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政权与“巴西奇迹”

如果说，巴西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始作俑者是咖啡种植园主和咖啡出口商，第二阶段的推动者是工业资产阶级，那么巴西工业化第三阶段的主角则是从幕后走上前台的军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正值巴西军人政权时期，也是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这一阶段出现的“经济奇迹”，不仅造就了巴西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打造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还极大地提高了巴西在国际上的地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巴西现代化飞跃阶段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即经济奇迹与政治专制并存，军人独裁与专家治国并存，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富悬殊扩大并存，外交独立与对外依附并存。

（一）军人从后台走上前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西开始奉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建立了民族工业体系，工业化、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显现出严重的缺陷：当国内消费品市场被民族工业品填补之后，当消费品进口替代过程完成以后，工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市场不足；当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与参与时，造成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严重影响市场经济效率；对资本货进口实行补贴的做法，对本国技术创新和减少对外依附极为不利；汇率高估使初级产品出口逐渐萎缩，等等。到了60年代初，这一内向型发展模式已导致一些新的棘手问题：恶性通胀高居不下、国际收支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经济增速减缓、工人失业增加等，巴西经济陷入停滞不前和衰退之中。这种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与政局动荡。伴随工业化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扩大自身权益，尤其代表下层劳动群众的左翼力量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提出进行激进的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而由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右翼对左派的激进主张与民众运动十分不满，对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及其效应深感恐慌，试图对左翼强力压制，但又力不从心，于是只得求助野心不断膨胀的军人出面干预。而此时的巴西军人早对近20年的文人政权不满，认为要使巴西迅速摆脱不发达的落后状态，恢复社会有序，必须诉诸非常的违宪手段，按照军人思维与方式来治理巴西。正如儒瓦雷斯·塔沃拉将军所言：“1930年我们没有直接控制政府，行为克制。我们计划是推举文人执政，并影响他们。但这只是一个幻想。他们不久就把我们推到一边，结果证明不能完成我们已计划好的任何事情。”于是1964年巴西军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激进的古拉特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

（二）巴西经济奇迹

从1964年到1985年先后主要出现布朗库（Castelo Branco）、席尔瓦（Costa e Silva）、梅迪西（Emilio Medici）、盖泽尔（Ernesto Geisel）和菲格雷多（Joao Oliveria）五个军人政权。这些军人政权，继续高举“发展”大旗，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提出“高投资、高增长”、“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将巴西现代化推向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发展阶段。

经济上，实行专家治国，将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造就了举世瞩目的“巴西经济奇迹”（Brazil's Economic Miracle）。具体说来，军人政权在经济专家们的指导下，抓住此时世界经济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有利时机，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布朗库政府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对出口工业品免征关税，对出口企业采取奖励和补贴性贷款，简化出口手续，从而扩大了出口。席尔瓦政府和梅迪西政府更是将扩大出口和出口多样化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政策。从1968年对货币克鲁塞罗实行小幅度贬值制度，建立“出口走廊”，增加向美欧传统市场的出口外，还努力扩大对非洲、亚洲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出口。出口扩大、贸易关系多样化，逐渐改变了巴西经济结构，推动工业从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进而推动工业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上升为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同时，通过颁布《银行法》、《资本市场法》和《货币纠正法》，建立“全国货币委员会”和“中央银行”等新的国家金融管理机构，不仅加强了国家对货币与信贷的控制，平衡了货币供求关系，维护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放宽了对外资外企的限制，鼓励外资直接投资设厂，引导外资对汽车、手表、电子、光学仪器等新兴工业投资，外资的大量引进为工业化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充裕的必要的资金。同时，各级政府大量举债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继续对基础工业和战略部门实行国有化。军政府还于1964年成立“亚马孙地区开发计划管理局”，采取一种军事式非常手段，加强对亚马孙等内地大规模开发，为工业发展拓展了国内市场。

政治上，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在为现代化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断裂和退步。1964年4月9日，巴西最高革命委员会颁布第一号制度法，对《1946年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宣布“授权”军人执行制宪的权力，规定总统拥有很大权力，有权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有权提出财政预算草案，有权解除任何人的职务；军人集团有权剥夺任何人的政治权利，撤销任何议员的职务。第一号制度法不仅确立巴西军人集团的制宪地位，而且赋予军人总统极大的权力。1964年第二号制度法，又授予总统立法、宣传、干预州事务的权力，规定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1966年第三号制度法结束州长普选制，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967年宪法》基本取消立法机关立法权和最高法院司法权，军政府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1968年第五号制度法宣称为了“捍卫国家必要利益”，授权总统解散议会、关闭州议会、中止宪法、取消议员资格和停止公民政治权利等特别权力，允许军政府干预各州和各市的事务。因此，这一法令标志着巴西正式建立起高度专制的军人独裁统治。同时，军政府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检审制度，人们的言行、集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工作者遭到逮捕和迫害，社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外交上，将防止共产主义威胁视作重要的目标之一，恢复与美国“自动结盟”的传统外交，逐步发展多元外交政策。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对前任的古拉特政府的“红色外交”甚为不满，认为疏远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十分危险；认为国际政治舞台是东、西两大集团斗争的场所，无中立可言；承认美国是自由世界“无可争辩的领袖”，因此布朗库政府一上台就断绝与古巴的关系，主动恢复与美国的“自动结盟”，支持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甚至派兵参加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盖泽尔军政府逐渐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不结盟政策，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逐渐重视发展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重视发展同非洲、亚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阶段，由于实行了“军人管秩序、专家管经济”的较为高效的统治模式，致使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65-198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0%的速度增长，尤其1968-1973年GDP增长率年均高达10.1%以上，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2.2%。这两个数据不仅高出当时全世界平均水平，也高出发达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巴西从资本主义世界第15大经济体跃升为第八大经济体。这些非凡的成就被世人誉为“巴西经济奇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工业化数量与质量均有大幅提升，1951-1980年30年间，有11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31%增到37%。工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1973年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轻工业，一批现代化工业部门（如：石油化工、电子、核能、飞机制造、军工生产等）迅速兴起，一个门类较齐备、较为现代的巴西工业体系终告形成。

（三）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所谓“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巴西依靠国内积累和充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以“增长点”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推动工业化进程从消费品工业向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资本货工业转移，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鼓励出口，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并通过宏大的发展计划和高增长指标来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它实质上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的局部修正与发展，属于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和巴西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

1964年军事政变后，巴西军人执掌政权。军政府确定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工业化快速让巴西摆脱经济落后状态，即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这一目标与前期的巴西政府的目标并无二致，因此，军政权继续执行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到60年代初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因此遭到来自“左翼”或“右翼”的各种批评。甚至连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普雷维什也指出：“以非常严厉的进口限制（或禁止进口）为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已适得其反”，“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减少脆弱性的国家已表明自己陷入了一种新的脆弱”。库比契克总统在1961年即将卸任时指出：巴西“有必要采取后进口替代政策”。总之，60年代初世界经济与贸易形势的发展和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内向型战略的种种批评，促使巴西军政权对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修正和扬弃。

细究起来，军政府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此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点在于它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继续。如：保留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对资本货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加以控制；继续大量出口初级产品，以便为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提供所需的大量外汇；继续发挥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作用。不同点在于它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修正和发展，一是改变工业化活动的内向性，强调利用外部市场，注重制成品出口，将内向型经济战略变为“更加开放的经济战略”；二是放弃纯粹依靠国内搞发展的模式，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出口。因此，这种对内向型战略的继续和修正的新战略被称为“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为了实施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全面推进、整体发展方针”，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与干预。先后制定了三个宏大的发展计划：1968-1970年发展规划、1972-1974年政府行动的基础和目标、1972-1974年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巴西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第一，拓展国外市场，扩大对外经济关系。这是巴西60年代战略修正和调整的中心环节。早在60年代初，巴西就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政府把扩大出口和出口多样化作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为此，采取了向出口企业提供财政刺激的政策（包括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出口补贴等），简化出口手续，建立“出口走廊”，通过水陆联运系统和港口设施现代化，直接将出口商品产地和出口港连接起来，为出口商品的产销提供“绿色通道”。1968年开始实行克鲁赛罗小额贬值政策，以增强巴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结果，出口额明显增加，出口创汇增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不过出口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仍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制成品出口比重仍然较低。

第二，确定“拳头”产业，力争以点带面。巴西政府将制造业、采矿业、钢铁业、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当作发展的重点，冀图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在制造业中，飞机制造、汽车和电子电器工业被视为是“重中之重”。70年代是巴西飞机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巴西轻型飞机制造很快跃居世界前列。同时，汽车业发展突飞猛进，产量和出口创汇增长迅速。为了加快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加快开采铁矿资源。1963-1977年铁矿砂生产和出口增长4倍。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公路运输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通过全国公路现代化计划，优先修建了边境城镇的国际公路干线和州际公路干线，修建了横贯东西的亚马孙大公路和纵贯南北的贝伦——巴西利亚公路，因而60年代末被称为“公路时代”。此外，通讯事业也迅猛发展起来。1967年设立邮电部。1972年巴西电讯公司成立。1969年巴西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1974年建成全国电传网。因此巴西通讯事业迅速地迈入现代化时代。交通运输的改善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联系，推动了全国经济整体发展。

第三，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缩小地区间的差距。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影响，疆域辽阔的巴西实际分成了“两个巴西”：“发达的沿海巴西”和“落后的内地巴西”。两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鲜明对比。开发落后内地，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贫富悬殊，因此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中西部高原上的巴西利亚。60年代巴西历届政府将开发落后地区作为推动全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将东北内地、北部亚马孙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列为开发重点。巴西政府于1964年建立专门开发管理机构——“地区性开发特别协调部”，随后又陆续建立东北部、亚马孙地区、中西部和南部四个开发管理局。同时，还成立地区开发银行和特别基金，为开发计划的实施提供资金来源。对于某些特别地区和优先发展的部门给予优惠政策和优惠待遇。此外，通过设置自由贸易区和移民垦殖区来带动地区的发展。通过开发落后内地，巴西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

第四，在调动国内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充分利用国家资本的经济实力，大力兴建国有企业，加大固定资本的投资。1966-1975年新建国家资本企业210家，占整个国营企业数目的3/5.政府还对本国私人资本企业给予支持和保护，因而私人投资水平明显提高。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将外资视作本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调整对外国资本的政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1968年颁布法令，修改古拉特政府关于禁止外资利润外流的法案，允许外资企业以优惠汇率汇出利润的10%。为了引进外资，政府不仅同美国签订投资保证协定，同外资合资建立股份公司，而且更主要的是直接向国外官方资本和私人资本借贷，且以私人资本为主要借贷渠道。1968-1974年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27.8亿美元，其中4/5集中在制造业。大量资金的流入为工业化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显然，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军政府实行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首先，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各种国民经济指标显著增长。1964-1974年10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达10.2%，尤其1968-1974年工业、交通、商业年均增长高达11%以上，人均产值增长超过7%，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是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次，巴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产业结构中，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由1960年0.9:1变为1975年的2.69:1，工业超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显著上升。在工业结构中，1974年，轻工业与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0.3%和59.7%，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在劳动力构成中，1960年从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分别为52.1%、18.4%和29.6%，到198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31.2%、26.6%和42.3%。在城乡人口构成中，1970年城乡人口比例为54.92%比45.08%。最后，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有所变化。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深入，一个具有活力的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人集团和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技术官僚”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联盟，军政权的“专家治国”方略加强了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地位。此外，医疗卫生、国民教育、住宅条件、物质消费等有较大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改善。

（四）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缺陷

如上所述，军政府实施的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本身来看，这是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战略，尽管军政府有所修正和扬弃，发展成为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不仅本身固有的缺陷暴露无遗，又增添新的弊端。其一，由于片面追求高增长，超过国力所能及，造成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严重依赖。尤其70年代对外部市场的工业原料、机器设备的依赖进一步加强。1969-1973年间，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货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3.3%上升到40.1%，化学产品、有色金属等中间产品的比重从9.5%增至25.4%。其二，强调“举债发展战略”，过度依赖外资的“高投入”，造成庞大的外债负担。军政府充分利用外资，且以借贷资本为主，导致外债负担急剧增加。1968-1974年间巴西未清偿的外债总额由37.8亿美元增加到176亿美元，短短6年间增加了3.66倍。由于私人银行贷款附加条件限制少，使用私人贷款成为巴西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大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1968-1973年间私人资本激增6.2倍。特别到了7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剧变，石油危机再次爆发，国际利率提高，巴西外债负担越来越重，终于在80年代初演变成一场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其三，选择能源消费结构失误，造成严重依附进口能源。巴西虽然是一个煤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却趁6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低廉之际，选择了以石油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石油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重从1966年32.8%快速增至80年代的50%。然而由于国产石油甚少，8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猛涨后，巴西进口石油费用急剧攀升，从1973年的7.7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100亿美元以上。为了维持石油消费结构，巴西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来进口所需石油，严重增加了外债负担。其四，“重工轻农”、“以农养工”，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自30年代到70年代末，不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都不言而喻地是以发展工业为中心，强调工业至上，农业被置于从属和依附工业的地位，甚至出口农业的收入还被用作工业发展资金，形成“发达的”工业和“萎缩的”农业。尤其军政府时期，巴西农业几乎停滞不前，1965-197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9.7%，而农业只有0.4%。滞后的农业不仅影响了巴西粮食的生产，而且制约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最终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五，政府制定的计划过于繁多、宽泛、庞大，难以一一落实。应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无数个具体计划来加以落实，然而由于计划过于繁多，以致无法逐一实施，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工程项目周期过长，见效缓慢，非一届政府所能完成，引起人力、财力浪费和效率低下。

总体说来，从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50年间，巴西实行的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战略，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所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对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主动顺应，对于推进巴西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进口替代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的作用至少70年代以前一直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债务危机使巴西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停滞了十年，但是总的说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不过，应该承认，两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从战略本身看，既有显著的绩效，又存在严重不足。随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巴西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和弱点明显暴露出来，脆弱的经济终于在外界的冲击下跌入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