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缺乏辩证的思维方法，存在着顾此失彼，重利轻义、重经济轻政治、重个人利益轻集体利益的偏激倾向。在1957～1976年这段时间里，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点，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重政治轻经济，重义轻利、重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这种价值观是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是大大挫伤了广大群众的创造热情，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又从这一端走向那一端，对以往的价值观进行了全盘否定，表现为重经济轻政治、重物质轻道义、重个人利益轻集体利益等，这也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诸如，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在中国大地蔓延滋生，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动摇，国家集体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发生困惑，权钱交易、假冒伪劣、不择手段牟取私利，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封建社会的余毒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对当前价值观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有何对策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变化该如何评价呢?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性进步

市场经济破除了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理想人格和观念，破除了与改革开放相悖的、与工业社会不相适应的等级特权、平均主义、封闭保守、任人唯亲等旧道德意识，旧习惯势力，否定了重义轻利、重政治轻经济、重集体轻个人、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人们增强了主体意识，树立了自立、自尊、自强、自爱、平等竞争、效率优先、重开放、重教育、重个性等观念。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注重商品的质量和销量，要求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合法经营、敬业乐业、优质高效服务的价值观，把企业和品牌的信誉看作“生命”，这一系列变化都是积极的合理的，是转型期价值观的主流。

（二）价值观的变化是双重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消极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甚至发生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积极方面：功利价值的地位、个人价值的地位和生活价值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消极方面：庸俗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有蔓延滋长的倾向。

对其消极方面如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我们应加以约束、引导，要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首先，处理好理想与利益的关系。过去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是空谈理想，忌谈利益，禁讲实惠。现在，有的人又顾此失彼。认为理想是天上的星，它虽美好但不可求。而利益是被视为地下的灯，可望又可及，因此提出“一切向钱看”，理想信念动摇，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讲理想、信念，又讲利益，认为个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要靠理想和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强调在“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同时也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其次，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中，既要反对重义轻利，又要反对重利轻义，反对“按酬付劳”，损公肥私，反对享乐至上，纵欲无度，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侵蚀。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把安逸享乐、自私自利的意识转变为扶贫帮困、公私兼顾、互利互惠的意识。最后，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我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但发展经济，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也是不行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必须依赖政治来保护和指引；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也必须依赖稳定的政治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政治；越是发展经济，越不能迷失政治方向。”^[3]这是十分正确的论断。

（三）转型期的价值失衡和调控

当前的价值冲突反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与发展失衡带来的危机，从而显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复杂性。这些冲突的价值观既有着互补性，又有局限性，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来下判断。价值失衡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对价值失衡要做科学的分析和定位，要坚持多元取向和一元导向相统一的价值观，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转型期价值失衡调控的坐标系。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既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劳动、遵纪守法等人类普遍的基本价值；既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广泛性。因此，它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认定，能够唤起人们的广泛共鸣，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向导；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感受，则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实在在的体验，成为提升人们道德人格的内在动力。它是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和总的方针。

（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可以从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民族化、传统道德文化和当代社会变革、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这样三个向度来宏观思考建树新道德体系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将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全球共同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在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替中，要以当代变革需要为圭臬，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道德资源，将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精华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价值观念融合起来，构建新的价值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