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敏
原先没准备看《天堂之路》。我们的电影节虽已办到了第三届，离“国际”的水准似乎还有那么点距离。在我的主要看片地东北角翔鹰电影院，组委会居然没向他们提供一个字的文字介绍和一张图片，放的瞎放，看的乱看，还得靠我这个“超级影迷”给他们提供一些电影的介绍资料。那阵子每当我走进翔鹰电影院的票务组，里面的几位大嫂都是一脸灿烂的微笑。
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天堂之路》的介绍，才引起我的兴趣。本片根据二战中一段真实故事改编，讲的是日本军队攻进南亚时一群白人妇女在集中营里组成一支合唱团的经历。主演乃是赫赫有名的葛伦·克洛斯和因《冰血暴》名声大振的法兰西丝·麦克道曼。挑中葛伦·克洛斯大概是因为她曾唱过歌剧，演一个合唱团指挥肯定是游刃有余。我刚在前一天看了她的另一部影片《101斑点狗》。两部影片中她演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角色，演技不俗，唯一相同的是在《101斑点狗》中她时而摔入马粪堆，时而掉入大糖缸，本片中则又是海水泡，又是铲粪种田，都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虽然银幕上只见其色不闻其味，想来滋味好不了，其敬业精神绝对值得我们的演员学习。
正如电影节《每日新闻》所说，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好莱坞商业电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部表现“二战”期间女俘在集中营里的斗争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罪行的影片，但从影片的主题表现来看，这其实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电影。
影片一开始是沦陷前的新加坡，白人们正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过着美好的生活。紧接着，战争开始了（这个开头很像《太阳帝国》，在上海的外国侨民穿着各种奇异的服饰去参加化妆舞会，浑不知危险来临），日本军队侵占了南亚，白人妇女被投入集中营，过起了她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悲惨日子。影片主题显然是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但站在亚洲人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日本军队攻陷英国人统治的南亚，不过是从一个殖民者换成另一个殖民者，对亚洲人民来说并无本质的不同。日本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英国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只是相对来说他们比日本人还算和善一些。影片也完全回避了当时英军在亚洲战场的拙劣表现，面对日军进攻丢盔弃甲，与蒋委员长的国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装备和物质供应要比中国军队好得多。这种有损白人脸面的事实自然被轻轻带过。
影片的宗旨是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但看完全片，我惊讶地发现虽然战争结束时有三分之一的白人妇女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但影片中居然没有一个是被日本人直接杀死的。本片中的日军其实是十分“仁善”的，四个主要角色中，集中营指挥官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影片中只是个龙套。另一个小军官（影片中没点明他的身份，从所做的事来看应该是个军曹）出场时气势汹汹，但很快就被《德沃夏克》所征服，几乎成了女俘们的朋友。最令人纳闷的是那个日军翻译，满脸愁容，一副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样子，与女俘们说话时低眉顺眼，让人怀疑他才是俘虏，素以勇捍凶狠著称的“大日本皇军”，怎么会招来这么个窝囊废？至于那些无名的日本兵，在影片中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当他们“被迫”执行命令阻止妇女们救助自己的同伴时，竟然操着不咸不淡的英语说：“SORRY！”一副迫于无奈的神情，这可是在南京，在平顶山，在香港沦陷时从来没见过的“文明”日军！
影片中唯一的反角似乎就是那位宪兵队长（由《旭日追凶》中脸蛋滑嫩似新剥鸡蛋的日本公司保安主管扮演者出演），他刚出场时一副绅士气派，实则凶狠残忍，再次出场时就烧死了一位亚洲妇女（片中说是华裔），其也是影片中唯一一位被日军杀死的人物。但在惩罚一个白人女俘时，他还是屈服了，因为女俘说如果日本战败，他将上绞架，于是他象征性地削下了她的一缕头发（不知是不是从曹操那儿学来的）。这就奇怪了，在仰光，在英帕尔，被英、美、中军队夹击的日军溃退时整车整车地自杀，各种资料都表明这些日军死得安详，显然是自愿的，他们宁死不做俘虏。日本这个弹丸小国能在“二战”中蹂躏半个亚洲，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疯狂凶残的武士道精神。唯独这部影片中的这个宪兵队长却怕死？显然，影片编导并不了解日本民族，也没好好研读过《菊与刀》这类日本名著，而骨子里，实则是种族主义在作祟。影片编导从骨子里就根本看不起亚洲人以及亚洲文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看待亚洲人和亚洲文化，片中日军的种种不合理表现正是这种思想的结果。
西方电影中描写“二战”亚洲战场的影片很多，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桂河大桥》，它之所以著名，在于描写了三个民族不同的个性，和对英国民族深沉的文化反思。影片中的英国尼柯尔森上校、日本斋藤大佐、美国希尔斯少尉是三个民族的典型代表。大卫·里恩应该说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上，没有对哪个民族有所褒贬。本片则完全不同，片中的日军多次高呼“日本是世界第一”。从整部影片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反讽，因为影片中他们只会欺负妇女，这些妇女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战俘（她们不是军人），所以一位修女对他们进行讽刺时，他们只能装聋作哑。看完全片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白人在精神上、文化上都要高过日本人，或者说是整个亚洲民族，影片中的日军和日本人以及亚洲人只是一群自大愚蠢的没有文化的野蛮人，白人妇女遭此劫难好比儿子打老子，她们在集中营里的反应类似虎落平阳遭犬欺（每天早晨升日本旗时被迫低头鞠躬，但每个人都骂上一句嘲讽的话）。从历史上看，西方从没有把亚洲文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从二战到现在，他们也许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敢轻视，然而要他们和亚洲人在心理上、人格上平起平坐，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多年以前我国已有学者指出这一点：“……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认为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戴季陶《日本论·军国主义的实际》）《天堂之路》就是这个观念的代表，当合唱团唱出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后，日军立刻就被征服了，坦白地说，是被西方的文化所征服，他们放下了枪，几乎是以虔诚的神情静静地聆听着女俘合唱团的歌声。影片中另一个出人意料的镜头是那位军曹押着葛伦·克洛斯演的合唱团指挥进入密林深处，然而接着发生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他放下了枪，饱含深情地唱起了日本歌谣。这时的画面处理颇为耐人寻味，两人端坐在设计得朦朦胧胧仿佛童话一样的森林一角，一束光垂直打在两人身上，就像是天上降下的圣光，但这显然是耶稣基督之光，不会是如来佛祖或天照大神之光。然而两位歌唱艺术家暂时抛开战争、敌我的交流也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合唱团指挥的表情好像看见了一只狗会说话，丝毫没有对日本的歌曲产生什么兴趣，使得这位日本民歌手的表演更像是学生在向老师请教。而当日本人以一种很“婉转”的态度要求她们演唱日本歌曲她们理所当然拒绝时，似乎已不单单是一个气节的问题。这在修女为日军修汽车时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她用一种十分轻鄙的神情挥手将司机赶开，三下五除二就把汽车给鼓捣好了，弄得日军司机灰头土脸，无地自容，从而在精神上又对日本民族进行了一次强奸。
当然这只是本人的一家之言，虽然除了电器外我讨厌日本的一切，然而看到这样赤裸裸地宣扬白人至上的电影还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本片在电影节中颇受欢迎，参加电影节的记者大哥大姐们还把《中国银幕》记者杯的二等奖颁给了它，这就让我很不明白：是我太敏感，还是记者大哥大姐们太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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