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昆曲活动的繁兴

明代中叶，昆腔经戏曲音乐家魏良辅革新后，演唱范围不再局限在昆山一隅，而以经济文化地位居江南之首的苏州府城为中心，向大江南北迅速传播，由于其曲白音色遵依吴侬软语为准则，所以昆曲演员大多是苏州人，戏班也以出自苏州的为上乘，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以至于昆腔戏又称为“吴剧”、“苏腔”、“苏州戏”。而苏班声名远扬，常应聘到外地演出。明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上海潘允端在《玉华堂日记》中称赞说：“吴门梨园，众皆称美。”又据王载扬《书陈优事》记载，清康熙年间苏州（吴县、长洲、元和同城分治）的昆班多达千数，这真是盛况惊人了！而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二《春台戏》说：

苏州戏班名天下。乾隆辛丑（按：指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浒关榷使者进呈古今杂剧传奇，计一千八十一种。郡人叶广平精音律，为《纳书楹曲谱》，宫商无谬误。承平日久，乡民假报赛名，相习征歌舞。值春和景明，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俗谓之春台戏。抬神款待，以祈农祥。台用芦苇蔽风日，谓之草台。其班之上者，为城中班。来安庆者，为徽班，来江、震别处者，为江湖班。最有名者，为昆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排印本第74页，此书收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足见苏州乡村草台戏也盛行昆腔，而且农民们特别推崇苏州城中的昆班。

苏州的昆曲活动最称繁兴，但众多的昆班在史料中并未全数记下班名。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并参考《昆剧演出史稿》、《昆剧史补论》、《昆剧发展史》、《苏州戏曲志》和《昆剧大辞典》等专书，进一步探究有案可查的苏班名实，加以勾稽补证，与研究者共同讨论。

一、明清时期苏州的昆曲家班

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康熙之世，苏州除了职业昆班流行以外，有财力的仕绅往往蓄养家庭昆班。明人陈龙正《政书》说：“每见士大夫居家无事，搜买儿童，鼓习讴歌，称为家乐。”这些家班都是私人置办的，家主自购戏衣行头，自请艺师教习女乐或优童，以自娱为主，兼待宾客；有些出色的家班甚至能公开献艺，与职业昆班一比高低。

据《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鲛绡记〉提要》记载：“闻明中叶间，苏州上三班，相传曰‘申《鲛绡》’、‘范《祝发》’。”这是指万历年间苏州演艺高超的“上三班”都是家班，其中申班的拿手戏是《鲛绡记》，范班的拿手戏是《祝发记》；另外还有一个徐班，位居第三。

申班：申时行家班，是明代万历年间苏州最负盛名的昆班，申时行是苏州吴县人，嘉靖四十一年考中状元，万历十一年任内阁首辅，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卸职后南归家居，广蓄声伎，遍征梨园。其府第在苏州城内百花巷，戏厅宽敞，家班中名伶有周铁墩（白面兼老生角色）、沈娘娘（旦角）和顾伶等。郑桐庵《周铁墩传》说：“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无名氏《笔梦叙》说：“女教师沈娘娘，少时为申相国家女优。”杨绳武《书顾伶事》云：“相国家声伎，明季为吴下甲，每一度曲，举座倾倒。”据焦循《剧说》卷四记载，戏曲大家李玉早年是申府的家人，李玉曾得到申府家班的艺术熏陶，所以他创作的《一捧雪》、《清忠谱》等传奇剧都能联系舞台实际而工于排场。再说申时行的儿子用懋、用嘉和孙子绍芳也都热爱昆曲，使申班经历祖孙三代而不衰。明亡后，申班仍继续演出，而且艺事兴旺，分设大班、中班和小班。申府小班有名伶金君佐，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到南京演出《葛衣记》和《七国记》等剧目（《王巢松年谱》）。顺治十八年（1661），申府中班又应邀到太仓王时敏家演出李玉的《万里圆》（《王巢松年谱》）。据毛莹《晚宜楼集》赠周铁墩诗所记，申班直到康熙初年尚有演剧活动，可见其声势之强劲。

范班：范长白家班。范氏名允临，字长白，原籍华亭（今松江），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及第，因爱好苏州的园林，移居吴县，在天平山下开辟了一座花园，性喜昆曲，其家班得自扬州汪季玄的转让，艺术水平甚高（见《陶庵梦忆》和《鸾啸小品》）。

徐班：徐仲元家班。潘之恒《鸾啸小品·吴剧》记载，上三班中“范、徐班为亚旅”，又说“徐仲元有小班，生、旦差胜”，可知徐班位居申班、范班之后。

除了“上三班”以外，当时苏州著名的家班还有项班和许班。

项班：吴县项楚东的家班女乐。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一年（1613）记事：“十一月初一日，赴项楚东别驾之招，与王稚方孝廉联席。楚东命家乐演玉阳给谏（指剧作家陈与郊）所撰蔡琰‘胡笳十八拍’，与王嫱‘琵琶出塞’，凄然悲壮，令人有罹苦雪之感。”项班是女乐性质，主要的女伶有紫烟、春晖、寒芬、秋声、子延等。

许班：许自昌家班。许自昌字玄祐，长洲人，约生于万历五年，卒于天启三年（1623）以后。官至文华殿中书，后辞官归里，喜爱藏书和词曲。他是著名戏曲作家，编有传奇七种，以《水浒记》最负盛名。他家居甫里（今苏州郊外甪直），构筑园林“梅花墅”，中有得闲堂，为演剧之处，侯广成有“浮白奏来天上曲”诗句，原注云：“先生有家乐，善度新声。”陈继儒为许自昌所撰《行状》也说：“弦索歌舞称之，而又撰乐府新声，度曲以奉上客。”许氏自撰的传奇新剧，就是由家班首先排演的。

此外，汪汝谦《西湖记游》记明末“吴门徐青之”也有家班，“轻讴缓舞，绝代分流”。范守己《曲洧新闻》记董份富冠三吴，“其青童都稚者五十余人，分为三班，各攻鼓吹戏剧诸技”。这都是明代苏州的家班。

明亡后，由于受到清兵南下带来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冲击，家班消歇。到了顺、康之间，局势稳定，苏州的家班渐有活动，著名的有朱必抡、王永宁、尤侗、曹寅和李煦五家。

朱必抡家乐：朱必抡是明末清初吴县洞庭东山人，据吴伟业《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诗序记载，他以布衣而蓄养女乐，“筑楼教其家姬歌舞”；诸姬十二人，内中以紫云最出色。考吴氏此诗在《梅村家藏稿》卷十四中编排在《家园次罢官吴兴有感》之后，而湖州太守吴绮（园次）罢官是康熙八年（1669），可知朱必抡家乐的活动时期是在明末至清代康熙初年。

王永宁家班：康熙初，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自云南回苏州，置宅于拙政园，养了一班家乐女优。康熙十年秋，戏曲家余怀、李渔曾在园中观赏王氏家班演出《牡丹亭·惊梦》和《邯郸记·舞灯》诸剧^[1]。

尤侗家班：尤侗字展成，号悔庵，别署西堂，长洲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是清初的戏曲家，作有传奇《钧天乐》一种，杂剧《清平调》等五种，合刻为《西堂乐府》。他在顺治九年出任永平府推官，顺治十三年（1656）被谪告归，在苏州葑门内尤氏旧宅新建“看云草堂”戏厅，培养了十多位歌童组成家班，演出自编的剧作。其《草堂戏彩图》小序说：“予教小伶数人，资以装饰，登场供奉，自演新剧曰《钧天乐》。”《钧天乐自序》也说：“家有梨园，归则授使演焉。”

曹寅家班：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由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调任江宁织造。曹寅在苏期间，不仅自办家庭昆班，而且还创作了《北红拂记》杂剧，由家班演出。尤侗写的《题〈北红拂记〉》说：“荔轩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据尤侗《西堂余集·自撰年谱》记载，康熙三十一年秋，曹寅家班曾在苏州拙政园演出尤侗的《李白登科记》（即《清平调》）。曹寅调任江宁织造后，家班也随之到南京去了。

李煦家班：李煦（1655—1729）是曹寅的妻兄，自曹寅调往南京后，李煦即继任苏州织造长达三十六年之久（自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李煦也是昆曲迷，他到苏州以后，一方面为康熙皇帝选拔“内廷供奉”的昆伶，一方面在康熙南巡时积极安排接驾演出。《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他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接驾的演出安排是：“三月十七日午刻，进苏州阊门，泊舟。织造李奏准，……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过街五彩天篷，张灯结彩，由大街至苏州织造府内，备行宫驻跸。”“四月十二日，……织造府李进宴演戏。”正因为生活在苏州昆曲极盛的环境里，李煦也蓄养曲师优伶，自办家班，他的儿子李鼎更是沉溺迷恋，不仅亲自参加演出，还花费巨额资金添置服饰行头。据顾公燮《顾丹五笔记》说：“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这反映了李煦家班在其子参与下竞尚豪奢的情况。

雍正皇帝即位后，整饬吏治，禁止外官蓄养戏班。《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记载：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既奉旨之后，督抚不细心访察，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及提镇家中尚有私自畜养者，或因事发觉，或被揭参，定将本省督抚照徇隐不报之例，从重议处。

这个禁令很严厉，所以家班从此衰歇，内中的伶人都转往职业昆班去了。

二、清代前期苏州的职业昆班

早在明代万历初年，苏州的职业昆班已经勃兴，而且已到外地流动演出。上海潘允端《玉华堂日记》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十四日记事：“吴门梨园至，约常相处诸友促坐，串戏。”可见苏班之活跃。终明之世，苏州城乡“每至四五月间，高搭台厂迎神演剧，必妙选梨园，聚观者通国若狂”（陆文衡《啬庵随笔》卷四）。这反映了民间争聘昆班、搭台唱戏的盛况，但各家文籍中很少记下明代民间昆班的名称。只知万历年间苏州有“瑞霞班”和“吴徽州班”。据梧子《笔梦》记瑞霞班名伶罗兰，“苏州人，姿容昳丽”。又说：“罗兰姐者，其父为罗鸣九，瑞霞班老旦。瑞霞班为郡中第一，而罗又为瑞霞子弟中第一。”又据冯梦祯《快雪堂日记》载：“吴伎以‘吴徽州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2]可见这两个昆班都涌现了杰出的名角。到了清朝初年，又有关于金府班的记载：

金府班：清初顺治年间苏州的职业昆班。据王抃自撰《王巢松年谱》记顺治十二年（1655）事迹说：“余与三兄共事，宴大人于酒舫中，陆姊丈定尔适过吴门，亦在座，金府班演《虎簿记》，宋生为生将军，陈外为张定边，真有生龙活虎之意，亦可谓观止矣。”

康熙、乾隆时候，苏州昆班趋于极盛，班社林立，有百、千之数，其名目可考者如下：

全苏班：《王巢松年谱》记全苏班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曾到太仓演出王抃自作的《鹫峰缘》传奇，“诸优摹写尽致，颇得作者之意”。

延秋班：陈维崧（1625—1682）【贺新郎】词记康熙年间在开封作客，看到“吴中诸小部”之一延秋班的演出，并会见了旧时认识的班中名伶陆郎。

吴中四大名班：王载扬《书陈优事》记康熙年间梨园情况说：“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衣冠宴集，非此诸部勿观也。”（焦循《剧说》卷六）这说明当时苏城千数的昆班中，以寒香班、凝碧班、妙观班、雅存班四部最为出色。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第三次南巡抵苏时，苏州织造李煦“以寒香、妙观诸部承应行宫，甚见嘉奖。每部中各选二三人，供奉内廷”，玄烨看中了寒香班的净角陈明智，“特充首选”。

织造部堂海府内班：雍正、乾隆年间苏州织造海保为承应官差而创办的昆班。海保字万涵，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八年（1730）以内务府“奉宸苑郎中”的头衔出任苏州织造（乾隆元年刻本《江南通志》卷一〇五《职官志》）。“织造部堂海府内班”的班名见载于苏州老郎庙于乾隆元年（1736）七月勒石的《感恩碑记》^[3]，碑上还刻有该班演员梁绍芳、曹晋臣等35人的名单。所谓“内班”，就是指织造府内官办的戏班（又称公府内班），是地位特殊的职业昆班。《扬州画舫录》卷五称之为“织造府班”，又说另有“海府串班”，则是指府内一批僚属职员业余串戏的班社，著名的串客（业余演员）有老旦费奎元、老生陈应如、小丑汪颍士等。

苏州老郎庙《历年捐款花名碑》题名中46个苏班：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梨园总局，是昆班艺人聚会议事的公所。为了修葺老郎庙，苏州的戏曲行会“如意会”、“永安会”和众多的昆班及艺人纷纷捐助银两，在《历年捐款花名碑》上留下了记录^[4]。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起，到四十六年五月止，先后捐款题名的苏州职业昆班多达43个，乾隆五十二年捐款题名的又有3个，共计46个苏班，班名是：永秀班、瞻云班、小江班、萃庆小班、集华班、秀华班、二升秀班、玉林班、仙籁班、龙秀班、来凤班、一元班、季华班、集秀班、聚秀班、结芳班、集锦班、永秀班、萃芝班、品秀班、坤秀班、九如班、庆华班、迎秀班、聚芳班、保和班、汇秀班、宝秀班、宝庆班、宝华班、锦秀班、集芳班、萃芳班、发秀班、祥秀班、升亨班、同庆班、升林班、升平班、庆裕班、升秀班、升庆班、升云班、小红班、迎福班、小院班。——这46个苏州昆班的活动事迹没有任何记载，但其中乾隆四十六年题名的“集秀班”名称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曾被“集成班”所沿用。因此，可分别称为“老集秀班”和“新集秀班”，以示区别。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按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七八岁时是乾隆三十、三十一年，那“集秀班”当指《捐款花名碑》上的“老集秀班”，而不是后来集成班改名的新集秀班。又，吴长元《燕兰小谱》也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以前苏州有集秀班，当然也是指老集秀班。

合秀班：钱泳《履园丛话》说的“合秀、撷芳诸班”，“撷芳”似即《捐款花名碑》上的“结芳”，而“合秀”这个班名在碑上没有，应予另外列目。

莲喜班：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说：“辛亥（乾隆五十六年，1791）二月四日，于永泰村观莲喜班演《一捧雪》传奇。”

松秀班：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又说：“辛亥（乾隆五十六年）仲冬朔日，吴门松秀部于慈祖寺前演《琵琶记·辞朝》一折，曲调规模，可称双绝，观场者赞不容口。”

集成班、集秀班（新集秀班）：据龚自珍《定盦续集》卷四《书金伶》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苏州织造和扬州盐使为了迎接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并贺皇上六十大寿，依照名伶金德辉（吴县人）的建议，从“苏、杭、扬三郡数百部”昆班中精选优秀演员和乐师，临时组成接驾演戏的班子。“队既成，比乐作，天颜大喜。……有旨询班名，鹾使奏：江南本无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驾既行，部不复析而宠其名曰集成班，复更曰集秀班。”这个临时优化组合的集成班因“老集秀班”已散，乃承袭集秀班之名，常驻苏州，成为集一时之秀、演艺水平最高的苏班，在舞台上活跃了四十多年。据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记载，该班在嘉庆初年曾派出青年旦角为台柱组成“集秀分部”晋京演出，“闻风者交口赞美”、“座客极盛”。由于这个新集秀班名扬四海，当时各地都打出“集秀”的招牌演唱昆戏，如广州有“姑苏集秀班”，长沙有“湖南集秀班”，江西有“宜黄集秀班”，扬州有“集秀扬部”，可见其影响深远了。又据张际亮《金台残泪记》记载，集秀班长期坚持演出，直到道光七年（1827）才最终散班。

三、晚清姑苏四大昆班及其他

清代乾、嘉以后，由于花部地方戏兴起，雅部昆曲便在全国范围内日趋衰落。不过，苏州毕竟是昆曲的根据地，群众基础稳固深厚，民间昆班仍坚守阵地，不绝如缕。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虽历经近代各个时期的战乱，但四大名班和聚福、瀛凤等班仍持续不断地演出于城乡各地。为了适应观众不同层次的欣赏习俗，又有文班、武班之分，还有坐城班和江湖班之分。坐城班常年在城区演出，江湖班则外出跑码头，在乡村流动演出庙台戏或草台戏。

据道光二十九年（1849）《老郎庙修理工程捐款收支碑》显示，当时在吉祥会（行会组织）名下捐款的有“洪福、大章、大雅、全福四老班”，史称“晚清姑苏四大昆班”，以下分别进行考述^[5]。

洪福班（鸿福班）：清道光二十九年以前创建于苏州，分坐城与江湖二班。坐城班早在道、咸年间已进入上海演出。王韬在咸丰三年写的《瀛壖杂志》卷一中说：“昆腔之在沪者，以鸿福为领袖。”又据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日《申报》所载《戏园竹枝词》说：“鸿福名优迥出群，眉梢眼角逗红裙。”可见该班极有声誉。王韬在光绪十年写的《松隐漫录》卷十一中又说：“沪上昔日盛行昆曲，大章、大雅、鸿福、集秀（指道光七年前的集秀班）尤为著名。”查《申报》登载的广告，得知鸿福班在光绪四年和十三年（1887）曾在上海三雅园公演，打出的招牌是“新集姑苏老鸿福文班”。至于江湖班，属于“关内（浒墅关以内）南头水路班子”，流动演出于杭、嘉、湖及苏、松（江）、太（仓）一带的农村集镇，光绪年间还曾远征山西。据张林雨《晋昆考·昆腔入晋考》披露，太原地区太谷县阳邑镇庙台有一条题壁写明是“江南鸿福班”，演出时间是“龙飞光绪十□年桂月二十七日至九日止”^[6]。其中一个数目字虽已剥蚀不清，但可以推知时段是在光绪十一年到十九年之间。

鸿福班在辛亥革命前究竟是何年散班的？因缺乏记载，不得而知。而同治年间另有浙江绍兴籍艺人创建的“鸿福昆弋武班”（简称“武鸿福”），与苏州专演文戏的鸿福班是两个不同的班社，不可相混。

大章班：道光二十九年以前创建于苏州，也分坐城班与江湖班。王文镕写的日记体手稿《见闻随笔》，载有咸丰六年（1856）三月“江湖上大章”到浙江嘉善县北中区演戏的实录。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下苏州，大章班转移到上海，在文乐园、丰乐园开演。此后又与大雅班合作，以上海作为主要的演出基地，在观众中颇具号召力。昆旦周凤林、昆丑王小三等之成名，均始自大章班在沪公演期间。光绪初年，大章班渐趋衰微，部分名角并入大雅班。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初，上海三雅园登出海报，标榜“特聘姑苏大章、大雅、嘉湖回申鸿福三班，挑选头等名角”续演昆剧。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初，大章班复与大雅班合作，在上海丹桂茶园会串三天。次年七月，两班再度合演于上海张氏味莼园。由于京班的兴起，昆班急骤衰落，延至光绪三十年（1904），大章与大雅两班一起停歇。清末民初，两班在苏、沪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但到民国九年（1920）6月26日起，《申报》登载了天蟾舞台的海报，打出了“姑苏著名大章、大雅、全福三班合演”的广告。其实，大章、大雅早已歇班，只因当时全福班在沪演出不景气，便假借大章、大雅原有的名气来吸引观众。当年7月27日《申报》发表天亶《南部枝言》，揭示其内幕说：“天蟾台主，趋时所好，遂赴苏邀集昆伶，来沪开演。海报上所谓‘三班合演’者，欺人语耳。此中人才，大约全福、瀛凤两班旧人居多。所谓大章者，仅一唱外角之吴炳祥，为大章坐科弟子。所谓大雅者，沈斌泉之父，昔为大雅班二路角色。彼等遂借此微因，标为三班合演，冀可以号召座客。”果然，沪上名士闻风而至，著名学者唐文治、书画大家吴昌硕等都亲临观剧。历时58天共演90场之多，足见名班造成的轰动效应了^[7]。

大雅班：道光二十九年前创建于苏州，也有“坐城”与“江湖”之分。咸丰十年太平军攻下苏州后，该班艺人随大章班流入上海，从同治二年开始，正式与大章班联合，以上海三雅园为据点合班演出。至光绪三年（1877）正月，大雅班吸收了大章班的主力名角，阵容壮大，在上海丰乐园开演，为期四个多月，“添全角色，日夜开演。”正月初七的《申报》上载有全班37位演员的名单，其中有小生陈兰坡、沈寿林、吕双全，五旦李莲甫，大面王松、张八，白面陆祥林、张武松，老生张南，老外吴锦山，副末李瑞福，二面姜善珍，小面王小四等。次年，著名旦角周凤林等也搭入该班。光绪十三年（1887）春，宝善街的老三雅园停业四年后重新开张，仍邀大雅班上演昆剧。这时候，搭入该班演出的又有后起之秀小桂林、小长生、小金虎、小子香等青年演员，颇得观众赏识。光绪二十年六月，在丹桂园献演了《衣珠记》、《钗钏记》和《寻亲记》。嗣因沪上京班兴盛，昆班处境为难，乃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全昆一准回苏”，主要演员兼跨或搭入“姑苏文全福班”。延至光绪三十年，因队伍不断削弱而散班。

又，1921年1月14日《申报》刊载《诒燕堂昆曲大会串记》报道：“一月四、五两日，城内王氏诒燕堂有大会串之举，邀苏州全福、大章、大雅三班为之班底，海上有名曲家，殆皆登场。”这是指少数原属大章、大雅的旧人参与演出，并非两班复活。

全福班：道光七年（1827）以前创建于苏州，以演昆曲文戏闻名，所以又称“文全福”，也有坐城与江湖之分。据张林雨《晋昆考·昆腔入晋考》披露，全福班曾多次远征山西，促进了“晋昆”的发展。最为珍奇的发现，是在洪洞县上张村舞台上，竟有“道光七年天下驰名江南全福班在此”的题壁字迹，足证全福班早在道光初年已经成立，并有雄厚的实力远征山西巡回演出。另外在太谷县阳邑镇庙台上也有“江南全福班”的题壁，写明年代是“光绪十七年九月初□日”，这说明60多年后，全福班又到了山西^[8]。可见其舞台生命力之活跃，真是令人啧啧称奇了。

全福班流入上海演出也是在太平军攻入苏州以后，曾与大章、大雅合班演于三雅园和张园，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回苏州。及至同治皇帝故世，戏园照例停锣三年，但上海租界不禁，班中艺人为生计所迫，便于光绪元年（1875）赴沪，先与大雅合班演于三雅园，后独立演于满庭芳、一桂轩、聚美轩和聚秀戏园（见《申报》广告）。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福班在苏吸收了大章、大雅两班的主要演员，阵容壮大，再次赴沪，从此成了上海昆坛的主力军。但由于京班竞争激烈，昆班受挫，后仍回苏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与绍兴昆弋鸿秀武班合并，改组为“文武全福班”，班址移驻浙江乌镇。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中，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病亡，因“国丧”停锣而散班。

宣统元年（1909）二月，全福和聚福两班的主力重行组合，恢复了“姑苏文全福班”（或称“后全福班”）。由原全福班二面沈斌泉领班，原聚福班作旦陈聚林“值戏码”，行当齐全，能演出400多折戏。该班到各地乡镇流动演出的水路有两条，一是由苏州开船前往青浦、松江、太仓、昆山、常熟等地，以苏州河为主要航路；另一条是到太湖南面的杭州、嘉兴、嘉善、湖州等地，以大运河为主要航路^[9]。嗣后，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该班艺人时聚时散。民国二年（1913）秋，曾由“武鸿福”艺人汪双全再组“文武全福班”。1917年春改由小生陈砚香领班，重组全福班，于1920年1月3日起，应上海新舞台之邀赴沪献演16场。但因营业不振，便假借大章、大雅的名义，打出三班联演的牌子，吸引了大量观众，轰动一时。从1921年6月起，全福班又演于上海小世界和大世界游乐场。在此期间，适逢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班中骨干沈月泉、沈斌泉、许彩金、吴义生等相继返苏任教。延至1923年10月，全福班在苏州长春巷全浙会馆作了最后一期公演后，乃于年底宣告最终散班。

除了上述四大名班以外，苏州在咸、同、光、宣年间又涌现了三吟秀班、聚福堂老班、高天小班、聚福班和瀛凤班等，现简述如下。

三吟秀班：咸丰初年苏州的昆弋武班。据王文镕《癸丑纪闻录》记载：咸丰三年（1853）四月初五日、初六日，于嘉善岳庙酬神，“苏城之三吟秀班演《钟馗嫁妹》、《三侠剑》、《大名府》、《曾头市》等戏。”

聚福堂老班：同治七年（1868）在苏州创建，班名见于光绪七年所立《重修老郎庙捐资碑记》。碑文记“老郎庙为苏城昆腔演戏各班聚议之所”，“自咸丰庚申发逆蹂躏，苏城失陷，各班分散逃避，在申者尚存百十余名，在夷场分设两班开演，计文乐园、丰乐园，暂为糊口（指大章、大雅诸班流入上海演出）”，“迨至同治三年，省城克服”，首批由沪返苏的昆伶拟议重修老郎庙，但苦于资金不足，难以动工。到了同治七年，大批艺人“陆续回籍，在本庙开设试演”，经过多年募捐，至光绪七年才得以开工重修。捐款题名首列“姑苏聚福堂老班”，可见同治七年开场试演的就是这个班子。

高天小班：据黄南丁《吹弄漫志》记载，光绪初年，在苏州“申衙前”（申时行府第前地名）开演的有高天小班^[10]。传说班主姓高名凤孙，原是堂名“万武堂”主人。所谓小班，是指招收艺徒带有科班性质的昆班，演出时由执教的艺人和徒弟联手，师生合演。光绪六年左右，高天小班因班主死去，遂告散伙。

聚福班：高天小班解散后，由陈聚林和陈福来发起，于光绪七年（1881）另组昆班，在苏州城内景德路郡庙前开演，因同治年间曾有“聚福堂老班”之设，当即承袭旧名而称为“聚福班”。这在光绪七年六月所立《重修老郎庙捐资碑记》中，“聚福堂老班”和“聚福班”是并列分开题名的。光绪八年（1882）正月十七日《申报·姑苏琐志》报道说：“庙前之聚福昆班，亦相继开演，生意均称繁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中，因西太后哀诏下布而停锣报散。后来，曲友程耦卿和徐益生曾招集聚福班旧人，临时在盘门外日租界演出过一个阶段，最终于宣统元年（1909）2月并入“姑苏文全福班”。

瀛凤班（银凤班、迎凤班）：原为光绪年间为全福班输送新人而办的童伶科班，称为金凤、银凤，金凤班其名不彰，而银凤班因曾跑码头而扬名江南。据恽铁樵在《菊部丛刊序》中说：“当吾童时，我乡有所谓银凤班者，即昆曲也，时为光绪戊子、己丑间（光绪十四、十五年）。”该班相传是沈寿林的父亲创办的，班名又谐音为吟凤、迎凤、瀛凤。《昆剧发展史》记述沈寿林童年时曾在金凤、银凤班当过小演员，尤彩云十六岁时曾搭过瀛凤班^[11]。《昆剧史补论》记述：民国元年七八月间，由全福班艺人陆绶卿（寿庆）发起，沈斌泉等参与，“重组北头的迎凤班”^[12]，沿着浒墅关外的水路，到无锡、江阴、常州、宜兴、溧阳一带乡镇间演出。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87年常州文物部门在武进县礼嘉戏台发现了瀛凤班题壁的实证材料。礼嘉戏台原名“五云楼”，是烈帝庙的戏楼，咸丰十年被毁，光绪十一年重建。在后台西首化妆室的墙壁上，竟赫然留存“苏垣瀛凤班”字迹，并写着《扫花》、《三醉》、《训子》、《玉麒麟》、《诉魁》、《请拜》、《游殿》、《闹宴》、《赐绣》、《绣襦记》等字样，表明这是瀛凤班在台上演出的昆剧戏码^[13]。题壁者未署年月，估计是清末民初。民国初年常州人钱化佛在《三十年来之上海》一书中，记他“早年在家乡，昆腔迎凤班演出，是场场必看”。这证明了在武进演出的瀛凤班就是迎凤班。

1920年1月25日《申报·西昆见闻录》报道，瀛凤班又曾进入上海演出。新舞台的打鼓佬阿牛，“赴苏召瀛凤旧人，来沪演唱，上座不恶”。是年5月，又由阿牛承包，邀请瀛凤班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了一个多月，主持班务的是沈寿林之子月泉、斌泉兄弟俩。6月26日起，《申报》登出“大章、大雅全福三班合演”的广告，天亶《南部枝言》指出，实际上是“全福、瀛凤两班旧人”的合演。后因军阀混战，时局不稳，瀛凤班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综上所述，近代苏州昆班对当今昆剧艺术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存亡继绝的作用，其中一百多位身怀绝技的昆伶兼跨各班^[14]，并协力创办培养新秀的科班。如名旦周凤林出于大章班，后搭入大雅班，又曾执教于高天小班（《吹弄漫志》）。尤彩云出于瀛凤班，后来成为全福班的骨干。又如沈寿林一家祖孙三代，原属大雅班，又成为高天小班的台柱，又搭入聚福班，又创办银凤班培养童伶，又成为全福班的核心力量。当1921年昆剧传习所成立时，全福班主将沈月泉、吴义生、尤彩云等多位名角应聘执教。他们培养的“传”字辈新人，于1927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新乐府”昆班，1931年10月改组为“仙霓社”昆班。解放后，由于“传”字辈名家精心传授昆艺，为当今各地昆剧剧团培养了大批接班人。饮水思源，自全福班和昆剧传习所以来一脉相承的关系，真是光耀史册的。

（原载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注释】

[1]《苏州戏曲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8页。

[2]《苏州戏曲志》，第301页。

[3]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9页。下文所述各碑及碑文，均见此书。

[4]《历年捐款花名碑》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被编排在乾隆四十八年勒石的《翼宿神祠碑记》以后，编者没有标目，致使《昆剧演出史稿》（第209页）和《昆剧发展史》（第430页）等著作中均误认“捐款花名碑”是《翼宿神祠碑记》后面的附录，其实两者是各自独立的碑刻。《历年捐款花名碑》由七块小碑联排而成，所署年代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五十六年（参见198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第114—130页）。

[5]《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及桑毓喜撰写的有关条目。

[6]张林雨《晋昆考》，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7]桑毓喜《揭开大章、大雅复出之谜》，《戏曲艺术》1997年第4期。

[8]《晋昆考》，第14—15页。

[9]张允和《江湖上的奇妙船队——忆昆曲“全福班”》，《戏剧论丛》1992年第1期。

[10]1929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戏剧月刊》1卷10号刊载《吹弄漫志》云：“光绪初叶最先开设于申衙前，其时老生是李子美，花旦是葛小香的父亲葛子香及掌生，……人才济济，俱为一时之选，其时名为高天小班。以后班主物故，该班顿形解散，由聚林等组织聚福班，在都庙前开演。”

[11]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677页。

[12]顾笃璜《昆剧史补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13]戴博元《清末以来常州的京昆活动》，《艺术百家》，1992年第2期。

[14]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