。

二、民办学校教育

20世纪初，在朝鲜爱国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朝鲜族地区也兴起反封建、反日的民族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出现民办学校，向朝鲜族大众传授新知识，灌输反日爱国思想，打开了近代教育之门。1906年，创办了“瑞甸书塾”，这标志着朝鲜族教育由旧式私塾书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开始。

1907年，瑞甸书塾被停办后，朝鲜族反日志士在延边各地开办私立学校，陆续创办了昌东书塾、光成书塾、明东书塾、正东书塾等，1910年这些书塾发展为中学。到1911年，延边民办学校达19所，学生493人；到1916年学校数增至156所，学生数增至3879人^[1]。

中国朝鲜族第一个学校（1906年）

朝鲜族民办的各类学校实施新文化教育和反日教育，以培养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反日爱国精神，灌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设置的课程有朝鲜语、朝鲜历史地理、数理化、修身伦理等。

1928年，东北朝鲜族反日民族志士经办的学校发展到388所^[2]。这些学校的经办有4种类型:一是由朝鲜族各阶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创办；二是依靠宗教团体补助基金创办；三是依靠学校创收经营的；四是由个人捐助的资金经办的。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东北解放区的朝鲜族民众办学热情更加高涨，各地掀起办学高潮。朝鲜族地区纷纷组织“家长会”“董事会”等民间办学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筹资金，自备建材盖校舍，创办了数百所中小学。例如，在1946年到1947年间延吉县就建立了18所民办中学。到1949年，延边地区已有小学647所，其中民办占86.7%；中学31所，其中民办占70.9%^[3]。这些民办学校的广大师生艰苦创业，自己动手制作桌椅和黑板，种地创收解决教学所需。虽然教师待遇也很低，每月仅60～70斤小米或高粱，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民众办学热情很高，教师乐于教，学生愿意学，教学效果十分显著。朝鲜族民众掀起的办教育高潮，对于当时普及中小学教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例如1952年延边朝鲜族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基本实现了小学教育普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逐渐将原来的民办学校纳入公办体制内。1952年，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关于把东北地区朝鲜族民办中学改为公办中学的决定》，延边地区将19所民办中学全部转为公办，小学采取合并或并入中心校的办法以减少民办学校比重。此后，民办中小学逐渐纳入到公办。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大量向山海关以南城市流动，其中包含不少学龄少年儿童。由于山海关以南地区没有公立朝鲜族中小学，这些孩子无法接受民族教育，为此，一些朝鲜族人士在天津、北京、青岛等城市开始创办朝鲜族学校，这样民办朝鲜族学校又出现了。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基础教育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没有新政策出台以前，民办朝鲜族学校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致使已经出现的5～6所民办朝鲜族学校中，北京、天津的学校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青岛的两所学校只能勉强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