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不乏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智慧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形式。无论是《诗经》的收集整理，还是唐宋的市井文化，抑或是明清的白话小说，无不包含着民间文化艺术数不胜数的文化瑰宝，其是诸多官方文化和专业创作的重要来源和思想营养。从内容上看，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与传说、戏剧与武术、历史人物与故事、曲艺杂耍、琴棋书画以及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道德伦理、社会教化等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依然是当今大众文化的主题内容；从形式上看，我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依旧是当今大众文化靓丽的风景，如屡上“春晚”、经久不衰的歌舞、曲艺、杂技，陪伴着无数“的哥”、车友漫长行程的评书、歌曲、音乐，常年聚集在各个公园、活跃在各种场合的“票友”“藏友”“驴友”，还有“大妈的广场舞”等等。这充分表明，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统民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并与现代物质文明、技术手段相结合，其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西方大众文化的催化作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产业化、同质化、低俗化等流行病，在当代中国文化大众化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和表现，但是仅依据西方大众文化的尺度来认识、评价我国的大众文化则有失偏颇。

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新文化运动，这是大众文化的初次启动。“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我国文化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开启了思想文化界的“科学”“民主”新风。考察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也须注意到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平民文化运动”。蔡元培、茅盾、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这些具有民主文化新思想的文化青年，试图把文学创作改造成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式。本着这个思想，他们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等口号，主张写白话文，写小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以唤醒民众的自主精神。他们认为，平民文学不同于贵族文学，不应只围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应该写平民、给平民看。并且，他们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率先做了许多尝试，调整了文学样式，使其变得易于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平民文学运动大刀阔斧地改变着中国贵族文化的现状，点燃了现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星星之火，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初次启动。

但是，平民文化运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众文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次运动并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而所谓的“平民”，也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还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大众文化，封建制的政治困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其微弱，中国常年战争导致国贫民弱，大多数民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条件和能力，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极多，文化接受和文学的创作、传播只能在有限的小范围内展开。即使这样，在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成员中，依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并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发出了有力的呐喊。

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萌芽的时期。30年代我国兴起了“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热潮，这与20年代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密不可分。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和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无产阶级文人围绕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文学是否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等问题展开讨论。梁实秋认为，文明都是少数天才创造的结果，文学更是少数人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名词根本不可能成立。这种尼采式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一经面世就遭到了鲁迅、冯乃超等人的强烈批判，“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也因此拉开了序幕。1930年，“左联”成立更推动着“文艺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抗日战争升级，民众抗日救国情绪的高涨，“文学大众化”更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大众化刊物相继创办，如《大众》《大众文化》《大众生活》等；一大批抗日救亡作品相继面世，如《义勇军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引起了极大反响，开启了国统区大众文化的启蒙时期。共产党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则伴随着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建立，掀起以扫盲为中心的空前的大众文化启蒙热潮。

30年代的大众文艺运动虽然也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但给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向，并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阐释了他的大众文化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揭示了文化的内在本质，指出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其二，界定了大众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大众文化来源于大众实践，文化的服务对象必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文学作品可以在语言和方式上做些改变，以便更适合普通大众的需要。其三，他指出大众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延安也因此以其全新的思想文化氛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志文化青年，一大批有思想、有内容的大众文艺作品犹如春雨之后的繁花在延安这个不起眼的穷山沟里纷纷绽放，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等，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展现着大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追求，歌颂着劳动人民的美好善良，抨击剥削者、反动派的丑恶残忍。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旧是我国文艺作品的瑰宝，闪耀着不朽的光芒。由于当时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和革命主题，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鼓动性和革命颠覆性，它虽然公开指向大众革命思想觉悟和情感的激发，具有大众文化的某些特质，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第三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大众文化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扫盲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展开，为大众接受社会主义新文化初步扫除了障碍。然而，积贫积弱的历史包袱，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左”的体制与思想导向等，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现代化进程缓慢，贫穷落后的状态使大众文化主要围绕政治主题在推进，难以形成丰富全面、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尽管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且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严峻的巩固政权的国内外局势、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复杂的思想文化现状，使得政治控制和政治宣传依然成为文化的发展主题。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大众文化更是卷入单纯片面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日渐浓重的政治斗争意味和大众暴力倾向，内容上如此，形式上亦然。因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自大众内心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审美发展需要的大众文化形态，也难以实现其本质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化与大众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供着强劲的动力。国家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倡导思想文化的理性发展和科学追求，对“双百方针”的重新认识与回归，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和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出台，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增进等，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不断创造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基础。随着科技水平，即专业文化的逐步发展，主流文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生活步伐的不断向前迈进，生产大众文化的技术手段逐渐具备，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逐步丰富，并由“伤痕”文学的悲情回顾、反思治疗“文化大革命”创伤等，迅速向摆脱贫穷落后、传扬历史经典、追求科学、励志进取和对世界文化进行学习欣赏等多视角转变。改革创新、弘扬传统和学习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艺术作品并行不悖，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大众对文化如饥似渴：从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倾倒，为金庸武侠中的义气与豪迈折服，为琼瑶小说的“你侬我侬”着迷；到对追求知识、追求爱情（如《庐山恋》）和革命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武术神话题材（如《小花》《新星》《少林寺》《上海滩》）等诸多影视作品的追捧，以及对诸多外来译制作品的着迷；还有对我国历史名著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四大名著影视剧等）的喜爱，都成为当时时髦的文化内容和大众的文化大餐。同时，上述文化内容和过程与主流文化、专业文化的关系还十分紧密，还是由相对专业、专门的机构人员主导和职业地从事，更多大众依然处在被动接受和选择的地位，相对独立的、大众广泛参与创造与传播的大众文化形态尚未真正形成。

20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我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和快速现代化时期，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多元化状态的形成。市场经济带动了多元经济主体的快速形成和人们不同价值追求、价值观念的相应形成。生产方式趋于多样，社会交往进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轨道，越来越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生产和消费，包括物质的、服务的以及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步纳入商品交换关系中。这对于文化领域来说，也意味着只要有人需要，有人买单，就会有市场，就有为市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从业者。这就为大众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传播，而不仅仅是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制作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大众参与多样化的文化消费与娱乐消遣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另外，现代工业技术和传媒的不断发展，也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条件。

现代化也推动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全面义务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我国大众的基本文化素质和专业文化能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普遍接受教育、发展终身教育的机制，使全民的文化程度得以快速提高，不仅是接受精神文化、欣赏和消费文化作品的需要和能力全面提升，而且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愿望和能力也得到了全面增强。这是大众文化发展强有力的主体性能力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另外，主流文化对人的个性、文化的个性发展认识的不断提高，管理政策的鼓励倡导和包容，也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21世纪以来，国家开始推行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15]的兴起使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支撑模式——规模化的生产、市场化的运作和全球性的竞争则激发了文化市场的活力与潜力。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中国大众对于文化生活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对文化消费与文化创造的投入也与日俱增。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信息的制作传播与复制接收更加方便快捷，传统书刊、报纸、戏剧、影视、唱片等文化产品，借助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这一新兴的传媒手段，在大众中的传播分享和自主创制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大众也更加广泛地介入文化欣赏和创作活动，微小说、微电影、微博、微信等自发创制、交互传播分享的电子作品，构成了“自媒体”时代的特有风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和沟通交流渠道，大大丰富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和审美创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