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状况中的电影观众问题

第二节　坐看云起：中国现代化状况中的电影观众问题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型。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现代化的每一方参与者的状态和心态也不尽相同。因为电影是由“人”来管理、创作和接受的精神产品,所以,电影实际是在一个由三方人士组成的互动系统内运作的。中国的现代化状况,可以通过这三方人士的典型状况和活动来考察；这三方人士的行为方式,也可以用中国现代化进度来解释。进而言之,中国电影的观众问题,来自中国社会的“相对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局限,又将从三个层面的电影参与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中反映出来,有意无意合谋制造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悲喜剧。

对这次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性质,浸染于其中的个体从感性上可能“知其然”,但未必能从理性上“知其所以然”。文化转型是社会的宏观运动,但却要经过每一个具体个体的心灵和感受；每一个个体都属于特定的社会职能人群,每一个社会职能群体的认识,决定于他们在“社会场”中的位置；每一个群体,尤其是有文化管理和文化生产职能的群体,他们的认识和认识指导下的实践,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度。《易经》的“革卦”把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分为三个层面⁽¹⁶⁾：对作为变革的决策者和发起者的领袖而言,是“大人虎变”,他制定的总体方针如同虎纹,简明疏朗,色泽好看；对作为变革的执行者和管理者的各级官员而言,由于他们同时又是知识分子,负责礼乐制度等精神文化生产,所以是“君子豹变”,礼乐制度日趋完善,如细密茂盛的豹纹,蔚然荟萃；对于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和响应者的百姓来说,是“小人革面”,虽然不了解变革的本质,但在文化感召和利益允诺的双重力量牵引下,纷纷接受变革。剔除里面的封建等级歧视思想,可以发现朴素的真理：社会变革必然要伴以文化变革；在变革中,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文化任务。

就我个人理解,对于变革的发起者,因为从根本上说“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决定“变”其实是对社会潮流的及时把握和明智顺应而已。在变革中,他要审时度势,把握方向和限度。对变革的执行者和鼓吹者,在从理性上理解了总体变革方针之后,要以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为基础,生产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形成确保变革平稳进行的文化系统。但就百姓而言,因为变革真正的动力来自民间,来自人性构成中那顽固的世俗本性,故而文化具有双重意义：既是自发的、民间的,需要改革者了解和顺应的；又是自上而下的、官方的,对人性的顽劣进行控制和约束的。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观照,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化转型的革命意义——在传统社会,由于百姓对“政治共同体”的人身依附,自上而下的官方文化对自发的民间文化具有支配力,必然造就文化管理者和文化生产者的优越地位,“大人”和“君子”可以坦然地对“小人”垂训、教导。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把每一个人镶嵌到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中,出于一种无可指摘的善衷和正义,国家作主,为人们安排了文化的“公园”和“禁区”,民间和官方、个体与整体,在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激情和合法性中理所当然地化而为一。新时期的文化转型,却带来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