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位的结合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独子。他从少年时代就接受着严格的加尔文派教育，可是他本人对该教并没有过多好感。他在经济上不算宽裕，加之老师严格的管束，因而长期觊觎英格兰的王位。在他取得英格兰王位之前，这顶皇冠的归属一直悬而未决。埃塞克斯同罗伯特·塞西尔争夺权力和王冠的斗争，随时可能激怒同詹姆斯只有断断续续联系的伊丽莎白，如果她一气之下采取果断行动，詹姆斯就会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现在看来，一切似乎已成定局。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后的紧张局势下，塞西尔是他的盟友和得力的助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下，他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4月，他从容不迫地从荷里路德宫前往伦敦。

他是不熟悉情况的外族人，统治英格兰的能力尚待考验。特里维廉写道：“詹姆斯对英格兰以及其法律一无所知，在纽瓦克有一个小偷被当场抓获，他下令不经过审讯而仅凭他的一句话就把小偷绞死。”这个死刑命令并未被执行。詹姆斯对他的加尔文老师的政治观点不屑一顾，对于国王的地位以及君主统治国家的神圣权力也有自己固有的看法。他是一个学者，并自诩为哲学家，一生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专著。他的著作从抨击巫术和烟草，到阐述抽象的政治理论，涉及了许多方面。他带着固有偏见和善于说教的弱点来到英格兰，然而此时。英格兰正在经历着变革。随着都铎王朝的终结，人民对于君主无条件的顺从也就此告终。西班牙对英国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英格兰王位同苏格兰王位的结合使外部敌人在不列颠岛上失去了盟友，甚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都铎王朝曾经利用乡绅阶级同旧贵族抗衡，并且把地方的统治权交给该阶级，因此乡绅阶级在都铎王朝结束后感到自身积蓄了很强大的力量。外患消除后，英格兰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一个强大的阶级跃跃欲试，也要参与国家的管理。另一方面，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权利并非毫无争议，所以国王的神圣权利又重新被搬了出来，以加强他的地位。原先确定这个权利是为了巩固国家的主权，反对无所不在的教会势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怎样调停拥有神圣权利统治国家的国王和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议会之间的关系呢？

比这些重要问题更加严峻的，是一场即将来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抬高了物价，欧洲各地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而王室的岁入是固定的，因此它的实际购买力在逐年下降。伊丽莎白厉行节约，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可这终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宪法问题。谁对税收有最后决定权呢？人人都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国王只能根据人民同意的法律实行统治，不应该把人民不赞成的东西（如捐税等）强加给他们。”但是，并没有人对这条原则进行分析，或者说探索出它的确切含义。如果这是英格兰的一条根本法律，那么它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还是前几代国王对于臣民过于妥协呢？它是英国人生来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可以取消的让步呢？国王是否受法律的约束呢？又由谁来制定法律呢？在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努力从历史、法律、理论以及实践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律师、学者、政治家和军人都参加了这场大辩论。人民见到没有发生王位之争，如释重负，因而更加忠诚甚至是热情地拥戴新国王。可是没过多久，詹姆斯和他的臣民就在上述以及其他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詹姆斯召开的一届议会立即提出了议会特权和国王特权的问题。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措辞恭敬而语气坚定的奏折，提醒国王说，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在议会开会期间免遭逮捕的权利。他们在奏折中还申诉道：“国王的特权可以轻易地与日俱增，而臣民的权利多半是长期原封不动。……据说，人民对他们比较了解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上帝的意旨。”詹姆斯以及他的儿子，对这些反映民意的呼声不予理睬，轻率驳回，并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违反德行。

在此之前，詹姆斯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富翁了。随他来到英格兰的“苏格兰穷光蛋”也迅速地发家致富。宫廷费用急剧增加。不久，詹姆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入不敷出。这就需要经常召集议会，议员们通过频繁的议会会议有了组织起来的机会。詹姆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像伊丽莎白那样通过自己的枢密院官员左右议会。已经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罗伯特·塞西尔同下议院没有直接联系。詹姆斯喜欢说教，常常告诫议员们说，他有进行统治的神圣权利，而他们则有满足他一切需要的庄严义务。

自古以来有一种固有的看法，认为国王应该“自力更生”，王室领地和海关的传统收入应该足以维持政府机构。历届议会都会把关税收入归于国王，除紧急情况外不另外拨款。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詹姆斯不得不强调和重申中世纪国王的征税特权。这种做法激怒了议会。议员们仍然记得，他们不久以前在专利权的问题上对伊丽莎白取得了胜利。幸好法官们判定港口归国王管辖，他有权决定增加关税。这笔收入同封建制度下的拨款不同，它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下议院对法官们的裁决提出异议，詹姆斯却将问题弄得更为棘手，使得这个问题成为涉及国王特权的法律纠纷。这个问题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詹姆斯国王在宗教问题上早有自己的看法。他即位伊始，伊丽莎白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摧毁的清教徒组织就向他请愿。这些反对国教的人希望，既然新国王来自加尔文派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那么就能够支持他们的立场。如果换上一个比较温和的教派，那么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就有可能会使它满意。可詹姆斯曾经饱受苏格兰教会的压制。他意识到，从长远看，加尔文派势必会同王权发生冲突；假如百姓在宗教方面可以自作决定，那么在政治上也同样可以自作主张了。1604年，他在汉普顿宫为清教徒和国教领袖召开了双边会议。他在会议上暴露了自己的偏见，指责清教徒企图“使苏格兰长老会同国王势不两立，就像上帝和魔鬼不能相容一样。……这样，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聚集一起，任意审查我和枢密院以及我们的一切活动。某某会站起来说：‘必须如此如此。’某某则会回答说：‘不，应该这般这般’……我希望你们过七年之后再来向我提出这些要求。到那时候我如果胖得喘不上气来，也许会听从你们的意见。那么就让这个政府干下去把，我以后肯定不会喘不上气来的。我们手上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詹姆斯的这一席话明确说明，他不会对国教做出任何改革。他的座右铭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天主教徒既担忧，也抱着希望，国王的母亲毕竟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处境尴尬，如果教皇允许他们效忠世俗的国王，詹姆斯可能会允许他们在英格兰传教。可是教皇不肯做出这种让步，禁止教徒忠于信奉异教的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折中的办法。欧洲大陆在服从君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詹姆斯也积极加入这场争论。曾经攻击伊丽莎白的耶稣会在罗马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出版大量的书籍，否定詹姆斯的继承权。似乎到处有人在策划阴谋。詹姆斯虽然倾向于容忍政策，但也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凡是拒绝参加英格兰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都要被罚款，他们的教士遭到了流放。

几个天主教徒贵族感到失望和不满，计划趁詹姆斯和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时机，用火药把他们全部炸死。他们希望这次爆炸事件引起天主教徒的叛乱，他们就可以在西班牙的帮助下，于混乱中重塑天主教会的权力。罗伯特·凯茨比是这个计划的主谋，他的同谋是西班牙对荷兰战争中的宿将盖伊·福克斯。他们的一个同谋者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亲戚、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塞西尔也得到这个消息，议会的地下室立即被搜查。福克斯被当场逮捕。伦敦市立刻群情沸腾。詹姆斯召开议会会议，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他假如和忠诚的下院议员们一同遇难将是何等的荣幸。他说，国王总是处于一般人没有的危险之中，只因他明察秋毫，才使大家幸免于难，令人不解的是，议员们对他的讲话漠然以对，听完后便开始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位患痛风病的议员提出的辞职申请，密谋者被逐一逮捕，被施以酷刑后处死。这次新奇的、大规模的叛逆活动使得天主教徒立即受到残酷迫害，也使他们长期遭到全国的痛恨。为纪念11月5日这次逢凶化吉的事件而作感恩礼拜的惯例，直到1854年才从《祈祷书》中除掉。即使在现代，每逢这个纪念日，人们仍然点起营火，大放礼花，美中不足但也还算生动有趣的是，有人举行反教皇的示威活动。

出于英语民族的天赋异禀，这时候出现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清教徒的各种要求遭到拒绝，但是在汉普顿召开的会议即将结束时，清教牧师、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约翰·霍诺兹博士神来之笔地建议修订《圣经》。詹姆斯赞成这个建议。教士和教徒们依靠的《圣经》版本纷杂，有丁道尔版、卡佛岱尔版、日内瓦版和伊丽莎白女王组织翻译的《主教圣经》。这些版本的内容各不相同。有的版本加上了各种注解，弄得面目全非，那些注解反映了门户之见以及教会组织的极端主义论点。每一个教派都使用最有利于自己观点和原则的版本。詹姆斯认为，雷诺兹博士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对《圣经》的曲解宣传，编纂出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版本。几个月之内，在牛津、剑桥和威斯敏斯特，每一处成立两个翻译委员会，六个委员会总共约有五十名学者和教士。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并不在意他们的神学观点和宗教立场。他们迅速接到了有关翻译工作的指示。每个委员会负责《圣经》翻译工作的一部分，完成后由其他五个委员会逐一审查，最后由一个十二人委员会定稿。翻译过程中不允许带有任何的倾向性，除了解释难于翻译的希腊和希伯来词汇或者注明相互参照的条目，也不允许加入任何注解。初步研究工作用了三年的时间，正式翻译直到1607年才正式开始。不过翻译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当时的邮递并不便捷，也没有印刷设备，而且各委员会之间路途遥远，但他们终于在1609年完成了这一使命。十二人委员会仅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定稿工作。1611年，詹姆斯国王的印刷厂出版了《圣经》的钦定英文译本。

这个标准译本产生了迅速且长期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只用五先令就能买到一本，即使在物价暴涨的今天也不超过这个价格。它取代了其他的各种版本，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再出版其他的译本。在开往美洲新大陆的移民船上，几乎没有容纳行李的地方。如果移民们能够携带一些书籍，他们多半会携带《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来还有人带《天路历程》，而他们所携带的《圣经》几乎全部为詹姆斯一世钦定的标准译本。据说，采用英语出版的标准译本就有九千万册之巨。至今它被翻译成七百六十多种语言。目前这个版本仍旧是英美两国的通用版本。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詹姆斯国王的伟大功绩，因其领导了标准版本的翻译和编撰工作。这位喜欢卖弄学问的苏格兰人作出了连他个人都始料未及的贡献。然而完成这部杰作的学者们，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无法缅怀他们。在文学和宗教方面，这些学者为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建立了永恒的联系。

几年过去后，国王詹姆斯同议会的关系越来越不佳。以前都铎王朝比较谨慎地行使国王特权，也从未提出过统治国家的整套理论。而詹姆斯却并非如此，他视自己为老师，把全国的臣民当作学生。在理论上，实行君主专政颇有根据，十六世纪的政治发展也有利于他的专制主张。弗朗西斯·培根是他的坚定拥护者。此人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律师，早年随同埃塞克斯步入政界，在埃塞克斯垮台后又偷偷站到伊丽莎白女王一边。他担任过一系列高级法律职务，最后成为了大法官。他说，国王在法官们的协助下实行开明专制是高效的，但他的这种论调既没有根据，也非常不受欢迎。

随后国王与议会之间发生了冲突，争执的焦点是国王特权的性质和议会法案的效力问题。现代的观点认为，议会的法案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被废除或者没有颁布修正案，谁也无权更改，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唯一方法。然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还尚未形成。都铎时代的法案确实使教会和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似乎无所不能。但是颁布一项法令不仅需要议会的通过，还需要国王的批准。国王如果不召集议会，议会就无法开会；国王宣布解散议会以后，议会也无法开会。除了财政需要，任何人或事都不能迫使国王召集议会。如果国王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财政困难，他可能一连数年都不召集议会。此外，国王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特权，用来应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谁能够告诉国王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呢？假如国王根据国家利益并通过立法程序废除某一项法案的时候，谁有权判定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以大法官科克为首的律师们站了出来，走向了英格兰历史的前台。科克是英国法官中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直白的解答。他说，国王的特权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由法官而不是国王来作出裁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判断，如果由法官确定哪个法令有效，哪个法令无效，他们就成为了英国最终立法人，他们将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审查国王的法令和议会法案的合法性。科克的这种高标准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它们基于古代传统，法庭颁布的法令高于中央政府的法令。科克认为，法律不能由个人随意制定，甚至随意修改，它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是需要人们去发现和阐释它；假如议会法案同法律相抵触，那么这些法案就是无效的。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科克没有站在议会这一边。他为维护基本的法律原则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在英格兰未被采用，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却有不同的境遇。

詹姆斯对于法官的职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官可以在国王特权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做出裁决，但前提是必须倾向于国王。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职责是充当“国王宝座下的雄狮”。法官是国王任命的，由于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们才能占据该职位，所以他们应该像其他宫廷官员一样，服从国王。这场争论始于培根和科克的个人间争执，随之愈演愈烈，科克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法官随时有被国王免职的危险，他们就不可能在国王特权的问题上做出公正的裁决。詹姆斯本来企图笼络科克，把他从高等民事法庭提拔进入最高法院。但詹姆斯此举并未成功，因此，他于1616年将科克撤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见此情景都自觉地站到了国王詹姆斯的一边。

五年以后，科克成为了下院议员。他发现当时最活跃的律师都和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些人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下议院中的乡绅对议会的发展史都知之甚少，也无法提出系统的理论来支持议会的权利，只是感到国王的武断行为和刺耳的论调很不公正。那个时期尽管动乱依旧频发，但仍不失为尊重法律先例和立宪制度的时代。假使律师们都坚决拥护国王，法律界的意见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完全倾向于国王这一边，那么下议院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假如法律先例同他们的主张相反，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承认自己是改革派。可是，过去的律师们开创的先例为他们避免了这种艰难的抉择。科克、塞尔登和皮姆等人即使没有作为律师执过业，但也都在中殿律师学院中学习过法律。他们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精通法律，经常任意解释法律，逐渐自圆其说地提出了一条理论。根据这条理论，议会可以自信地宣布。它为之战斗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国传统的法律遗产。这也为后来皮姆所领导的，反对国王查理的，团结且纪律严明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詹姆斯对反对派的这些活动非常反感。他不想让步，不过他比他的儿子更精明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出在什么时候和解最为有利。他仅仅在财政紧张的时候才和议会打交道。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乌合之众，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见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们的祖先竟然允许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然事实存在了，所以只好忍受这个无法取缔的机构。”

詹姆斯的外交政策大概适合当时的和平潮流，不过也常常同那个时代的步伐发生矛盾。严格地说，他登上英格兰王位的时候，英格兰仍然处于同西班牙交战的状态。在塞西尔的支持下，他结束了这种敌对状态，同西班牙恢复了外交关系。从各方面看，都可以说是一步明智谨慎的行动。重大的斗争已经从公海转移到欧洲大陆。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仍然从维也纳控制着欧洲大陆。帝国皇帝及其表弟西班牙国王的版图从葡萄牙一直延伸到波兰，而且，他们的力量有狂热的耶稣会作为基础，下议院和英格兰全国仍然对西班牙怀有强烈的敌意，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詹姆斯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认为荷兰人是反抗国王神圣权力的暴民。西班牙大使贡多马伯爵在詹姆斯的宫廷内收买了一股亲西班牙势力，而詹姆斯却没有吸取都铎王朝的教训，不仅建议同西班牙结盟，还打算让他的儿子同西班牙的公主结婚。

然而，他的女儿已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伊丽莎白公主嫁给了欧洲大陆新教运动的支持者，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莱茵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伊丽莎白鼓动丈夫公开反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德。帝国法律曾经承认德意志部分地区信奉的新教，哈布斯堡王朝企图迫使这些地区皈依天主教，遭到新教国家君主们的强烈反对。这场风暴的中心是波西米亚，那里傲慢、顽强的捷克贵族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抵制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十五世纪的约翰·胡斯时代，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同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展开了斗争。此时，他们同样无视斐迪南德的权威。1618年，他们的领袖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把皇帝的使节扔出了窗外。这起著名的事件引发了德意志三十年之久的战争。捷克人把波西米亚的王冠送给弗雷德里克，而他接受了，成为了这场反叛运动被广泛认可的领袖。

詹姆斯的女儿虽说已是波西米亚王后，但詹姆斯并未打算为了她而卷入这场战争。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认为同西班牙修好是对女婿最有效的帮助。议会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慨。他提醒议员们说，这些问题都已经超过他们的权限。有人嘲笑他是个懦夫，可是他仍旧不改初衷。他坚定和平信念。他的政策是否明智和具有长远眼光，我们难下判断，不过在当时，肯定是十分不受欢迎的。

弗雷德里克很快就被赶出波西米亚，他的世袭领地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占领。他的统治如昙花一现，因此他在历史上被戏称为“一冬之王”。英国下议院积极主张参战。许多人为了保卫新教的教友慷慨解囊，一批批自愿加入军队的人士也被组织起来。詹姆斯只是满足于同西班牙大使就波西米亚的权利问题进行纯法律性的会谈。他坚持认为，只要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王族联姻，就能够同强大的国家保持和平。这个计划不应该受到大陆上任何突然事件的影响。假如他作为新教运动的领袖投入到这场刚刚爆发的战争中去，也许这能够换取臣民们的一时拥护，但也会将他本人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议会对于自己批准的军费，必然要求监督其使用的状况，况且也根本不会有多么的慷慨。国内的清教徒也会借机重振声威。此外，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料。詹姆斯似乎真的将自己视为欧洲和平的维护者，他在苏格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这使其厌恶和害怕战争。他此时对要求参战的呼声置若罔闻，继续同西班牙就联姻问题进行谈判。

在这场动乱之中，沃尔特·雷利爵士从伦敦塔里走上了断头台。此举是为了讨好西班牙政府。詹姆斯即位时，雷利就被监禁起来，当时的罪名是策划以詹姆斯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亚特来取代詹姆斯的继承权。这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的，雷利受到的审判肯定是不公正的。他向往在奥里诺科河发现金子，因此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还抱有希望。1617年，他的所有理想化为泡影。为了这次探险，他被特赦，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他在这次探险中，唯一的失误就是冒犯了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总督。以前的死刑判决因而再次发挥效力，1618年10月29日，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政府这一举动传递了其奉行绥靖政策的信号，为英国同西班牙的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此种做法使得国王詹姆斯和英国臣民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鸿沟的形成还有更多其他原因。

詹姆斯喜欢漂亮的青年男子，这大大降低了他本人的威望。他的得力助手罗伯特·塞西尔去世以后，宫廷受到的几则丑闻的连续打击。他的宠臣之一，被他任意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的罗伯特·卡尔卷入一场投毒阴谋，作案的显然是他的妻子。而詹姆斯对卡尔有求必应，因此在最开始的阶段对其罪行引发的争议置若罔闻。他随后发现，已经无法再保留卡尔的高级职务了。代替卡尔的是仪表堂堂、聪明伶俐、爱好浮华的青年，他的名字叫乔治·维利尔斯。此人不久被封为白金汉公爵，获得了詹姆斯的宠信，成为宫廷里掌握实权的人物。他还同威尔士亲王建立了深厚且让人羡慕的友谊。他坚决支持同西班牙的联姻政策。并且在1623年他同威尔士亲王一同出访西班牙马德里，这是一场浪漫的相亲之旅。他们那种有失体统的举止并没有博得一向注重礼仪的西班牙宫廷的好感。更主要的是，西班牙人要求英国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詹姆斯确信议会绝不会通过。西班牙人拒绝替詹姆斯请求罗马帝国皇帝将莱茵候选国交换给弗雷德里克。最后，詹姆斯的理智占了上风，他宣布说：“我绝对不会用女儿的眼泪换取儿子的婚姻。”同西班牙的谈判至此宣告失败。由于形势使然，威尔士亲王以及所有对西班牙不再抱有幻想的同伴不能立即启程回国。为他们护航的英国舰队只好在桑坦德等待，英格兰焦急地等待着。威尔士亲王最终安全抵达朴次茅斯，没有同西班牙公主结婚，也没有动摇对新教的信仰。当这个消息传遍全国时，各阶层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英国人抱着同西班牙及其一切势力对抗的强烈愿望，如有必要则不惜一战。他们为当年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击垮西班牙舰队的壮举而自豪，也为天主教徒崇拜偶像的严重陋习而担忧。福克斯在1563年发表的《英雄传》仍然广为流传。它教导人们要把舍生忘我、见义勇为当作自己无上光辉的神圣职责。伦敦的大街上熙熙攘攘，马车上载着点燃篝火所需的木柴，欢乐的火光映红了伦敦的天空。

詹姆斯国王和枢密院在亲西班牙的道路上已然走得太远，突然停下必然会造成不小的震动。深陷其中的枢密院对国王说，白金汉公爵由于缺乏耐心和举止傲慢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把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白金汉公爵的举止不当，否认西班牙宫廷的无礼之处，还认为西班牙在莱茵候选国问题上的态度无可指摘。白金汉公爵和查理亲王则力主战事。詹姆斯起初有些动摇，他说自己是一个曾经对政治有自己见解的人，而此时他已经老了。此时，他最宠爱的两个人却要求他采取同自己的看法和过去的行动完全相反的政策。

在这个关键时刻，白金汉公爵摇身一变从国王的宠臣，变为一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家。他全力劝服国王詹姆斯，同时也获得了议会和人民的支持。他采取一系列步骤，承认议会的权利和权威，作出的让步之惊人，创兰开斯特王朝之先河。都铎王朝不许议会干涉外交事务，而詹姆斯则继承了这一传统，效仿都铎王朝的做法。而这位国王的宠臣却邀请了上、下两院的议员发表各自的意见。他们立即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认为继续同西班牙谈判有损国王的尊严，也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更不符合王子和公主的利益，也违反了之前同盟国订立的条约。在这个问题上，白金汉公爵毫无隐讳其与王子的分歧。他公开明确地表达：他只奉行一条准则，而詹姆斯国王则认为可以奉行两条不同的政策。他并不总是毫无主见顺势而为，而是他也要表明自己的主张，宁可承担悖逆国王的罪责。

议会对于这种局面感到满意。此时为即将爆发的战争筹措军费是当务之急。詹姆斯和查理亲王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回莱茵候选国。但是议会只希望对西班牙发动海上战争，以便夺取从东、西印度群岛运来的财富。下议院对国王的战争目的持怀疑态度，批准的军费不及国王要求的一半，并且对军费的使用订立了严格的条件。

白金汉公爵此时在议会拥有很大的声望，他利用此优势趁机击败了他的政敌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当时克兰菲尔德已经被授予米德尔塞克斯伯爵，是当时英国正炙手可热的新贵之一。他是一个靠财富登上政坛高位的商人，而此时他受到议会的弹劾而失去了财富与地位，锒铛入狱。议会对培根也使用过弹劾这一武器。他在1621年被控以贪污罪，失去了国务大臣的官职，被迫缴纳罚款并遭到了放逐。在许多重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弹劾这一武器不会被束之高阁。当时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只不过白金汉公爵和他亲密的朋友查理亲王熟视无睹罢了。

同西班牙的婚事刚刚作罢，白金汉公爵便着手从法国为查理亲王物色一位新娘。他和查理亲王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曾经路过巴黎，亲王被玛丽·德梅迪西德女儿、路易十三德妹妹昂里埃塔·玛丽亚的美貌所打动。她当时年仅十四岁。白金汉公爵发现法国宫廷尤其是玛丽太后赞成这门亲事。如果查理亲王同新教国家的一位公主结婚，国王就会同议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但英国统治者的内心却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除了西班牙公主，法国公主是唯一的选择。英格兰怎么能单独对付西班牙呢？如果不能依靠西班牙，那就唯有寻求法国的支持。国王詹姆斯希望看到儿子的婚礼，他说他只为这个儿子而活着。1624年12月，他批准了婚约。三个月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第一代国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