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谈论20世纪西方史学绕不过法国史学，当然不仅仅是《年鉴》所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法国人文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带来了观念的变革。但如果要对20世纪法国史学的变化作追根溯源的探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19世纪的后三十年。那是1870年德意志击败法国时期，战役首先给法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耻辱与道德危机，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就把这个事件视为公民意识、道德与思想松弛的征兆，并倡言法国人应报复德意志。但与其时的德国相比，法国的科学与国民教育的薄弱是不言而喻，又何谈报复?因此，教育或者说大学所应承担的任务就变得更为紧迫而繁重。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可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不仅是因为史学家帮助它们制定了一系列有利的教育政策，关键在于法国的战败创伤赋予历史学科以特殊的重要性。法国不仅要从过去当中寻求安慰，同时还要在思想上重新武装民众。勒南、泰纳(H.Taine)、迪律伊(Victor Duray)、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与莫诺(Gabriel Monod)等历史学家在对大学课程的重新设置上可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重新修订课程计划，以便突出学科专业训练;借鉴德国的“习明纳尔”(Seminar)制度来研究学术等。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法国的历史研究受德国影响比较深。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德国的历史研究就是法国的一个典范。
首先是迪律伊，他受米什莱等历史学家的影响比较深。就学术上的贡献而言，他不仅撰写课本，还研究并出版了《罗马史》、《希腊史》、《法国史》等。更值得注意的是迪律伊任教育部长期间所倡导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借鉴德国经验对历史学科所进行的改革，这为后来的史学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迪律伊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止这些，他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追随者如莫诺、法尼埃(G.Fagniez)等。后两人曾效仿德国的济伯尔创办《历史杂志》，而于1876年创立法国的《历史评论》，以贯彻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历史教学计划。刊登的文章主要以实证科学与自由讨论为主，其大体风格在今天的《历史评论》中都可以看出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变动。《历史评论》的创立曾影响了20世纪初的法国大约十几个历史评论刊物的创办以及历史学会的组织。史学在这种“实证主义”时尚风气下变得更为“科学”，而少了综合性。这就为后来的法国史学观念更新提供了突破口。
除了莫诺之外，拉维斯受迪律伊的影响也很深。他先任迪律伊的秘书，后来接替德·古朗治在巴黎高师的职位，旋即又出任巴黎大学教授，并于1904—1919年任巴黎大学校长。拉维斯除了对大学教育进行改革之外，他还着重对历史教科书进行重新撰写。因为他认识到历史教育在武装民众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一边撰写小学课本，一边编纂官方民族史——《法国通史》(18卷)、《当代法国史》(9卷)等。在他以及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的推动下，历史学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起了学术威望，并试图从文学与学术的冲突中分离出来，以成为一门自律性的科学。于是方法论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
而在当时作为方法论教科书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1898年)。该书的作者们反对“历史是一门科学抑或是艺术;历史的职责与功用何在?”等话题的探讨，转而主张要学生“如何批判性地阅读文本”，并且作者们坚信:“研究者只要从文献资料中收集事实就可以得出一幅与过去事实相接近的画面。”不言而喻，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所倡导的方法带有实证主义的特征，特别是拒绝对历史变革作出相应的解释/理解。因为这本书影响了“法国的几代学生”[1]，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解释/理解对于历史来说是毫无益处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法国史学带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诸如卡波内(Charles Carbonell)反对这样一种概括，而更愿意称他们所代表的研究趋势为“方法论学派”(école méthodique)。不管对他们该如何称呼，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时期，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等人的研究代表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在方法论上、实践目标上都是强有力的模式，一种有许多人追随、效仿的范式。但是此后很少有法国历史学家写出一部具有《史学原论》这样广泛影响力的教科书。
另外，一些新学科在学术体制中也找到了其相应的位置，并获得了学界同仁的认可，尽管认同程度不一，如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首先，地理学在法国传统中与历史学家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地理学有诸多实用性，但在殖民运动的压力下，民族主义情绪的阻碍下并没有在学术界获得正统地位。而要谈论这门科学的最大贡献者，非维达尔·拉布拉什(还有后来的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莫属。他编制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专业词汇等，力图把地理学改造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富争议性的乃是社会学。说其引人注目，是因为涂尔干以一套严谨的方式，整理出一系列概念供学者使用。特别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的出版，使得社会学在学界中获得了正统地位。说其富有争议性，乃是因为这门学科并未真正地在大学体制中占一席之地，因为社会学先以教育学(pédagogie)，其后又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更令人惊异的是涂尔干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他于1902年才在巴黎大学获得教席。这种尴尬的局面可以看作社会学处于困境之中的一个象征。
在反实证主义的潮流中，哲学界以柏格森为代表;社会学界以涂尔干为代表;历史学界以西米昂(Fran
ois Simiand)以及受过柏格森影响的贝尔(Henri Berr)为先驱。
作为涂尔干的高足，西米昂通过一系列研究对地理学家以及实证主义史学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如《工资、社会演进与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研究》(1932年)、《16—19世纪价格一般运动的研究》(1933年)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03年的《历史综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文章对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方法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呼吁历史学家应摆脱三大偶像——个人偶像、政治偶像、编年偶像。西米昂认为，历史作为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来说，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历史只能通过接受其他科学的认识论标准才能达到科学的地位。史学家不应该继续把时间局限于线性编年上，而是应该把它视为一个研究变化、表现“存在”的实验场，并且在这个实验场中，人们可以用共时或历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事实”(les faits sociaux)。总之，西米昂以“社会事实”的概念为名向实证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挑战。不幸的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西米昂对历史的认知依旧隶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
除了其著述外，由西米昂创办的《社会学年鉴》也对后来的历史学发展，特别是《年鉴》主张的提出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学年鉴》旨在于打破学科间分界的僵局，并对科学的根本前提进行反思。作为巴黎高师的学生，费弗尔与布洛赫后来谈道:“二十几岁时，我们带着崇拜与本能反抗的情绪拜读了《社会学年鉴》，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不断修订与改写其概念框架的努力。此概念框架常因涂尔干及其合作伙伴在公开陈述、讨论与阐述中被一卷卷地重构。”[2]最为重要的费舍尔等是把“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学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关注所建构的研究对象，坚持使用计量与比较的方法，希图统一“人文科学”的决心仍在于受到《社会学年鉴》的启发。此外，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在于，历史学不仅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都是围绕历史学这一关键学科而组建的。这种情况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仍没有得到改变。
除了西米昂外，贝尔对后来法国，甚至西欧的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容低估，特别是其《历史学中的综合》一书中所阐述的“历史综合”理论。
贝尔在《历史学中的综合》中寻求建立一个综合统一的历史概念。他认为历史学若要成为科学并且为现实提供可行性的解释，那么它就必须“包含人类生活的一切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在贝尔看来，我们只有把历史描绘为人类事实的总和才可以认清过去的历史画面。但是这种总和并不是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应该对资料进行系统地论述以及科学地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认清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
如果说《历史学中的综合》是其历史思想的一种阐述的话，那么贝尔于1900年创立的《历史综合杂志》就是其历史思想在实践上的一个体现。自不待言，《历史综合杂志》对后来历史学的发展包括费弗尔、布洛赫等历史学家的观念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例如，此时的费弗尔与布洛赫经常给《历史综合杂志》投稿，并且在《年鉴》创立后仍同贝尔以及《历史综合杂志》保持密切交往。另外，除了历史学家，《历史综合杂志》还跨越学科界限，同时向各类投稿者开放，并且留心当代社会变化、发展，置历史学于知识“综合体”的中心。这种把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的中心对今后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历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历史综合杂志》与《社会学年鉴》外，《社会经济史季刊》对今后史学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不可忽略，特别是对《年鉴》的影响。1929年1月《年鉴》创刊时，其标题就是取“经济与社会史”一词，把“社会”置于优先研究地位，并且历史学转变的中心即是研究“社会”的多样性(它通常由时代精神而引起的)[3]。也正是社会这个词语符合《年鉴》统一人文科学的雄心。正如费弗尔后来谈到的那样:“像‘社会’这样一个含混的词……用来作为一份并不想画地为牢的杂志的名称似乎是再理想不过。”并且从后来《年鉴》所刊发的一系列研究信息，对当代现实，特别是正在经历快速转变的社会进行反思而言，它们与《社会经济史季刊》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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