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

2.2.1　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

鲁迅曾将长篇小说比作“时代的宫阙”。在这里，如果我们着眼于改革剧对时代生活各方面所作的深广反映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时代的宫阙”。事实上，在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中，许多作品以其宏大的艺术结构与广博的思想内容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并从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描绘了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嬗变轨迹。与此同时，借助稳健中的创新和平实中的突破，改革剧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不仅使其艺术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使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如果我们采用寻找“波峰浪谷”的方法来检视诸多改革剧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像《乔厂长上任记》、《走向远方》、《新星》、《雪野》、《葛掌柜》、《篱笆·女人和狗》、《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颖河故事》等作品，它们往往以其与时代精神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真实的时代生活图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像《苍天在上》、《车间主任》、《人间正道》、《岁月长长路长长》、《突出重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忠诚》、《DA师》、《省委书记》、《当家的女人》、《三连襟》等作品，它们或着眼于国企改革，或聚焦于当代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或表现人们在现实境遇中的悲欢离合，或在宏阔的社会关系背景上营造出全景式的艺术时空……在这里，这些作品的存在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基本的审美事实，那就是，“现实主义”不仅是改革剧影像书写中高扬的艺术精神，还成为了改革剧艺术创作中的超稳定结构。那么，现实主义何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这一超稳定结构又蕴藉着怎样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呢？对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1.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但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何以致此？其实，除了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语境外，杰姆逊自己将西方三种艺术形态与资本主义三种历史形态联系起来的论述可以大致解释这一中—西差异。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杰姆逊指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它们分别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三种历史形态相对应。^[23]杰姆逊的这种论述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是因为它基本符合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面目。这表明，一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或者说，一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要受到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由此观照，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一百多年正是西方社会逐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哲学思潮，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实验广泛流行的阶段。无疑，这些因素对艺术家透视生活、把握生活的能力与方式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当西方文化艺术已发展到“后现代主义”阶段时，人们自然就会将“现实主义”看作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然而，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它现在仍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语境之中，因此，“现实主义”相应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然的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剧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超稳定结构”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历史地看，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本质上是一种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进程。这使得改革剧现实主义创作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当然，在另一方面，就其发展的历史足迹而言，现实主义的成熟一直是一种期待。如果我们将视野移置到新时期以前的历史时段，这一点就会看得更清楚：20世纪中叶，当西方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才刚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向工业社会过渡，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再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邵荃麟等一批作家、理论家所呼唤的“现实主义深化”等，这一路下来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的焦灼与渴望。而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激烈论争，其核心之一就是围绕如何在艺术创作中真正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而展开的。当然，直到历史的脚步跨进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才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诸多必要条件。具体就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和改革剧自身艺术实践的日益丰富，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为其开导出宽广的生活之河与精神之路。实际上，在我们上面列举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其中所散发的现实主义的芬芳。这些作品以直面现实，敢于将时代生活中各种矛盾不加粉饰地“记录”下来的勇气，以及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而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可贵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考察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就必须在其现实主义精神高扬的实际情境中来进行，而不是脱离语境，盲目比附西方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当然，较之19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的变迁使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可能处于静穆、单一的文化语境之中。因为，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没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杂语喧哗，但这些“杂语”却出现在改革剧艺术创作的文化语境之中，尤其是，它们那一套艺术原则，比如，取消深度模式、消解典型、去历史化，以及非情节化、平面化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改革剧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规则，并带来了诸多环节的震荡与变异。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一方面，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规则客观上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利用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放逐，以及对理性、真理、主体等传统人文信念的质疑和解构不符合中国实际，或者说，不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土壤中的生长物，因此，任何矫情的模仿，或邯郸学步，不仅不能使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体察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实际，也无法把握住时代生活的脉搏和走向，反而会封闭其生存与发展的孔道。

2.科学理性精神的内在要求

从现实主义的发展源头看，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是促成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特别是，三大科学发现和成就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渗透到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并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艺术创作。在这里，从表面上看，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似乎与艺术精神和艺术方法论不搭界，甚至还有不相容的地方，但实际上，它们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相通性。比如，任何艺术创造都带有创作主体的主观感情与价值评判，但真正的现实主义总是要求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避免以自己的“倾向”来改造客观的描写对象，不要让个人的好恶、意愿、态度等影响到审美对象的艺术表现。正所谓“不溢美”、“爱而知其恶”。对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来说，这一要求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对科学和理性抱有一种辩证的态度。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世界，人们对“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进行着不绝如缕的批判，并强调通过文化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来实现对异化现实和日常人生的超越和救赎。然而，在当代中国，弘扬理性精神是改革剧现实主义创作中一个充满艺术魅力的审美价值之维。实际上，认知理性、科技理性、价值理性等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其中，经过实践取得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以及它们所包含的科学精神与态度，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达到预期目的的必要手段。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类的理性和精神都应当以统一的合力结构来肯定“人”，都应当有益于弘扬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至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罪过”其实并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它们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它们的转化和运用是否有效、合理，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的影像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大潮汐》、《车间主任》等作品对生产效益和科学技术的颂扬；看到了《走向远方》、《葛掌柜》、《世纪之约》等作品对现代科学管理的肯定；看到了《神禾塬》、《三连襟》等作品对高科技农业和高科技产品的追求……应该说，这些审美价值取向是改革剧现实主义精神的题内应有之义。

3.“历史化”功能的价值诉求

从社会功能及其要求的维度看，“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了改革剧艺术创作中的超稳定结构，还有其和“历史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改革剧现实主义创作最主要的历史动因之一，同时，这也蕴藉着最丰富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和特质。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看，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24]随着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深广发展，江泽民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崇高的精神”，“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描绘，去反映，去引吭高歌，去加以诗情画意地表现”，并努力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称的精神产品”。^[25]事实上，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回应着时代的召唤，自觉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重任，并在“时代呼唤改革、改革呼唤文艺、文艺促进发展”的文化潮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此，有论者曾指出：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更雄伟、更深远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定将出现一个整体的跃动。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的改革文学也会在其深化、拓宽、超越、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再度出现繁荣的生机。这不是哪一个作家、读者凭空的热望，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未来都与改革的前途紧密相连，因此，投身改革、反映改革、促进改革，既是时代文艺的主潮，也是历史赋予的职责。”^[26]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蒋子龙说：“《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27]编剧冯延飞也说：“中国广大的农村在新时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农民弟兄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跨越式的变化。”“这是当今农村和农民的最大真实。”“而创作者的责任，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将这真实作为礼物献给我们的‘上帝’。”^[28]实际上，在我们上文列举的改革剧作品中，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时代呼唤改革、改革呼唤文艺、文艺促进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那么，为什么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一直在呼唤和张扬现实主义？为什么现实主义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推崇？这深层原因之一就在于“历史化”功能的价值诉求。

所谓“历史化”，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对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观念；二是它所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并且，这种完整性重建了一种历史，它可以与现实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三是它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进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艺术世界；四是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功能”的历史化。^[29]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化”才使得改革剧具有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力，也正是“历史化”在使改革剧成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体说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改革剧的现代性艺术叙事明确地意识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关系，即，历史在艺术叙事中获得了“进步”的、合目的论的发展形式，因此，“历史”具有了完整性，有着必然的本质规律。其次，“历史化”使创作者明确地去为“现实”建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前提体系，并使之成为了更为宏大、完整的历史的一部分，从而，“现实”获得了新的本质，“现实体验”也具有了明确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其中，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作为一种始终在场的社会潜文本支配和影响着改革剧的创作，特别是其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投射、补偿、压抑和置换。它使人们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了整体性的认识，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了清晰的理解。这体现在审美观念上便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理念来把握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其三，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最为广泛的资源，特别是思想文化资源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因为，在现实主义中，“现实”无疑是第一性的，现实本身蕴含着客观真理，创作者只要遵循这一原则，就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生活真实，因此，它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起合法性的历史前提，并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形象化的依据。其四，就“文类”特性而言，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之上的新兴艺术样式，电视剧具有特殊的建构力量，其媒介特性具有表达人们现代性体验的强大能力，并因此而成为了表现人们时代生活中各种现代性体验的优质载体，有助于“历史化”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这样一来，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历史化”总是要求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来反映生活发展的动向，强调在完整的时间跨度内来表现时代生活。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影像书写中，其现代性审美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已趋于成熟，并有效地体现在其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之中。比如，它总是以一种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并在诸如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结构中建立起一整套评价生活的价值体系和明确的社会发展观念，进而在使改革剧本身在被历史化的同时，也历史化了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

当然，对于这种“历史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置身于人类现代化之外的孤立行为。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当代中国依据自身社会历史条件作出的历史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已无法从已有的西方现代化经验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找到“合理”、“合法”的根据，因而，在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语境的基础上，改革剧所提供的现实影像及其价值诉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当然，对于因过度“历史化”，或超量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概念化、图解化、模式化等弊病，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