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庄晓东（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一

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充满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谜，以致有学者把它称为20世纪哲学最大的难题，即“主体际困境”。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之间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智慧的哲学家们。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1]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文化传播。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认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2]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当代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成了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我们谈论文化传播，也就是谈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如何理解我们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最大的嬗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事实表明，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与生俱来，共同绘制出人类历史的壮丽画卷。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传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传播冲破各式各样的社会藩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一句话，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研究富于变化，确实很难把握。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显然，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

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Charles 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3]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传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文化借助于传播影响着人类。文化传播不仅是人格与社会的建筑材料，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传播既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性。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二是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与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成传递有着本质的不同。三是创造性。文化传播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动力系统，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文化的创新。四是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五是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长存的人类活动。据此，我们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均质化”。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反过来，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文化意义，同时还体现在传播媒介及传播过程之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历史、理论与现实早已证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规则系统，各种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传播是实现多元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当前的国内文化传播研究视域内，存在着一种将“本文化”和“他文化”封闭起来的排他的“文化自然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一种争论不休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种由于对强势媒体的“畏惧”而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其结果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确立自己的“文化霸权”，以一种暗含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去抗击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显然是一个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策略。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会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的“文化孤立主义”。这些观念的存在和强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更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因为在文化交往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文化都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可能是封闭的。我们并不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中心论去取代老的文化中心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本土文化，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一种鼓励多元文化的战略。我们应该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认真处理好“现代对传统的超越复归”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重现辉煌。

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当代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全球传播，是一种国际化的现象，需要全球性的思维，需要开放的理念。全球化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和防护系统，为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地图。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层对文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流动和扩散、重组和整合加快，文化发展呈现出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大。由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介日益深入的作用和影响，在全球存在着严重的文化传播生态的危机：出现了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失范现象；出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出现了少数文化传播大国和多数文化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出现了文化的“媒介化”和以视像文化为主的“文化转向”；出现了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之争，表现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更加激烈，而且这些现象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各种因素和信息通过网络传播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相互纠缠，成为世界性的焦点和难题。文化传播已溢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充塞于全球性的时空之中。我们经历传播，我们言说传播，我们解读传播，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性要素。因此，文化传播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19世纪末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在人类学视域，文化传播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传播论的论争和演变，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人类学的进化论包括人类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文化进化论，前者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以斯宾塞（Herber Spencer）、泰勒（Edward Tylor）和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为代表，直接影响到人类学后来发展的一些理论。人类学的传播学派可分为德奥传播论派和英国传播论派。德奥传播论派以弗里德里西·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ilhelm Schmidt）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文化圈层”理论的提出；英国传播论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里弗斯（Willian.H.Rivers）、埃里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里（Willian James Perry），他们是“极端传播论”的倡导者。

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文化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心文化对社会影响的过程、机制、效果以及传播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和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创建了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标志着传播学作为学科正式出现。他们在文化传播领域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文化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外部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和客观规律，由于他们重实证和重实践效果的研究而在历史上被称为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传播研究视野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欧洲开始出现以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而备受人们关注的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两个：一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是指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主的一个学术派别，该所成立于1923年。这一学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和现代西方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3年迁到日内瓦，第二年又迁到美国，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研究据点。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分析和批判，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流行开来，英国的传播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思潮在传播学中的体现。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有：（1）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莱斯特大众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该派关心的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2）伯明翰学派，亦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派。该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R·威廉斯（R.Williams）和S·霍尔（S.Hall）。该派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3）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该派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该派对此现象予以揭露，并唤起民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4）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J·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其代表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和《交往行动理论》（1968年）。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交往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交往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理”的新型社会关系。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批判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理论内涵丰富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其中的文化研究在历史、文化、政治和媒介等不同层次与当下炙手可热的后现代主义的争辩，不仅紧扣社会现实的脉动，而且介入社会的变动之中，因而其影响已经波及许多领域，其学术地位和实践价值日渐提高。

进入21世纪，文化传播研究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朝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当代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现出来，网络传播已成为文化传播在当今的主要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奔涌而来，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传媒的巨大转变，调整自己以应对挑战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文化传播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三

人类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文化传播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化传播起步的。2 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就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化传播的著名论断，被后人誉为文化传播研究的始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传播文化的壮举，迄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孔夫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终日思之，不如学之”，“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

然而，近年来，我国在介绍、研究文化传播方面的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缺少批判精神和形而上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这就导致无论在理论层还是实践层都碰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就显得越加紧迫和重要。

其一，全球化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文化传播的消长。当代中国文化的每个进步，都是不断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干扰的结果。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要用其利，避其害，激浊扬清；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以理性科学的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要研究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境况，凸显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的强势，吸收、借鉴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因素，并与之形成互动、互渗和互补的文化传播态势，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二，理论的开放性和思想的灵活性是文化传播理论创新的前提。在文化传播研究中，我们既要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又不能简单机械地移植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的话语体系，应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分析，坚持“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原则，在研究中大胆探索和创新。在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通过对文化传播现象、机制和规律的系统考察，大力推进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充分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逻辑范畴和哲学理念，以引导中国文化传播实践的健康发展。

其三，中国的文化传播研究应借鉴和发挥其“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特点以及诸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融会的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拓展和深化。西方文化传播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构成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传播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系统论。系统论以及与它相关的控制论和信息论，为观察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传播现象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其四，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国家的传媒如果没有走向世界，它的民族文化取向就有了局限，它所传播的文化就不可能具备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传播就是力量，传播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充分运用资本、科学和技术等现代手段增强我国传媒的竞争实力，变文化传播“弱势”为文化传播“强势”，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争取主动，适时地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介绍给世界，努力改变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不平等”和“单向度”境况，为华夏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和“输出”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平台。

其五，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研究中，往往不是形而上的那些“玄思妙想”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恰恰是各种紧迫的社会实践问题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文化传播研究不是参照文本的内在结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图景来阐释其中的差异与实践活动。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从近代到现代，文化传播从来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开放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文化传播涉及文化资源的扩散、配置与重组，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传播理论一方面追求对人类文化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追求在批判质疑中对于文化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见，以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为了弘扬人本关怀、社会正义与理性精神，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文化传播体制、文化传播秩序和文化传播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今又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姿态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为文化传播理论的生成和繁荣积蓄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深邃的传播智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六，从传播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文化，是探索中国文化流变、重组和演进的重要途径。文化传播大家W·施拉姆20世纪80年代在访问中国时曾深情而又精辟地说：“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4]可以断言，中国人对文化传播的研究在世界上也许是最早和最深刻的。

在新世纪，透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所受到的传媒影响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传播的汪洋大海中，以至于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传播，我们将怎样生活。”^[5]文化需要传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传播也需要文化得以丰富和生动。审视中国和世界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文化传播，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我们的思考刚刚开始，我们的探寻永无尽期。

【注释】

[1]〔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2]〔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3]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4]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5]〔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