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节 客家的宗法制度一千多年前客家人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等原因，举家从中原迁徙又流徙他地。客家人能够在多次的迁徙中保持语言、生活习俗的独立性，归根到底在于宗法制度对客家宗族起了团结凝聚与保障的作用。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血缘关系是一种天然秩序，在社会控制不及或脆弱的地方，血缘关系便外化为一种社会秩序，在中国古代便形成宗法制度，进而演变为家庭秩序。
客家的宗法制度_客家文化与和谐广西
第一节 客家的宗法制度
一千多年前客家人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等原因，举家从中原迁徙又流徙他地。由于特殊的流迁经历，各种外来力量的袭扰常常威胁他们的生存，同宗同祖的认同可以增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异地的立足之本。这就使得他们的血缘意识和宗族观念特别强烈，敬祖穆宗，祖先崇拜尤为盛行。他们聚族而居、共楼而住，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大家庭，同族人彼此相互照顾，和睦相处，不分你我。围屋不仅是一个大家庭，而且还是一个小社会。为了防御盗匪，防御外族欺凌，围屋基本上都有很强的防御功能，强劲的应急体系。在遇到盗匪或外族欺凌，楼内有足够的柴、米、水、煤，完全的自给自足，不出门照样可以生存，楼内几百号人在围屋内构成一个小社会，齐心协力，共对外患。可以说围屋是客家聚落模式的典型表现，是客家人家族理想与世俗生活的完美结合，建筑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族的生存秩序。其实，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客家人在特定的时空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在一千多年的迁徙历史和社会转型变化中，客家先民与迁徙地、定居地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吸取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俗、风情、精神风尚等都有显著特点的客家文化。客家人能够在多次的迁徙中保持语言、生活习俗的独立性，归根到底在于宗法制度对客家宗族起了团结凝聚与保障的作用。孔永松、李小平先生认为在社会调控无法将自己的逻辑秩序实施于社会时，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唯一能成为社会秩序依据的就是血缘关系。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血缘关系是一种天然秩序，在社会控制不及或脆弱的地方，血缘关系便外化为一种社会秩序，在中国古代便形成宗法制度，进而演变为家庭秩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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