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评论的四种情怀

一

随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文艺评论家终于有了自身的行业组织以及个人身份。以前各个文艺门类的评论家“混迹”于各自文艺协会，在以形象思维为工作方法的艺术家面前，以逻辑思维为工作特点的评论家显得较为弱势。一方面各个文艺协会主要由人数众多的艺术家组成，评论家在其中势单力薄；二是评论工作在艺术工作中的非主体化和非核心化，也使评论家人微言轻。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建立，使评论家可以与各自文艺协会保持适当的工作“距离”，甚至完全与各自文艺协会无关。由于身份的非附属性以及非关联性，评论家可以相对超脱的独立“角色”对各自艺术门类进行评论。这里，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文艺评论的新状态以及新形势，使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文艺接受形成一种“三权分立”的文化生态关系。

评论应该要有一种“三权分立制衡”的体现，创作者、评论者、接受者，三者一物降一物，组成一个生态链。

张艺谋、陈凯歌目前还不能成为历史上其他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一样的文化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身边缺少评论的环境。像梅兰芳，他很善于吸收周围的一大批文化人的意见。起初，齐如山每天给他写一封信，他都认真阅读，而且，他觉得写得在理，在表演实践中就马上改正。信写了一个月以后，他终于认识了台下的齐如山，并约了齐如山谈谈，于是，齐如山不断给他提建议。如此评论的环境，对于艺术家的文化等级营构是很重要的。[1]

自然，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建立，有可能为文艺评论的“三权分立”的文化生态关系创造一种新的条件以及机遇。当然，它也仅仅是一种条件以及机遇，能够达到何等的有效性，还关乎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和全体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如同民主的成功运营需要相应的公民素质一样。身份相对非利益性的文艺评论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它的发展以及完善，但是，它在总体上无法超越社会经济历史阶段的规定性以及局限性。

目前，文艺评论之所以如此受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以及关注，应该说与文艺评论现状存在的“剪刀差”有关。一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转型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密码“失衡”以及重组，在整合中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失序甚至无序的过程，在某种角度上也使中国文艺构成了从审美到审丑甚至到审怪的演变趋势。资深电影学者黄式宪在他的微信中撰文道：“影视市场，以赢利的资本模式来捆绑电影艺术，将它变成剥离文化的‘物流’产品，颠覆了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第一属性，乃将《小时代》、《分手大师》等炫金、耍贱的低俗之作捧上了票房高端而与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背道而驰。”如此状态，并非电影界所独有，“炫金、耍贱的低俗之作”需要文艺评论来制衡，使目前价值错乱的文艺现象得到校正、纠正和归正。文艺界和社会各界多么需要有力和有效的文艺评论啊！二是文艺评论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缺席”或者“无语”的状态，并非没有文艺评论，而是众多的所谓“文艺评论”“失位”或者“缺钙”，或成为“代言”性质的“高级”广告，或只是科普性质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评述，或属于故事复述的艺术解释，这种“文艺评论”缺乏足够的张力与艺术家、接受者构成“对峙”或者“深化”的关系，它似乎似有似无，往往为艺术家、接受者所忽视甚至是不屑一顾。近些年来，如此局面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优秀的文艺评论仍然无法形成强大的精神“气场”，在“三权分立”的文化生态关系中尚未洋溢着充沛的话语权。因此，文艺评论自身也多么需要重整旗鼓啊！

二

优良的文艺评论家自然需要各种综合的政治、文化和美学素质，但是，他的首要素质乃是需要具有一种价值情怀。

如同优秀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优秀的文艺评论家，更必然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从某种意义而言，文艺评论是对文艺创作的再创作，它必须传递出清晰而又充满哲思的评论思想，并最终传达出他个人对于世界的态度以及精神建构。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在穷其一生的艺术探索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出发点或者原点，具有一种深邃而又博大的价值情怀。“有的艺术家，一生膺服一个‘真’字，孜孜于历史真相与社会真相的揭露，拷问着自己和别人的真诚，生活态度也非常现实；有的艺术家，始终皈依一个‘善’字，呼吁公正，申诉理想，义正词严，佐临更寄情于一个‘美’字，特别执着地关注着艺术本身的命运。”[2]评论家也是如此，如果他缺乏这种文化出发点或者原点，他所评论的观点就无法构成一个具有价值论以及哲学化的阐述高度和它的逻辑线索，它只能是一种方法论意义的浅层评述，甚至是碎片化的点评，文艺评论的等级和效用都是有限的，也无法给社会提供一种精神定力。

社会主流的前进是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往往有种志满意得的力量，这种主流是需要文化批评加以提醒、牵制，防止它进入完全失控和盲动，以达成一种平衡和科学哲学提出的“必须的张力”。文化批评还要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利益最大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资本的天性就是要扩张，要增值，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使出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一千一万的手段，所以，必须把市场经济的游行规则，严格限制在市场里面，不能让它溢出市场一步。一旦溢出市场，它就会异化人性。……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批评要倡导利他主义，提倡自我和他人的平衡。[3]

上述所论虽是文化批评，文艺评论同样需要“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对于纷繁而喧闹的文艺作品以及现象“加以提醒、牵制，防止它进入完全失控和盲动，以达成一种平衡和科学哲学提出的‘必须的张力’。”这种“必须的张力”，需要文艺评论家具有坚实而又精辟的价值观，建立了文化出发点或者原点的历史观。由于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也就进入了高度自由又高度不自由的悖论时代。文化学者赵汀阳认为，在现代性顶峰之时，历史也就开始重新开展并全面地进入全球时代，而它所终结的正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新规则的时刻。过去一直使用的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都必须重新反思，现有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充分分析新游戏和新问题。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如果坚持运用现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折。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它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4]因此，价值观和历史观似乎不是新问题，对于文艺评论来说却不是轻易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基础的元问题。它需要一种哲学意味的深度，也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新度，才能使在价值论基础上的文化出发点或者原点保持一种前沿部位和领袖气质。

三

文艺评论家需要具有的第二种素质是审美情怀。

文艺评论虽是逻辑思维为主的工作方式，却也是需要鲜活和强劲的感性体验投入，而且，感性体验的强弱也决定了文艺评论的精神底色。这种感性悟性，既是需要长期审美经验活动所养成，也是一种先天的禀赋所使然，如同众所周知的，后天的努力可以达到天才的八成，最后的二成却是需要天才的自身。文艺创作需要灵性，文艺评论同样需要灵性，而且，一点也不比文艺创作要求低。

培育审美情怀，应该提倡文艺评论者更多地具有审美经验，尤其是一种“文本细读”的审美方式，以及更多地与文艺创作者接触，甚至亲自参加文艺创作活动。因为有着切身的创作体会，也就使文艺评论者对于美的创造的“微妙”以及“艰深”之处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文艺的真正魅力往往体现于这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所在，“这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搜寻，这是‘黑箱’与‘黑箱’之间的呼唤，一旦撞合，则从心理到生理全盘轰鸣。这便是最深刻的自觉把握。获得了这种把握，什么分析也不再存在。”[5]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创作和评论兼具的评论家，他们的评论文章“灵气”闪动，由于懂得个中三昧，评述更为接近艺术本体，也更为客观以及充满审美启示意义。以电影界而言，郑洞天就是一位如此的导演兼评论家。

郑洞天导演是20多年来一直在电影的前沿思考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卓有成就的导演，其从《邻居》开始到《台湾往事》等作品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却又以一个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熟悉电影运作的导演的身份从事对于电影的理论和实务进行深入思考，不断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向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追问，发出具有意味的独特声音。在两方面他的成就都引人瞩目，但他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可能比起他的创作实践对于电影发展的意义更为显著。

在理论方面，20年来郑洞天的思考一直是紧紧地扣住中国电影的趋势，他往往能够异常敏锐地发现一些正在萌芽的种子，正在变动的倾向，正在涌动的潮头，并用自己丰富的业界经验，扎实的创作功底对于这些现象做出第一时间的描述和分析。他的文章和发表的见解不求理论系统的完整，却时刻注意和产业的实践和创作的实况时时连在一起。观点鲜明，预言准确，具有一线创作者的现实的敏感和快速反应，也能从全局出发提出一定的具体性的概括和描述。这在他对于第五代和第六代的持续的追踪思考和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持续的从创作出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端倪。[6]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虽然多数评论家无法创作和评论兼有，但也不应该放弃对于审美情怀的追求，也培育一种“具有一线创作者的现实的敏感和快速反应”。从作品内涵的审美分析，余秋雨提出的几种艺术眼光颇有启示意义，它的第一层次是对真实情况的发现，这种发现必须是首次性和唯一性，才具备“真实”的条件；第二层次是对道德是非的发现，应具备一种对常情常理做出超乎常人的发现的功能，因为任何一种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力图抑恶扬善的主体心灵对于客观真实情况的裁处；第三层次是对社会必然性的发现，因为有一些更为深刻的客观真实情况，并不能用道德评判的眼光完全把握得了，那些不能简单划分好坏的部位，并不是艺术家掉以轻心的琐屑所在，相反常常是极具魅力的重要部位。一种新道德不是直接产生于已有道德的自我演进，而是以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必然性作为背景进行社会价值重新评估的结果，因此，即便要重新获得道德评判的眼光，也以具备发现社会必然性的眼光作为前提；第四层次是对人生价值的发现，艺术不能以真为归结，也不能以善为归结，只有在人生价值的评判上，它才能获得美的真正的内涵。“自然，艺术家有不同的层次，艺术作品也有不同的层次，因此，层层递进的艺术眼光不必、也不可能包容于一切艺术家的见识之中。不同的层次，可供不同的艺术家做出不同侧重的选择。但是，严格说来，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一定包容着健全的眼光和见识，连接着对人生的品味和思索。”[7]如此“健全的眼光和见识”，应该是审美情怀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

文艺评论家需要具有的第三种素质是开发情怀。

文艺评论不应该是对文艺作品的故事重述、浅层评点以及艺术家创作阐述的解读，它应该是一种开发性的思维方式，既是对文艺作品的再度开发，也是对文艺理论、社会思想以及人文科学的再度开发。谢晋导演生前常常说，观众来电影院不是来听“台词”的，而是来听“潜台词”的，同样艺术家和接受着来阅读或者倾听文艺评论，也是来听“潜台词”的，而不是来听众所周知的“常识”或者显而易见的“作品解释”，他们需要超越文艺作品之上的新观点、新思维和新角度，从而获得新认识、新启示和新思想，文艺评论家的开发情怀应该是基本的工作行为方式。

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由于文艺评论家的开发精神，使文艺作品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和美学含量，使文艺作品在艺术史学和社会坐标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彰显，一部文化艺术史也是一部文艺评论的开发史。

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哲理构架，大多难以用逻辑语言完全表述清楚。它总是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态势，从而把读者和观众裹卷到一种思考过程之中。……

这样，艺术哲理的整体性，必然同时包含着开发性。……

艺术不是追随在早已发现的真理后面一味进行重复阐述，而应该置身在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带给先驱者们以烛照、以温暖。[8]

文艺评论同样如此，“应该置身在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在当代艺术中，创作已经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课题研究，“从而把读者和观众裹卷到一种思考过程之中”，文艺评论家更需要具备一种开发能力，甚至一些当代艺术作品的名字都需要文艺评论家命名，内容指向更需要文艺评论家阐述。“了解艺术史学史——艺术本身的观念也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会发现，简单用形式分析，用风格化分析，这样的路径太狭窄了，我们有些要从政治、社会各个角度，甚至从文化学、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观察我们眼前所发生的艺术现象”，[9]因此，文艺评论家也是需要具有“总是向着未知领域开发的态势”。

五

文艺评论家需要具有的第四种素质是善良情怀。

文艺评论家具有一种评论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他与真理有关。他只是以一种专业人士的身份，与艺术家、接受者进行对话，三者在文化人格是平等的。“戏剧评论家的社会定位是：他既不比戏剧艺术家、观众高明，也不是戏剧艺术家、观众附庸，而是以第三者的专业力量，成为戏剧艺术以及市场的分析师和评估师。世界许多著名的戏剧剧院，都有自己的首席戏剧评论家。他是剧院以及艺术发展的定力者，也是引导观众以及社会美学潮流的公众人物。”[10]

从此意义而论，文艺评论家在与艺术家、接受者的对话过程中，应该以善待人，而不是成为文艺界的“酷吏”或者“恶讼”。文艺评论的公信力，体现在一种专业力量和人格魅力，而不是以评压人，强词夺理。文艺评论家与艺术家、接受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对峙、妥协和合作的过程。文艺评论家的善良情怀，尤其应该体现在对于艺术家的扶助和支持上，一个成功的大艺术家周围往往聚拢着一批充满艺术深度和文化厚度的大文化人和大评论家，如同前述，戏曲史上梅兰芳、程砚秋等大艺术家莫不如此。文艺评论家对艺术家的善良情怀，也是对艺术的善良情怀，也是对自己的善良情怀，它们共同构成了文艺精神的悲悯关怀姿态，也就确立了文化人格的制高点。“道德文章，常常成为德高望重者的素质要求。道德在文章之前，说明了人格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文章成为一种人格的倾诉和表白，文章的力量在于人格的力量。”[11]它也成为文艺评论家的精神底色。

[1] 厉震林：《影视评论的文化担当》，《福建艺术》2012年第5期。

[2] 余秋雨：《佐临的艺术人格》，载《佐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3] 毛时安：《文化批评提供精神定力》，《天天新报》2012年3月27日。

[4] 参见赵汀阳：《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日。

[5] 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6] 尹鸿等：《众说郑洞天》，《当代电影》2006年第4期。

[7] 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8] 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第146页。

[9] 吕澎、黄专：《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上海采风》2014年第10期。

[10] 厉震林：《论戏剧评论的“四化”建设》，《福建艺术》2014年第4期。

[11] 厉震林：《论戏剧评论的“四化”建设》，《福建艺术》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